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时期的单位社区变化

与如上传统街坊社区的演变脉络相对照，单位社区的案例，可以分为初建复产阶段（1973—1978年）、分区促产阶段（1979—1985年）、更新集约阶段（1986—1992年）以及开放转产阶段（1993—2006年）等四个阶段。

首先，初建复产阶段（1973—1978年）的土地利用形态，以大型仓库组成仓储为主。这种仓储模式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用于在市域范围内集中存储和调配国家物资。在“文革”时期，这些仓库以“向阳库”命名，以边长40m的正方形和边长分别为50m和20m的矩形平层建筑为主，呈现千篇一律的兵营式平行排列。每几个仓库以次级围墙围合成为一组，并且与厂内分区管理制度相对应。在这些仓库的中央，占有中心地位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的重要领导机构——“革命指导”委员会、“文革”大礼堂、向阳操场和“革命”保卫部。这个阶段单位社区的政治教育功能甚至超出了生产功能本身，而社区的生活功能尚未配备。单位围墙内仅有食堂、浴室等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并且没有配备职工宿舍。围墙之外仍为农田，单位社区仅仅通过大门与围墙之外相连通（图6-1）。

图6-1　“文革”末期同仁堂单位社区的平面布局和功能

其次，分区促产阶段（1979—1985年）的土地利用形态，划分为生产、仓储和居住三个主要的部分。在这个阶段，中药材行业“统购统销”垄断的瓦解，同仁堂的品牌得以恢复，生产功能重新被强调。单位社区的围墙和占地面积变化不大，上一阶段中的仓储用地部分转换做生产和居住功能。生产性建筑按照生产流程和工艺进行空间组织，形成蜜丸、颗粒、制剂、机包装、外包装等车间。这个阶段，行政性建筑仍在单位社区中占有心脏地位，如党委办公室、厂长办公室、工会等。同时，单位生活服务设施逐渐增多，配合第一期单位住房的建设，营造出了相对完整的社区生活区。此阶段，单位社区外部的农田还没有完成城市化过程，仅有的两栋住宅楼也不能解决所有职工的住房问题，因而班车成为连接城市与单位社区之间必要的交通工具（图6-2）。

再次，更新集约阶段（1986—1992年）的土地利用形态，仍沿用了上一个阶段的基本模式，然而用地密度增加，土地利用更加集约。同仁堂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开始注重产品科技含量，企业的增长方式由此从粗放型转化为集约型。以手工作业为主的药业车间大部分改为以机器操作为主，现代化生产楼的相继落成，使多个生产线可以集中在同一座生产大楼中，而腾出的空间可以用于单位内部福利设施的兴建。同时，高层板楼式的第二期住房解决了更多职工的住房问题，使大部分单位成员的“职住接近”成为可能。在这个阶段，生产区和储运区仍保持着严格的门禁检查，而生活区由于相对分散，门禁管理单元已经由“院”下移到了“楼”。此阶段，单位围墙外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基本完成，但由于门禁和“职住接近、自给自足”的单位社区布局模式，单位社区内外的交流仍不多见（图6-3）。

图6-2　改革启动期同仁堂单位社区的平面布局和功能

最后，在开放转产阶段（1993—2006年）的土地利用形态，与前一个阶段相比，生产性用地和仓储用地部分转为生活用地和绿色用地。在1993年后，同仁堂继续深化国企改制，陆续剥离社会性功能，并且将一些污染大的生产线迁至地价优惠的郊区。在生产区中，一些厂办福利设施停办或外包，而停办的生产性建筑并没有被拆除而闲置。同时，随着面积更大的第三、四期住房相继建成，生活区的面积进一步扩大。随着生产线外迁和就业变动，“职住接近”的模式已经打破，并且非单位职工开始以租入或者购入二手房的方式进入单位社区居住。此阶段单位社区的围墙已经瓦解，仅仅围合核心生产区并且由砖墙改为更加友好的栅栏；生活区的围墙和门禁也开始松动，单位社区内外的交流更加频繁（图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