遂宁是我国最早实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级市。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川中重镇”遂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把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不断深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广泛开展行业评估，基本实现了应评尽评、全面覆盖，从源头上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发源于遂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不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还被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从2011年12月20日~22日，课题组对遂宁市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社会风险治理现状的实地考察。在总结遂宁市城乡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遂宁市社会风险防范体系，健全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这不仅可以为其它地区防控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遂宁市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课题组以在遂宁市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运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了300个样本。在样本抽取中考虑到代表性，分别抽取遂宁市船山区燕山街、蜀秀东、西街、金龙工业港、楠木社区居民作为市区调查对象；抽取河东新区、金龙工业港片区作、安居区聚贤乡居（村）民作为城乡结合部调查的对象；抽取大英县红旗沟村、梨子坝村，蓬溪县大石镇文凡村、大福村农民作为农村调查对象。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86份，经严格复核后，有效问卷率为94.67%。
本着高度的“问题意识”“过程导向”，课题组引人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有机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统一。
一、当前遂宁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的现状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风险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这成为包括遂宁市在内的我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头痛问题。目前，作为最早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地级市，遂宁市重大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工作方面成绩显著，并得到了四川省、中央领导的高度认可，并成为全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典范：
1、不断建立健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化、常态化
早在2004年，遂宁市就成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长期保持先进和全省整体联动防范的示范城市。2005年，遂宁市针对当时最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些重大建设工程，建立了重大工程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在四川省率先出台了《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稳定风险预测评估制度》《遂宁市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这些重大事项包括：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关系较大范围群众切身利益调整的重大决策，涉及较多群众切身利益并被国家、省、市区县拟订为重点工程的重大项目，牵涉相当数量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等。遂宁将其纳入维护社会稳定、实施源头治理的系统工程，以此建立和落实做决策、出政策、上项目、搞改革等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化解制度，建立有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影响稳定的隐患。同时根据调研与实践，遂宁市总结出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五步工作法”：一是确定评估对象，全面掌握情况；二是分析预测，评估风险；三是制定预案，落实措施，推行因重视不够、工作不力而发生影响稳定等重大问题的责任追究办法；四是编制评估报告，分级按规报送；五是审查评估报告，严格管理目标。[25]对存在严重稳定风险，可能引发重特大涉稳事件，被确定为一级预警的，不准实施；对存在较大稳定风险，短期内难以调控，被确定为二级预警的，暂缓实施；对存在一定稳定风险、但可以控制，被确定为三级预警的，完善后分步实施；对稳定风险较小，被确定为四级预警的，准予立即实施。
2.重事中监控：遂宁市制定了详尽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2006年12月，遂宁市通过了《关于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稳定遂宁的八项机制》方案，在全省范围内首创应对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与各类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做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应急预案演练和应急管理组织建设等工作，为进一步推进风险防范工作建设，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监控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2008年至今，遂宁市已先后制定了《遂宁市突发地震应急预案》《遂宁市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遂宁市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等十多项针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预案，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全、科学的应急管理体系。2010年1月31日，遂宁市发生5级地震。灾害发生后，遂宁市委市政府紧急启动《遂宁市突发地震应急预案》，组织市应急、公安、国土、民政、建设、交通、消防、武警、预备役、明星电力等部门和安居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和抢险救援人员、物资、设备奔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通过多部门相互协调不仅落实了监控整治方案，得到灾区群众的好评，也有效预防了次生和衍生灾害的发生。[26]
3.以“三个中心”、“四个制度”、“1221”工程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打造坚实的基础工程
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遂宁市除了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面的制度、机制之外，还高度重视管理的基础性工作。这些基础性工作主要包括“三个中心”、“四项制度”、“1221工程”。“三个中心”分别是“政务服务中心”、“惠民帮扶中心”和“群众接待中心”，这些都是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密切党委政府和群众联系的渠道和窗口。“四项制度”也是从源头上构建和谐社会，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一些制度设置，它主要包括遂宁市各级领导干部坚持每月一次民情访问日、每月一次周末义务劳动日、每季度要参加一次党群干群议事日、各级领导干部每周一次群众接待日。“1221”工程是遂宁市在维护农村社会治安，为广大农民群众营造一个平安、和谐的生活环境方面创造的一个制度体系，即以乡镇党委为核心，以村两委为支撑，以警务室、治安室为依托，每个村有一个治安巡逻队为保障的治安平安体系。这些基础性工程对支撑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工作体系，维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普遍成立了风险防范组织（机构），基本能够发挥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的作用
课题组调查显示，遂宁市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的风险防范组织机构的覆盖率分别为91.36%、81.25%、33.73%。其中专职的治安巡逻队在城区、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的覆盖率为97.82%、89.14%、76.65%。遂宁市于2007年颁发了《遂宁市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体系》，对应急预案演练和应急管理组织建设等工作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且在部分周围乡镇也颁布了某些特定公共性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和建立了风险防范组织，例如蓬溪县、大英县、射洪县等基本设立了社会治安巡逻队，重大疫情与疾病预控，自然灾害的预控、监控以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机构，且群众对这些机构都比较满意。
5.以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突破口，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工作成绩显著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一个以促进发展为目的，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良性互动的有效机制。2005年，遂宁市建立和实施维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从针对一些重点工程项目中的涉稳问题开始试行的。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省政府抓好源头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部署，遂宁市探索和建立了维稳风险评估机制，就是靠制度、靠科学维护稳定，实现从“保稳定”向“创稳定”的转变。 遂宁市开创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推进发展中又切实地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为确保科学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遂宁市建立了维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问责办法，对各级领导干部要求要严格按照维稳风险评估机制的程序来操作。近3年来，遂宁市评估了380多项重大事项，被列为一级预警不准实施的有24项，占8%，各级各部门都严格地遵守这些制度，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在这方面被问责。
维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最重要的是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机制实施5年来，由于对重大事项进行了科学评估，有效地防止了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增强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一些重大项目的推进顺利进行。比如在落实四川省委省政府建设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战略中，在新开工两条高速公路、在建4条快速铁路项目中，工程都是在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中进行的。近年来，遂宁10项主要经济指标的绝对额实现两年翻番，真正找到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良性互动的新路子。
6、 但全方位的社会风险防范宣传与教育工作还存在不足
遂宁市出台了相关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后，迅速应用于市内各项项目的前期预控、中期监控和后期反馈的执行过程中，因此市民在政府各项政策的宣传下，在风险防范意识上都有了质的提高。市民普遍能辨识社会风险问题，并能及时对有可能发生社会风险和群体性事件的行为做出反应，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79%的市民能了解辖区内发生过的群体性事件，对群体性事件预警和防范机制做出了积极评价。但是数据也显示，87%的群众认为政府对风险防范的全方位宣传与教育工作做得并不到位，另有36.5%的受访群众说，他们对遂宁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方案并不了解。这说明遂宁市还未形成全面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群体性的社会风险防范意识。
二、遂宁市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抗争事件频发，遂宁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工作日益成为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根据课题组调查统计的相关资料，遂宁市重大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地区经济能否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有效预防与减少社会稳定风险和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性工程。然而课题组在对遂宁市进行调研时发现，该市城乡基础设施发展失衡，城市建立了相对齐全的基础设施，而其它区域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发展比较落后。调研中发现，即使是大英县县城和大英工业园区的一些主要路面都坑坑洼洼、凸凹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腿泥的地段还不少，再到面乡镇和村组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就更糟糕了。课题组在大英县、蓬溪县两县相关镇村调研发现，百姓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缺失表示严重不满。首先，村民对道路交通建设严重滞后、道路交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普遍不满：92%的遂宁被访村民对乡村公路状况不满意。大英县蓬莱镇、回马镇、蓬溪县大石镇等很多镇、村村民普遍抱怨他们所在镇村的道路状况很差，给村民出行和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其次，村民认为孩子在往返家校的路上很不安全，交通事故、人身安全隐患比较严重。近十年来，随着全国范围内的撤乡并镇、撤点并校的加快，农村中小学网点布局严重不均衡：在遂宁市的三个县中，75%以上的乡镇只有一个中学，90%以上的乡镇只有一个小学。这样，十几年前就近就读于村里或村附近学校的中小学生，现在需到离家好几公里，甚至十几公里的镇上就学。由于道路设施不完善，学生在上学路上时有交通事故发生，隐藏着较大的社会稳定风险。课题组调查表明，撤点并校后，95%以上的学生家长对自己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再次，被征地村民对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表示不满。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86.4%的村民表示，被征地后政府没有提供养老保险，61.1%的村民表示政府没有提供失业保险，84.1%的村民表示政府没有提供其它生活补贴，63.6%的村民表示没有得到政府提供的应有保障。最后，虽大多数村民都享受了医疗保险，但村民认为医疗体系的不透明，加之报销的力度不佳，对于“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基本认识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滞后，医疗、教育资源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给遂宁市农村群众生活带来许多问题，很容易滋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风险，乃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百姓对官员信任流失严重
在转型中国，干群矛盾已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这一点在遂宁市也不例外。该地区干群关系矛盾问题依然突出。调查表明，遂宁市城乡居民对街（乡镇）居（村）干部的总体满意度为86.26%。其中78%的受访群众认为基层干部、工作人员工作效率低下，86.25%的被访者认为基层干部、工作人员有腐败行为。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被拆迁安置的受访者中，对拆迁安置政策的满意度约为64.28%；76.44%受访者对征地拆迁后的生活不满意，有57.67%被拆迁安置居民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变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一些县区大搞形象工程，却对民生问题关注不够。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遂宁市花费了大量资金打造龙凤镇，却对征地农民的征地安置补偿款屡次拖欠。在基层干部负责实施的安置补偿过程中，补偿不公现象比较突出，补偿制度不健全，没有根据居民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补偿。船山区不少居民反映，遂宁市部分地区在受灾过后，政府对受灾群众补偿方式基本相同，对受灾情况较严重的群众来说缺乏公平，干部对此现象未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以不作为的态度回应上访群众。如此以来，百姓对干部失去基本的信任，遇到干部侵犯自己的利益时，基本选择忍受，不相信干部会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思考问题。
3.工矿企业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严重，政府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
遂宁市经济发展较快，政府大力引进外资，推进优惠政策吸引各地企业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市就业问题，拉动了经济发展，而另一方面却导致了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根据课题组调查显示，该市环境问题主要是工业污染和环境卫生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各区县政府重招商引资，轻后续规范管理，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课题组在大英县工业园区调研，很远就看到几处烟囱浓烟滚滚。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该县工业集中发展区里的企业几乎都是高消耗、重污染的工矿企业，如四川盛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科技日化有限公司、大英聚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科瑞特纺织有限公司等，几乎没有发现有科技含量高、耗能低、产出高的企业。该工业园区内工矿企业、居民点布局很不合理：位于工业园区梨子坝村的食品厂与化工厂直线距离不到20米，很难保证生产的食品不受工业污染；位于园区红旗沟的鑫亚纺织有限公司与红旗沟村民统建房区仅一路之隔，直线距离不足30米；而以生产提炼汽油、柴油、沥青、焦油为主要产品的盛马化工集团离红旗沟居民集中安置点不过1000米。园区纺织厂噪声污染、化工企业带来的大气污染，对村民身心健康问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地村民颇有怨言，多次与相关部门、工矿企业协商未果。蓬溪县大石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在大福村引进了一家菌业公司，该公司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该公司不重视环境保护，大气污染尤其严重，极大地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导致当地村民多次集体上访，并与该企业多次发生中小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此外，遂宁市城镇市区整体规划不合理，现代化的建筑物无法配备高质量的环境，其附近经常出现乱、杂、脏的现象，整个城市协调美消失，整体街道环境卫生条件较差，出现严重的卫生死角；而政府并不重视对环境卫生问题的投入，面对百姓频频投诉，未把公共卫生作为为民服务的重点工作来抓，导致居民集体反映强烈。
4.传统社会风险仍旧存在，新型社会风险演化速度加快
课题组在对城市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时发现，受访市民认为干群矛盾是遂宁市最主要矛盾的占46.33%，认为劳资矛盾最严重的占56.89%，认为医患矛盾非常严重的占25.46%。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管理、环境治理与社会保障不满意或认为一般的分别为78%、68%和88%。由此可见，城市传统的社会风险诸如社会治安、医患矛盾、劳资冲突、干部腐败等问题依旧是城市社会风险的重要防范对象，这些问题都应该继续高度重视。遂宁市区调研数据还显示，该市交通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82%的受访市民认为交警存在着“不作为”、“不积极作为”、“执勤力弱”等现象，群众对此表示强烈反感。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新型社会风险如拆迁与征地、食品安全等问题逐渐凸显。经调查，90%以上的群众担心食品安全，25%的居民认为拆迁与征地是当地最主要的矛盾，而高达48.1%的群众对当地或附近拆迁表示“不满意”，仅11.1%的居民选择“满意”；对于征地和拆迁后的生活水平，57.6%的居民持消极态度。在城市新建和改造过程中，住房安置和就业安置是居民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对于农转非人群而言，住房和就业保障是维持当地稳定的重要基石。由此可见，以征地拆迁、食品安全为代表的新型社会风险是当前最为凸显的社会矛盾，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传统社会风险与新型社会风险的并存，对遂宁市社会风险的防范提出巨大挑战。
5.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现象严重，治安问题频发，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突出
在城市化进程中，伴之而来的征地拆迁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高度重视。城乡结合部是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敏感地带，但是尚未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征地拆迁现象严重、治安问题频发、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突出是城乡结合部的主要社会问题。课题组调研数据显示，在遂宁市船山区、河东新区城乡结合部，96%的涉及征地拆迁安置的受访村（居）民对现有的征地拆迁表示不满。在问及被征地后的生活水平与征地前比较，54.2%的受访者选择不同程度的下降，对征地的政策表示一般和不满意的累计高达75%。民众表示对拆迁过程中最不满意的是政府强制拆迁行为、征地拆迁补偿不均匀、安置欠妥、征地拆迁不合法、官商勾结等，所占比例分别为69.56%、54.48%、49.58%、27.61%、57.14%。可见，补偿不均已成为征地拆迁中令民众最不满意的因素。民众反映，征地补偿与安置房分配不均，同一片土地，关系户享有优厚待遇，所以很多居民对政府拆迁政策不满。城乡结合部是流动人口的聚居地，治安问题也比较凸显，69.1%的被访群众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表示一般或不满意，70.1%对本辖区的治安状况表示不满，67%对辖区公共卫生表示一般或不满意。此外，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没有形成有效的安置机制，给城乡结合部带来许多社会风险。数据分析显示，78.16%的居民认为辖区有就业指导中心但是无效，没有发挥其基本的作用；82.26%的居民表示该辖区没有提供就业指导培训，高达40.2%居民表示不知道有就业培训。调查发现，城乡结合部地区，85%的年轻力强的青壮年选择外出打工，老人和小孩留守家里。对于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重视度不够，潜在的社会风险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6.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力量涣散，在群众中威信不高
据调查显示，该市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在维持农村社会治安、管理各项事务、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方面作用有限、力量比较涣散，没有固定的议事程序，变动性较强，基本是由各个村委委员自行组织，缺乏公开透明性。在该市船山区、大英县、蓬溪县，不少村委会在国家发放的补贴、村委重大决定等事项上实施不公开透明措施，“暗箱”操作现象比较明显。课题组在遂宁市安居区聚贤乡、船山区保升乡的调查显示，这两个乡的村民代表会议一般一年才开一次会，村民民主议事和村务公开也只是形式而已，并没有解决实质性内容。不少村级组织涣散，在群众中的威信较低。调查显示，87%的受访村民不认为村委会等自治组织是为村民服务的自治组织，遇到问题时，82%的村民选择“上访”； 92%的村民认为，区、乡、村在招商引资中不愿意听取村民意见，基层组织与群众关系比较紧张。课题组在船山区、大英县、蓬溪县的调查还显示，约有84%的村民基本不了解村委会的性质与具体职能；在问及对“村干部作风问题”的态度时，88.9%的受访村民选择“忍受”或“装作不知道”，他们不关心或不愿意关注村干部的行为，村组干部在村民心中的地位较低。
三、 遂宁市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遂宁市在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方面存在的上述问题，既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下，已经从整体上进入风险社会有关，更与遂宁市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党政队伍建设、社会稳定风险防范等方面一些仍然不够完善的制度、政策、措施、机制有关。
1.转型时期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且有激化趋势
转型社会本身具有脆弱性，这是社会风险的源头之一，这一脆弱性主要表现在非均衡转型所导致的社会结构性断裂。[27]作为“川中重镇”的遂宁市，其在防范和控制社会风险方面取得相当大程度的发展，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与农村之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同群体、行业之间的利益分化严重，在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结构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在这种结构性断裂的社会，很难建立共同利益的基础，达成社会共识，从而不利于实施有效的风险预控。此外，由于断裂造成的互相猜疑，导致自私自利的短期行为不断出现。长此以往，不仅会严重冲击社会的稳定，更加大了防控社会风险的难度。
2.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导致现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用有限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作为降低社会风险的防火墙，其在化解与处理社会矛盾与群体性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合理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科学发展、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制度保障。近年来，遂宁在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过程中，少数地方、部门未自觉执行，有的评估方法简单，有的事项甚至未开展评估。出现这些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
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首先表现在专业研究机构及智囊团在风险预控中独立性不强，作用疲软。目前，在社会风险和群体性事件治理工作中，政府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研究工作中的“智囊团”与政府间是一种“毛附于皮”的关系，“智囊团”专业预测机构对信息准确发布的独立性相对不足。此外，由于风险的多变性与复杂性，“专家系统”在风险认知和解决问题方面的权威性已经受到质疑，且其对风险的评估业已失去了可信性，[28]这使得“智囊团”与专业研究机构在风险研究与预防控制中很难真正发挥科学预测的专业优势。其次，基层自治组织制度（村民代表会议）的一些缺陷削弱了其对农村社会风险的监督制约效果。在现实生活中，村民大会制度的实施有时仍然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窘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主监督功能。据课题组调查显示，遂宁市船山区、大英县、蓬溪县等地的招商引资项目很少征求村民的意见，也没有引入村民监督机制，致使很多村民对其政策措施的了解度不深，甚至在一些危害村民安全的项目的实施上也没有听取全方位的意见，项目匆忙上马，而未经过村民的广泛审议和监督，必定会对长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造成冲击。
3.部分领导干部思想陈旧、群众观念淡薄，对群众呼声缺乏回应
领导干部队伍作风建设问题，是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根据实地调查，遂宁在四川省的领导下，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开展行政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理念得到了巩固，干部作风有所转变，但是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以及生活作风方面距离形势任务的要求和人民的希望还存在一些差距。居民对领导干部的工作不是很满意。首先，精神状态欠佳。表现在有的领导干部情绪低落，对待工作敷衍了事，缺乏责任心；有的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对待工作得过且过，随随便便；有的胸无大志，进取心不强，思想保守，自甘平庸，缺乏创新和争先精神。其次，办事效率低下。少数干部的服务意识淡薄，官本位意识严重，对人民群众缺乏应有的感情，自以为是，高高在上，不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对上门办事的群众不热情，不主动，出现办事拖拉的情况，并且相互扯皮，相互推诿的情况严重。久而久之，导致人民群众对上级领导的信任度降低，他们也不愿意向上反映问题或者对上级领导抱有任何期待。再次，自律意识不强。一方面对自身要求不严，上班有迟到早退现象，对自己的工作都是被动地完成，不深入实际，不调查研究，喜欢坐办公室，疏于下基层，导致出现的新问题不能拿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和对策；另外，对待工作不够务实，很多都停留在表面，只做表面文章，嘴上说得头头是道，但在实际中却百无一用。最后，有的领导动机不纯，深受官僚主义的影响，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导致他们向腐败妥协，而不惜牺牲老百姓的利益。
4.社会力量在社会风险的防范中参与不足，缺乏畅通的合作预控平台
经课题组调查显示，在遂宁，参与社会风险评估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社会力量不足。首先，社会公众的力量比较分散，无论是在农村、城乡结合部还是城市，凝聚力都不强，基本上处于分散状态、合作意识单薄，不仅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也难以引起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其次，缺乏相应的NGO组织。NGO作为现代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力量，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一定受众的需求，对防范社会风险也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然而在现有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中，除了在抗击自然灾害时，在其它风险领域还很难看到NGO的身影。再次，包括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兴网络媒体在遂宁市社会风险防范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不明显，导致民意反映的集约性、普遍性、可视性不强。开放、透明的媒体在社会风险预控中不仅能够提供充足的资讯，也有利于缓解公众情绪、遏制事态的发展。在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上，遂宁市缺乏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以及应急报道和舆论引导机制，导致新闻缺乏时效性和透明度。主流舆论不够壮大，舆论引导的及时性、权威性和公信力、影响力不高，在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完善舆论监督方面的工作还欠妥当，导致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不到保障。
四、遂宁市防范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对策
在深刻总结城乡社会风险防范与群体性事件预警基本经验、在问题的基础上，课题组提出，构建以城乡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城乡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为主体的遂宁市城乡社会风险防范体系，是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基本路径。基于此，课题组提出了遂宁市城乡社会风险防范的具体路径：
1.全对公共决策与项目实施合法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遂宁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社会风险防范与法律建设是不能分开的，法治的目的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自2005年以来，遂宁市建立了对各类重大事项实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但对于地方政府的不少公共决策与中小项目的实施还没有真正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因此，课题组建议必须建立起对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在土地征用、拆迁安置等决策与项目实施前进行合法性审查，以减少项目实施带来的社会风险，努力从源头上杜绝较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遂宁市应该在总结现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更加完善和成熟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并以规范化、制度化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各县市要对公共决策、项目实施，尤其是有关重大项目实施的决策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进行系统、深入地评估论证，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使项目的实施与社会和谐相统一。各级部门要着眼细节，统筹全局，扎实做好应急值守、灵通信息、预案修编、演练、危险源整治、应急资源整合及队伍建设、常态管理等基础性工作，提升遂宁社会风险治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2.构建公共决策与项目实施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项目的实施成为西部各县市推动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对遂宁市社会风险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遂宁市项目实施风险指标体系将有效地帮助其对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进行防控和预警。对遂宁市社会风险指标体系拟按照三级指标构建。其中，科学发展观、社会公平、社会心理、社会活力、社会秩序、社会治理能力为一级指标，权重分别为20%、20%、10%、10%、15%、25%。一级指标设置的重要特点有：一是抛弃了传统的GDP主导的设置路径；二是把社会治理的权重设置为最高（25%）；三是把科学发展与社会公平看得同等重要，二者的比重都是20%；四是突出了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活力、社会秩序在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由于“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是“遂宁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推广、完善的结果，故关于“遂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构成，可参看本章第二节“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相关内容）
3.完善项目实施过程中群体性事件预警的步骤、环节
在作出决策、出政策、上项目之前，要坚持“五步工作法”的原则，切实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一是由重大事项责任部门制定评估方案，摸清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二是由责任部门牵头，会同维稳、法制和业务主管部门，对评估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安全性、适时性进行逐项评估。三是通过开听证会、走访座谈、问卷调查和媒体公示等，广泛征求群众对评估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四是召开专家、部门和群众代表评审会，对显性、潜在风险和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判断，按评价办法确定风险系数。五是党委政府运用评估成果，作出四级预警的分类处置决定：对存在严重稳定风险，被确定为I级预警的，不准实施；对存在较大稳定风险，被确定为II级预警的，暂缓实施；对存在一定可控风险，被确定为III级预警的，完善后分步骤实施；对稳定风险较小，被确定为IV级预警的，准备实施，但是需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密切监控稳定风险。
4.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
群体事件动态预警模型，很大程度上把项目实施风险指标体系、社会风险警报、警情及其预案等同于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科学测评与有效应对，这是遂宁市有效预警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和难点。课题组通过对遂宁市城投公司几个项目进行过程跟踪调研的基础上，初步设置了“遂宁市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 （可参照本章第二节“四川省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的相关内容）
5.重视应急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健全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
首先，加强领导干部和群众的风险教育与宣传工作。一方面在各级各部门内不仅要加强岗位培训，还必须切实增强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队伍的应急意识、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和基层组织，大力开展社会层面的应急知识宣传，依靠、引导和发动群众参与其中。其次，健全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一方面要增强各级干部“抓应急管理就是抓公共安全保障，抓好应急管理就是促进发展”的认识。一方面还要明确各级人民政府是应急管理的指挥机构、各级政府办公室（应急办）是综合办事机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是执行机构的组织体系，狠抓应急管理“一岗双责”的落实，进一步强化各级各部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责任。
6.完善对应急管理主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绩效考核
在遂宁市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下，各级党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组织无疑是最直接的应急管理主体，他们的工作作风与行为直接关乎很多社会风险的产生与影响大小。通过对遂宁市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的调查发现，由于基层干部作风存在问题，当地百姓对这些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认同感较低、干群关系较为紧张。2008年5月9日傍晚，在遂宁市城区嘉禾桥红绿灯处一交警和协警在纠正一无牌无证摩托车违章驾驶时，因驾驶员对处理结果不服与交警发生争执，引发抓扯，导致群众聚集围观，以致交通一度中断。后来，事情演变到大批市民争相围观，阻碍交通 4个小时之久，同时“交警打人”，“交警打伤女学生”等谣言四起，社会秩序一度混乱，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虽然此事最终得到控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问题，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地警民关系、干群关系的紧张程度。因此，必须建立对各级应急管理主体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明确各类应急管理机构的职责，建立对应急管理主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其责任意识，以强有力的纪律约束，保障常态下基础性工作和应急状态下处理突发性工作的效能；另一方面加强日常工作动态监管，强化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绩效考核，抓好“一岗双责”的落实，会同市政府督查室、市效能办，对应急状态下推诿扯皮、反应迟缓、到岗不履职、执行指令不力的部门和责任人问责查办。
7.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应急管理工作中，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预控平台
一个实施有效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防范体系的构建不仅仅是政府单方的职责，更是一个合作治理的过程。完善对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工作，遂宁市必须将公民以及公民组织等利益相关方纳入应急管理体系中来。这种多元主体治理机制既能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拓展公民满足自身利益的多元途径，也使得防控社会风险与群体性事件的政策更易获得公众认同，提高其实施的效用。
8. 建立、健全失地和拆迁居民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城乡居民权益保障体系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中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稳定、和谐的关系，遂宁市城乡居民正当权益遭遇不法侵害现象突出，群众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城乡居民权益保障问题不仅成为制约我国西部大开发与统筹城乡发展的障碍，还很有可能滋生许多社会风险问题，从而影响遂宁的和谐稳定。完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健全农民权益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的内在要求。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推进乡村治理机制创新为基础，构建以“法律机制、自治机制、服务机制、评估机制、合作机制”为核心的农民权益保障机制体系，是有效化解统筹城乡中的深层次矛盾，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性路径选择。
总之，科学构建遂宁市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群体性事件预警模型，实现群体性事件动态预警模型与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良性互动；重视应急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健全现有的应急管理体系；完善对应急管理主体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对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绩效考核；将利益相关方纳入应急管理工作中，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预控平台；建立、完善对失地农民、拆迁户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补偿标准、降低其生活压力是有效化解遂宁市各类潜在社会风险，保障遂宁市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