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华文化性格

玉华文化性格

新叶村已经活了800年，如果说中国思想的各种变化都能在新叶村或早或晚找到，其实也不为过，但如果全部展开，似乎在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其难度、厚度和所需阅历都会大大超过我的能力范围了。其实村落中的农人在中国社会思想交汇浪潮中并不太需要知晓各种思潮的来龙去脉，找寻清楚各路门派的结合点。农人乐于和容易接受的其实更多是即时的实用思想。并且，新叶村在历史上不可能是思想的出发点，反倒是中国思想流布的数万终端中的一个。

但是，如果一味把古村落们都单纯理解为文化思想的接受者，这也是有失公允的，毕竟新叶村自古就有着自己的思想传统和体系。每一次从主神经传来的数据，总是被神经末梢消化成了自己单元的一部分。于是传统便有机会认真地进行传承，而绝不是因为被后人敷衍和偷懒，而不断遗漏，导致变形得无影无踪了。

对于叶坤而言，自从自己来到白下里叶，无论以什么方式，也无论生活多么优厚，毕竟是失去双亲，其间的艰难，我们没有理由不能体会。是的，这便是新叶村的思想本源。稚嫩弱小，最好的保全办法反而是“示弱”。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自然界中会“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因为时时处处的强大，能得一时之利，其结果是更大的危害潜伏在后，正如宝剑越锋利，而剑刃越容易出现缺口一样。玉华叶氏在别人家的地头上讨生活，“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照理说，叶氏辗转几代后，时间也相应跨越了100年，应该底气足了些，但是就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叶氏保留下来了示弱的思想传统。初来的70年，正处在末世，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朝不保夕中，最好的方法便是示弱。接下来的不到100年，元代的统治也不利于年幼的新叶村的思想发生转变，在最有希望发生转变的年龄段里没有变化，也就失去了变化的机会了。

元代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并保留了部分奴隶制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民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民族之间和阶级之间的矛盾。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不得不依附征服者的政治势力而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在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因此，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充满了“汉法”与“色目法”的主导地位之争。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元朝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元代的这两个思想特征在限制了玉华叶氏入仕的同时，也刚好是当时叶氏最需要的精神法宝。程朱理学刚好把叶氏的思想需求上升到理论哲学阶层，其结果便是他们万事俱备，于是玉华叶氏执著地把保守进行到底。作为封建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虽然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辨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只是玉华叶氏思想习惯形成并根深蒂固的天时，可是地理位置的闭塞是地利，一代接着一代的新叶人在初期品尝了保守的甜头，为了生存便坚定不移地保留着这个传统，这是人和。有了三者的汇合，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够理解新叶人的执著呢。

明代的思想界，确实可以让人有灿若星河的感叹。可以说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明代同时也是新叶村思想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在明代晚期，中国一下子涌现出10多个世界级别的科学成就，这并非是偶然，其实是宋朝以后长期沉寂的中国科学又出现一次井喷，这并非是偶然的。必须指出，思想界的活跃并非封建政治所希望看到的，往往它越活跃而统治便越严酷。新叶村在这个黄金时代因为前面的思维惯性，加上入仕并不出众，性格上更日趋保守。

满洲人虽然依靠武力开疆扩土，但在人文精神上比前朝却有着非常大的退步。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在经济上把关外极端落后的奴隶制带入中原，把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文精神传统破坏。清政府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也使得满清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除了推行奴隶制外，由于中前期不断穷兵黩武，尽管从越南引入了优良稻种，清朝经济上还只是到了乾隆年间才恢复到明朝万历年间的水平。在政治上，满洲人又把封建专制推向了最高峰。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了多起文字狱运动，造成了后期万马齐喑可哀的局面。最典型的就是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玉华叶氏的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乾嘉学派。不单是哲学思想连文学也有很大退步。如明末话本小说所透露的生动生活气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枯燥的道德说教，只有看透世事的《红楼梦》、《聊斋》给了人一笔亮色。由于清朝统治者刻意制造满汉之分，压制汉族先进思想，闭关锁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新叶村在压抑的空气下挣扎，依仗已经成为习惯的传统，息心养性。可以说，玉华叶氏的“保守思想”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新叶村的玉华叶氏是真的“保守”么，在我看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慢”和“示弱”，这是为人处事的一种策略，慢一点儿可以更加从容清楚地观察一下。慢一些有时候可以完成宗族保全的历史重任。

我在调查新叶村的过程中，每每发现有些人谈论到玉华叶氏的保守的时候，似乎总是掩饰不住对他们批评和嘲讽的姿态，不自主的流露出自己相与之比较的所谓开放的优越感，似乎只有这样就可以用俯视的态度评点新叶村了。我们的态度和这些人相反，我倒认为玉华叶氏的保守并不见得不好，甚至给玉华叶氏贴上“保守”这个标签也未必公允，至于其村民是不是真的“保守”，我认为也不见得。如果对保持传统认真执著而被单纯武断的人为落后，我倒认为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本身便是保守。人各有各的活法，村落也是一样，应该容忍各种生存形态的存在和发展，《老子》说“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这个理儿。而其实新叶村是无法抵挡现代思潮的，新叶村必然会开放，然而开放后呢？难道我们现在看到的开放着的其他古村落，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状态？在原本就不了解传统本身的意义的情况下，便横加指责传统，除了暴露出无知和收获廉价的应和之外，对于新叶村有实质性的推动吗。

没有新叶村的“保守”可能便早就已经没了现在的新叶村。从白里下叶厚山翁（永锡派叶时勗）自警言中就可以看出：

日月如梭催人老，去者多，贤者杳。

人生如泡如浮萍，何必奸，谋机巧。

富贵穷通都前定了，得一日清闲知足便好。

“玉华式思想”这样的一个词可能是我的知识范围内最深思熟虑的一个，因为我担心触动新叶村村民的神经，我可以肯定他们十分忌惮被人说成“保守”的。顺便要说明白，“开放”是有准备的开放，而非盲目的开放。开放的前提是对自身家底的充分认识，开放的原则是有能力选择。如果新叶村没有玉华式思想的传承，新叶村也不会保留下那么多的好建筑，也不会有什么“好摄”之徒趋之若鹜了。但是新叶村毕竟被廉价的塑料袋、红砖头、洋红顶包围了，这个好汉正在艰难地和有着巨大力量的“新事物”作肉搏战，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汉子（古村落）倒下了，作为旁观者，我们是上去墙倒众人推呢，还是试图插进去插科起哄^[4]呢，历史并不在乎我们走什么样的道路，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

【注释】

[1]金履祥（公元1232年～公元1303年），字吉父，兰溪纯孝乡¹（今黄店镇一带）桐山后金村人。幼而聪睿，稍授之书，即能记诵。及长，更自策励。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无不深入探究。他20岁以后，专事研究理学。理学亦称道学，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吸收老庄、佛、道诸家思想而形成的儒家哲学思想，是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哲学。继吕祖谦后，金履祥同何基、王柏、许谦一道，坚持和发展“浙东学派”，它是宋代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金履祥是“浙东学派”的中坚。何基曾受业于黄干，而后者是朱熹的嫡传弟子和女婿。“浙东学派”同程朱理学关系密切，但“浙东学派”毕竟受范浚影响甚深，他们提出“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更强调“敬行”，强调实用。比较程朱理学核心理论“存天理，灭人欲”的彻底的唯心主义，无疑是一个创新和进步，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金履祥以及吕祖谦、何基、王柏、许谦同时以“大儒”的身份钦定从祀曲阜孔庙。中国历代从祀孔庙的“大儒”总共73人，金履祥列东庑第22位。金履祥生当南宋晚期。其时，南宋小朝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事已不可为，金履祥绝意仕途。然而，忠诚和爱国之志，促使他不能不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当时元兵急攻襄樊，朝廷坐视而不敢救。金履祥直向朝廷进“牵制捣虚”之策，提出以重兵由海路直扑北京、河北，捣元兵老巢，则围攻襄樊之师可以不战而退。策中还详细叙述海船舰队所经的州县郡邑，大洋港湾，难易远近以及实施办法。然而，南宋朝廷没有采纳。后人为了海运之利，曾照此路线图复核，与实际情形咫尺不误，无不佩服。宋亡，金履祥讲学于严州钓台书院、金华丽泽书院、兰溪齐芳书院和重乐书院。后又在兰溪城内小天福山开设仁山书院讲学。由于他学富五车，博通理学，造诣深邃而思维严密，加之训迪后学，谆切不倦，因而四方学子纷至沓来。学者称他为“仁山先生”。元代翰林院待制柳贯，理学名家许谦，都是他的学生，两人均在《元史》列传，后者还和先生一道从祀孔庙。金履祥一生治学极为严谨。他认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用“百家之说”，“不足以传信”。于是，“以《尚书》为主，下及《诗》、《礼》、《春秋》，旁采旧史诸子，表年系事，断自唐尧以下，接于《通鉴》之前，勒为一书二十卷，名曰《通鉴前编》”，凡所引书，辄加训释，以裁其正义，并以之为书院讲学的教材以授门人。其余著作还有《大学疏义》，《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尚书表注》等。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金履祥卒。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年～公元1368年）赐谥文安。

[2]当地称神鼓石。

[3]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旧式朝代可以比得过中国元代的在文化上面的宽容和放松，清代统治者正是在这一点上进行了充分的借鉴，吸取了经验教训。

[4]现在，我们已经能看到这样的例子：当一片土地上尚存有文物古迹，但其亦有土地价值的时候，有这样一部分人就是这样赤裸裸的挑战公权力，并且他们往往能成为赢家，条件是一部分变质的官员，黑心的商人和无良的专家学者构成强劲的铁三角。信托关系的不明确；信托责任的不落实，监督者的无力和无为，使大多数人都只能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即便有人表达同情并愿意倾听，可是他们旁观者的性质与身份必然决定他们的无能为力。围观已经恶劣，存有良知的人们只希望诸位不要起哄和助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