宋如华：中国的比尔盖茨

宋如华，1962年4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县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留校任教七年之后，下海经商。按照本章主题，其创业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从事软件研发等生产性企业家活动；后期把托普集团演变成一家靠“口号”、“概念”为噱头来谋取利益的公司。由此，从一个朴实的大学教师彻底转化为狡黠的商人，他的创业经历（由生产性企业家活动转变为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验证了鲍莫尔企业家理论下的“社会报酬机制决定了企业家才能的配置”。

1.生产性企业家活动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本土IT基础产业的发展初期，IT业对国内来说还是一个很新的产业，市场广阔，潜力巨大，一旦涉入成功将取得难以想象的暴利。正是这样的商业制度环境的利益诱惑下，宋如华离开了其任教七年的学校而毅然下海，选择了软件、选择了IT，选择了与他原学知识——天文物理迥然不同、大相径庭的商业。事实上，宋如华在大学读书时，给自己定了一个“八不原则”：一不出国，二不经商，三不抽烟，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电影，八不逛公园。一个原本不经商的大学教授在留校任教七年之后毅然下海经商创业，这背后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动力驱使他转入新的领域。而这一动力，用鲍莫尔理论来解释的话，便是当时的社会报酬结构。

1992年7月，宋如华率领两名青年教师以5000元资金注册创办了一家名叫“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的企业，托普的英文是TOP，即“顶峰、顶尖、卓越”之意，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中国的比尔·盖茨。一开始靠倒卖电脑起家，后来卖电子显示屏。

让托普完成原始积累的项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994年10月，成都金牛区税务局想向托普买几台电脑。在交谈中，当局长得知宋如华是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时，便无意中问了一句：“你们能开发自动打印发票的计算机软件吗？”当时正值经商热潮，税务系统整天为日日猛增的计税事务忙得焦头烂额。国家税务总局也专门下过文件，要求“在20世纪末，全国各税务局、所均要实现从申报、登记、开票、会计的计算机化”。然而，国内几乎没有一家计算机公司有成熟的产品提供。在税务局长的提问之后，宋如华大胆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签下了合同。3个月后，托普计算机自动计税系统1.0版诞生了。很快，别的地区的税务部门得知了这一信息，并主动上门来找托普，宋如华也认清了这一巨大的商业机遇。宋如华和他的托普公司靠自主研发出的计税软件系统开始走俏市场。这个时候的宋如华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了，公司业务也蒸蒸日上。到这年年底，托普的税务软件销售收入就达到4000多万元。

从原来的倒卖电脑起家，从一家只卖电子显示屏的小公司开始，宋如华通过自己的苦心经营，使托普公司迅速兴起。也正是凭借自主创新研发计税软件系统，使宋如华在商业的大洪流里开始激流勇进。这正是鲍莫尔企业家理论中的企业家生产性活动才能的配置理论表现。宋如华在此刻可以说在生产性活动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2.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

本一心想要做中国比尔·盖茨的宋如华最终没能做成，导致这种转变的重要因素便在于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的一项政策。当时国家税务总局要求对各地税务局自行上马建设的计算机税务系统进行限制，而必须由国家启动统一的“金税工程”^[16]。而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宋如华和他的托普来说是致命的一击。半年后，托普公司的业务全部萎缩，数百万元应收账款无法收回，陷入经营困境。宋如华对此显得手足无措，几乎没有任何力量挽救。他开始从计税软件系统转移目光，重新搜索新的项目。就是这重新搜索新项目，彻底改变了宋如华的企业家才能配置方向。尽管他依旧选择IT业（因为IT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回报），但已经只是利用“软件园”概念来获取支持（因为他发现“概念”比实业研发能获取更大的回报，而且更快、更容易）。

1997年3月，宋如华在四川省郫县红光镇选了一块100亩大小的菜花田，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宣布托普要建立一个“西部软件园”。此举引起了各方的一致好评和热烈欢迎。当时正值全国掀起信息化建设的热潮，宋如华这个提议正好迎合了四川省各市县政府的政绩需要，因而，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托普仅凭一个“西部软件园”口号，便在一夜间摇身变成最受欢迎和最值得期待的高科技企业，各种优惠政策、社会荣誉都浇注到宋如华和他的托普身上。

在商海里苦心经营实实在在的软件产品，最终却因国家政策彻底改变命运；之后，仅凭一个口号、一个模糊的软件园概念，竟引来如此强烈的热捧。宋如华发现，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神奇，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他意识到，财富钟摆已经摇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时若不及时伸手，将遗憾终生。巨大的利益反差促使宋如华决心将概念生产进行到底。

1997年，宋如华向四川省省委书记和省长提出希望上市。尽管在那时候民营企业要想直接上市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在省领导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四川省自贡市长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这个“壳资源”。1998年4月，托普入主上市公司“川长征”，借壳上市，更名为“托普软件（000583）”，将主业调整到计算机软件、网络集成等高科技项目，企业业务重组后股价一路攀升。按照公告内容，在这次收购案中，托普受让川长征48.37%的国家股，需支付1亿元左右的现金。其中7791万元是川长征高价购买托普股份，其余近3000万元，自贡市国资局“全部借于川长征用于未来发展之需”。也就是说，托普收购川长征，俨然使宋如华从实业家变成资本玩家——宋如华没花一分钱，仅凭一个“希望上市”得到了一家上市公司。

川长征的收购案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它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借壳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个租金百分百的炒作题材。宋如华更不断提出新概念，一会是“托普将进入国家100强企业之列、成为中国三大软件研发基地之一”，一会又宣布将把川长征做成“中国信息产业第一股”。于是，在股市和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机床工厂顿时被披上了一件金光灿灿的“高科技外衣”，让人不可逼视。与此同时，宋如华适时地组建了证券部。就在他的翻云覆雨之下，股价一日三涨，扶摇直上。到1998年4月，股价已创下24.58元的历史新高，涨幅达400%，市盈率近1900倍。

2000年4月，托普软件增发3000多万股A股，净募资9.544亿元，为宋如华纵横资本市场提供了雄厚的资本，还被冠上“中国证券市场最受瞩目的资产重组典型最成功案例”，宋如华也成了股市英雄。2000年，宋如华再借“金狮股份”之壳进入沪市，以托普经营的网站“炎黄在线”作为新公司的名称。2001年3月，托普软件剥离出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资本运作立竿见影的暴利收获使宋如华已无心从事实业经营，“西部软件园”成了他最得意的营销手段，并在全国各地如法炮制。他所运作的方式很简单，就是高调宣布即将投资多少个亿，然后各地方政府纷纷对其加以最热情的帮助扶持，把建设软件工业园所需要的用地低价甚至免费送给了托普。而宋如华随后又用土地向银行套现圈钱。

1999年8月，托普宣布投资1亿元，在鞍山修建东北软件园；仅1个月后，宋如华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后，在江苏常州、南京、无锡，浙江嘉兴、金华、台州，山东威海以及上海南汇等地，一个接一个的托普软件园相继开建。每到一地，当地政府最高首长必莅临开园仪式，众多媒体热烈报道，托普俨然成为点燃各地高科技产业热情的“火神”。为了让自己宏大的软件园规划带有更强的国际化特征，宋如华甚至还在美国注册了一家托普国际，宣称“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附近建立了基地，用于承载技术开发实验点和国际采购的功用”。2009年9月，宋如华富有想象力地向科技部火炬中心提出了构筑“千里软件产业带”的恢弘计划。这个乌托邦式的计划在递交两个月后，居然被正式批准为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托普的高调运作，加上国家部门的深度认可，使得宋如华的跑马圈地充满了大喜剧的轻快色彩。

从1994年6月开始，托普在北京、杭州、天津、武汉等城市设立了8家办事机构；1995年底，托普的销售收入达到4000万元，5年之后，集团的销售收入达到20个亿；2001年，托普通过了SW-CMM3级国际认证，企业跻身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到2002年，托普在全国拿下了27个软件园，占地面积超过1.2万亩。2000年，宋如华在福布斯中国内地前50名首富中列第45位；2002年，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第77位。在这一系列耀眼的光环下，却潜伏着一大危机。托普没有发展自己的核心实业产品，只是到处圈地圈钱，一旦这层真正“面纱”被揭露出来，可想而知，宋如华和他的托普将面临的命运将是截然不同。

2002年，在托普创业10周年庆典之际，宋如华宣布要向社会招聘5000个软件工程师。宋如华还特别指示，要把北京到广州的东南沿海各条高速公路都“包下来”，竖大型的招聘灯箱广告。宋如华企望中的轰动效应即刻迸发，在招聘广告刊发后，中国IT业如同遭遇了一场龙卷风，所有的公司都岌岌可危，生怕自己的人才被托普席卷了去。然而，正是这个“大招聘”给托普引来了强烈的质疑声。因为一次性招进5000名软件工程师，对一个企业来说并不容易。除需要支付巨额的投入支出外，企业的管理也难以一下子同庞大的规模相适应。微软公司中国区的一位人士在接受采访时算了一笔账：按照国内软件业的管理现状，一支5000人的软件工程师团队每月至少应为公司创造出1亿元的销售才能收支平衡，但上一年全国软件业的总产值才300多亿元。况且，整个托普集团只有1500个技术人员，一次性招聘进5000个软件工程师，根本无法管理控制。

在招聘广告发布的一个月后，《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长篇调查报道《托普泡沫》，对大招聘提出了质疑。在实地走访几个托普软件园后，大量事实被报道出来，这引发了一阵又一阵舆论。在常州软件园，除了一幢办公楼和宾馆外，其余楼房都空空荡荡，无人走动；在南汇软件园，只有托普自己的一家合资公司入驻；在绍兴软件园，培训中心被承包成了旅馆，园里的小河段成了当地农民的养鱼塘。此外，托普公司对外大肆宣传的顶尖软件M＋＋Builder，却没人清楚它是什么产品；一家名叫长征网络的公司主营业务只有3227万元，净利润却高达2069万元。此时的托普是一个谜，而这个谜开始让曾经热衷的人们苏醒。

面对诸多质疑，宋如华选择了沉默，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来挽回昔日的声誉与威望。2003年，5000名软件工程师招聘成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托普股价暴跌，一家家银行纷纷追债，债权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各地地方政府也开始竭力收回软件园土地。这一年，宋如华和他的托普公司陷入了巨大的危机之中，没有任何核心产品支撑的托普公司在一瞬间分崩离析。托普科技2003年全年业绩报告显示，该公司由2002年盈利591万港元转为亏损979万港元。同时称其亏损原因主要是市场竞争激烈，导致收入同比降低了74.7%，同时也因为提取坏账准备金等原因。集团经营状况日下也拖累了A股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该公司2003年三季度季报显示，2003年1月至9月，公司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下降74.1%，净利润仅834.41万元，同比减少79.99%。

宋如华试图通过内部整治来度过危机的设想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先后完成了40个基本管理制度的起草和制定，对全国各家子公司的管理职权进行了重新界定，并确定了“物流服务”、“在线培训”和“健康护理”三大业务方向。这些决议，日后都被证明是纸上战略，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回天乏术的宋如华继续游走全国各地，寻找机会。在浙江慈溪，他宣布将打造一个全新的“数字慈溪”；两周后，他又出现在四川彭山县，成立了一家“华侨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他的这些举措，一次又一次向人们表明，托普的核心业务链已分崩离析。这段时间里，宋如华又被媒体发现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失去了政府支持与信任的托普公司，不论宋如华再怎么高调炒作，大肆鼓吹，他原有的营销手段已不再发挥作用。继续依靠IT业务，宋如华已经在资本市场上圈钱乏术。在2003年1月，以20万美元收购的美国壳资源TOPG.OB，本想发展软件业务，但却一直迟迟没有注入实质业务。因为托普自发展以来本身并不具备核心竞争力，它的业绩完全在于宋如华的美妙炒作，其产业、核心产品、管理控制等诸多方面并没有任何高速成长的高科技企业条件。宋如华自从热衷于资本运作后，就彻底抛弃了原有的软件生产、研发、销售业务，充斥着整个托普的就是“到处游说”和“软件园概念”。宋如华早已偏离了当初“要做中国的比尔·盖茨”的目标。

2004年初，银根开始紧缩，宏观形势趋紧，宋如华丧失了一切自救的机会。3月18日，陷入难以挽救的困境之后两年不到，托普软件发布公告宣称宋如华辞去董事长、总裁职务，同时其所持有的托普发展的全部1800万股股票以2元低价转给公司两位管理层虞新友和夏育新。这也意味着宋如华放弃了托普发展所控股的中国内地及香港两家IT业上市公司托普软件（000583SZ）及托普科技（8135HK）。在此次转让后，宋如华控制的托普集团已经正式从IT业脱身。2005年5月，中国证监会宣布对宋如华实施“永久性市场禁入”。

宋如华以2元钱抽身托普，留下的是跨越10省12城市的12家银行间的巨额债权债务，仅上市公司托普软件一家，就通过信用担保及关联转贷骗取贷款22亿元，此外还违规担保累计金额21亿元。四川省银监局称，托普在四川一省造成的银行贷款损失就达20亿元左右。而直到三年后，有关部门仍称：“银行至今还无法弄清楚托普在全国到底办了多少家子公司，有多少关联企业。”

3.小结

宋如华的案例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企业家才能配置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报酬机制。当大商业时代到处潜藏着商业利益，宋如华弃教从商。当“软件园”概念的提出，在当时信息化热潮背景下恰恰迎合了地方政府政绩需求，宋如华便把这种鼓吹行为愈演愈烈。宋如华就是抵挡不住这其中的暴利诱惑，最终毁了托普，也摘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光环。

由于中国政府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改革，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在获得了一定范围的经济管理权力之后，就有动力为本地区进行市场创业活动的人士提供保护和支持，通过扩大本地区的经济总量来提高地方政府和官员个人的收益^[17]。因而当时地方政府考虑到自身政绩，对宋如华和托普表现出极度的热情和扶持。可以说，正是地方政府的过度追捧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宋如华转向非生产性企业家活动，而地方政府的这一动力便源于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财政收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