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湖流域水环境与聚落的历史研究

历史时期（甚或当代时期）太湖流域水环境变迁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为丰富，为本书对太湖以东聚落生态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以下试作简单评述。

1980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教研室对太湖以东湖群地区的围垦问题进行实地考察，并发表《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一文^[20]，可谓淀泖低地一带围垦与环境研究的集体性成果。该文指出，太湖地区历史上水陆变迁很大，下游入海不畅，湖群宜于综合利用，而不宜于围湖造田。大量围垦，受水面积必然缩小，一旦太湖洪水暴发，由于本区分洪能力削弱，势必造成大片土地被淹；此外，还会导致湖区蓄水量的减少，致使吴淞、黄浦河道淤塞和水位下降，从而降低吴淞、黄浦的航运价值。从长远考虑，大量围垦，可能导致历史上出现过的湖群再分配现象，这种现象在古代人口稀疏的情况下，影响还不大，如果发生在人口稠密的今天，那将是不可想象的。该文明确提出了土地利用方式与太湖地区水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对将来的趋势进行预测，是十分难得的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区域环境史研究报告。此文的切入点与本书的研究意图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均十分关注区域性的人类活动方式对生态环境构成的影响，并致力于探求人地关系的平衡点。

在太湖流域水环境变迁与相关人地关系变迁研究方面，成果亦相当丰厚。学者们关注的区域范围、具体切入点等，或各有不同，但这些成果累积起来，已使该领域的研究日臻完善，构建起了高水平的学术平台。

谭其骧就上海地区的成陆过程，曾连续发表五篇具有指导性的论文^[21]；张修桂也有见解精辟的三篇论文问世^[22]。这些文章均涉及海岸线推进与该区水系演变状况。魏嵩山著《太湖流域开发探源》、缪启愉著《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均从农业开发的角度研究区域水环境变迁。邹逸麟文《青龙镇兴衰考辨》，从市镇兴衰的角度提出吴淞江淤塞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23]。张修桂文《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则主要从自然地理角度对青龙江河曲的演变与吴淞江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24]。满志敏文《宋代吴淞江白鹤汇与盘龙汇一带河道演变》，用史料考证和推理的方法，详细复原了宋代吴淞江中段的河道演变与东太湖地区的环境背景^[25]。傅林祥文《宋代吴淞江两岸大浦考》，也是以历史地理方法复原该区河道的变化^[26]。王建革的论文《从三江口到三江：娄江与东江的附会及其影响》，指出明清时期太湖水灾加剧与三江口出水的治水理念有关^[27]；《“汇”与吴淞江河道及其周边塘浦（九至十六世纪）》一文，通过对“汇”的形成与治理过程的考察，认为人们放弃了自然之法，依赖强大水利系统以控制水流，结果往往与人们的意愿相反，整个水利系统并没有向良性的方向发展^[28]。王建革的另一篇论文《水车与秧苗：清代江南稻田排涝与生产恢复场景》^[29]，则从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学的角度综合考察了江南圩区的农田水利变迁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建革于2013年出版的专著《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是一部以唐代以来吴淞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为中心，描述环境与人文关系的集大成著作，该著对太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农业与水利环境的形成与发展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总之，以上学者的工作，为笔者准确地理解太湖地区自然环境的总体特征、各个时段的演变特点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学者对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利、圩田、乡村生态的研究起步较早，主要有斯波义信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水利系统》^[30]、滨岛敦俊的《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31]、森田明的《清代水利史研究》^[32]等。另外，北田英人的《八—一三世纪江南の 潮 と水利·农业》，对中古时期潮水与江南的水利、农业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33]。

另外，相关区域经济史、社会史、水利史研究成果，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如洪焕春、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34]、太湖水利编写组编的《太湖水利史稿》^[35]。冯贤亮的著作《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36]、张根福等著《太湖流域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变迁及社会影响研究（1851—2005）》^[37]，将太湖流域水土环境的变化作为社会变迁的基本背景来叙述，其立足点是社会领域的情况。一些对今天太湖流域环境与灾害或上海河道问题的研究，虽较少涉及历史时期的情况，但也是必要的参考文献，如阮仁良主编的《上海市水环境研究》^[38]，杨桂山、王建德等编著的《太湖流域经济发展·水环境·水灾害》^[39]等。

从上述成果的回顾可明显看出，关于太湖地区水环境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代至清中期之间的农业经济时代，研究的对象主要是河道、水利与农田的关系，且一般以吴淞江中游的低地区域为中心。以整个太湖以东区域为对象的成果很少，其中，更缺乏对高乡地区的关注，对滨海的研究也基本属于盲点。

至于与水网有密切关系的太湖平原传统聚落发生机制这一生态环境课题，更是研究者极少涉足的领域。“浜村相依”是太湖以东平原聚落的传统形态，即有村必有浜，有浜必有村。这一形态特征，在前现代时期的滨海平原区，以嘉定、上海为代表的高地区，以及以青浦、松江西部为代表的低湿地区都是普遍存在的。另外，无论乡村还是市镇，或是更大规模的县城、府城，聚落与河道均具有很高的依存度。那么，在地域生态环境的框架内，如何解释这一聚落形态的构建、铺开与人地关系的合理性呢？聚落与水环境的变化一样，也是江南历史地理领域的重大问题。目前所见滨岛敦俊的论文《关于江南“圩”的若干考察》^[40]、《旧中国江南三角洲农村的聚落和社区》^[41]两篇论文，与本书的关注点最为接近，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本书着重在“水乡聚落”概念的范畴内，在太湖以东平原的水网与聚落同步演变的视角下对地域性的人居生态变迁进行探讨。太湖平原的水网与聚落在形态、功能上具有互融、互补关系，在名称上往往具有合一的性质，正如水网与农田水利的关系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均系自然界与人类活动长期共同塑造的结果。但聚落与水网的关系在不同的亚地貌区又不是均质的，村落所依存的河浜格局如何，居住形态如何，构建方式如何，人群生计如何，因各地理单元内的地势、潮汐和水文情况而有所区别。例如，缘太湖低地区域地势低洼、河道储水能力强，易成通河，村庄的房屋沿河浜两岸一线排开的“集村”形态非常明显。而浦东滨海大部分地区地势较高，又时有咸潮侵袭，淡水缺乏，所以开挖相对封闭的以储蓄淡水为主的小河浜，方可适应建宅成聚的需要。在滨海条件下，河浜的位置由住宅的位置来决定，所以浦东的村宅大多呈显著的“散村”形态。而在近代城市化时期，各个区域的聚落生态均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其中的人地关系机制也是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