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波动

中国股市在经历了5年的低迷之后，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回暖，在融资、融券、开户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放宽之后，在宽松货币政策和高杠杆支撑下，2014年10月至2015年1月份中国股市步入高涨阶段。2015年3—6月份，在受到监管机构和舆论的鼓励下，股市呈现强劲的单边上扬，其间有着令人惊心动魄的表现。中国股市的日交易量从3000亿元左右，不断地迅速突破5000亿元、6000亿元、7000亿元、8000亿元、10000亿元……直至突破20000亿元。股市日交易量相继达到顶峰，2005年5月28日，深市创下交易量11726.54亿元的顶峰。2015年6月8日，沪市创下交易量13099.25亿元顶峰。2015年6月15日上证综指以5178.19点的本轮阶段性高位开盘，一路下滑，至2015年7月9日下探到3373.45点。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经历两轮波动，上证综指都在一定程度的反弹之后再度下滑至新低，并在2015年8月26日下探至2850.71点的低位。

在政策和舆论鼓励股市“慢牛”的同时，我们意识到了违规操作和破坏规则的潜在风险，监管层同时也采取了对融资融券的监督检查。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视角来看，如果这种为维护规则而进行的必要监管措施，首先作为服务于推动“慢牛”行情的措施，而不是服务于形成规则之本应处于的第一优先位置，其潜在隐患风险必然远远超过设计者预想的通过“慢牛”行情对整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进行调整的潜在贡献。

果然，监管层期待的“慢牛”迅速失控演变为“快牛”和“疯牛”，然后又突然从断崖跌落。在股市大幅波动、市场出现恐慌情绪的情况下，高层果断、直接地采取“救市”行动，首先增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直接买入大盘蓝筹股以维持指数，动员协调券商自营业务六个月内不得卖出并尽量买入股票，促使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买入并不得卖出股票，证券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合作调查惩罚恶意做空者，向公安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随后，救市行动进一步扩大范围：央行宣布向证金公司提供无限流动性支持，放宽股市融资规则，要求券商成立股市救市基金护盘，动用社保基金、汇金公司入市购买股票，允许银行放宽大股东的股票抵押贷款，要求100多家央企只能购买股票不准卖出股票，鼓励并要求上市公司以各种方式来稳定公司股票价格，严厉打击沽空行为及造谣言论，公安部门进驻中国证监会调查恶意沽空，暂停新股发行等。这一系列措施涉及央行、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保监会等多个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全部央企、中央汇金、中金所等。8月末，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又上调股指期货各合约非套保持仓交易保证金，严格异常交易行为监管，进一步抑制股指期货市场过度投机。

2015年年中，由高杠杆融资膨胀、股指期货乱象直接诱发的股市暴跌，进一步促使资本市场中长期存在的不当政府干预、监管落后之风险被尽快暴露。需要强调，这一波资本市场博弈，既有中国社会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原因，也有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原因。为制止和防止股市的“断崖式”下滑，中国政府果断地采取了“适时的”“临时性的”和“针对性的”救市行动。政府大力度的有效干预基本控制了市场恐慌情绪，对维持股市发展处于正常轨道起到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也必须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政府不是或者不能以建立和维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为第一要务，过多地直接参与和主导资本市场，就会带来相应问题。所幸的是，到目前为止，在历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重大金融风险面前，中国都有幸成功避免了遭受系统性金融危机打击。同时还应当意识到，与全球化相关的（不单纯局限于国内）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将成为今后中国潜在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