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不缺少发明和创造，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闻名遐迩，即便到了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也不乏伟大的发明，但这些发明为什么不能成功实现创新呢？为什么不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呢？虽然约瑟夫·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明确了发明与创新的区别，使我们认识到发明并不必然产生创新，因为发明仅仅意味着科研成果，但创新则必须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愿意接受的商品，并尽可能快地扩散出去。在我们接受熊彼特将创新作为企业家本质特征这一思想时，答案似乎十分明了，那就是中国缺少企业家创新能力和精神。问题真的是这么简单吗？鲍莫尔显然不认同，他指出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家是否能够把他们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推动创新，从而加速经济增长。这又取决于经济系统能否为创新提供激励机制。非市场体系给予企业家创新行为的奖赏，往往不能推动经济增长，例如通过巧妙的方式获得国家的庇护、取得垄断地位、违法乱纪、寻租等等。在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有类似的东西，但更多是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反思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来证明，中国都不缺少企业家资源和创新能力，制度真正决定了企业家资源和才能的配置。对中国的历史考察不是本书要研究的内容[2]，本书的研究视角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制度创新是如何有效配置了企业家创新资源和能力，并进而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吴敬琏在为鲍莫尔《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写的序言中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按照鲍莫尔分析框架的启示，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做出如下解释：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央政府在保持原有体制和行政主导大体不变的条件下，实行了一系列变通性制度安排（包括农村家庭承包制、价格双轨制、财税包干制和经济特区），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了缺口，为有创业能力[3]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一次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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