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表达的新鲜元素

一　城市文化表达的新鲜元素

（一）多元文化的共生地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更是多民族多文化共同发展的国度，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当前中国正在面向全世界改革开放，沿海大城市正在努力引进外资，建设国际化城市，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正在不断“渗透”进来。在这个背景下，大量流动穆斯林带来了伊斯兰文化的新鲜“血液”，发展了城市的多元文化，这必然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沿海城市的国际化、现代化建设。

从城市角度来看，城市化过程中的民族文化发展不应是单纯的“一体化”过程，而是既存在着民族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又存在着民族文化多元化的事实，即民族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正如“一种文化原本就是多种文化共同影响的结果”^[1]，因而，流动穆斯林所带来的文化元素无疑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文化“多元一体化”的意义不仅仅是城市文化的精彩呈现，而且重要的是能够为城市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能够使城市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都能够舒适居住的地方，成为“宜居城市”^[2]。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芒福德曾说:“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人类所有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3]。作为人类聚落方式的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城市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密集的时空，成为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

城市文化应当是开放的，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中能够和平相处，相得益彰。城市中商品极大丰富，来源于世界各地；城市中不同的语言都可以使用和交流。城市应当具有不同的文化社区，如纽约唐人街，在这些社区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有条件、有能力保持本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制度。城市中任何民族和人种都不应遭到歧视，都可以和平生活下去。不同信仰的民众之间应该有一个相互尊重的文化底线，只有信仰的相互尊重才能使城市文化和谐、共生。信仰的不同就是基本价值观的不同，并且基本价值观很难通过辩论、强制、说理等统一。

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城市中都存在一个适应的问题。文化适应是文化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文化适应用于理解这样一类现象，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通过不断的接触，使双方或两个群体最初的文化类型发生变化。^[4]实际上，文化适应是一种主动或被动地借鉴或借取行为，是一种与自身要求紧密联系的反应或应变措施。这种文化行为首先需要与外来文化的碰触，并感受到异质文化与自身的差异之处，对差异的认识引发了对外来文化刺激的某种反应——这一系列动作就是文化适应过程。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在内的三个层面的文化内涵，而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精神文化，包括宗教信仰、歌舞、文学、节庆等；制度文化，包括行为模式、婚姻制度、风俗习惯等。中国穆斯林文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所共同形成的文化集合，是民族化了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它是各族穆斯林在长期的信仰实践和生产实践中，以《古兰经》和“圣训”为指导原则，以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并兼取吸收各民族固有的本土文化和社会习俗逐渐积累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以穆斯林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文化体系为内容的综合体。^[5]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穆斯林文化，其风俗习惯与信仰紧密相连，同时体现在其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可以说穆斯林文化是贯穿整个穆斯林一生的生活图景。

对于东部地区的大城市来说，伊斯兰教文化并不陌生，而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元素。但是“文革”时期，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流动穆斯林大量进入城市之前，穆斯林文化式微了，宗教信仰虔诚的穆斯林越来越少，信教者趋向老龄化，许多穆斯林不禁有“今不如昔”的感叹，担心穆斯林文化的传承是否能够延续。然而，流动穆斯林的大量迁入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带来了穆斯林文化的新鲜元素。

（二）流动穆斯林民族传统文化

在流动穆斯林身上，民族传统文化得到较为完整的保存，其呈现也十分丰富多彩。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载体，她往往经过了历史长河的洗礼，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形成并在民族内部代代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保留本民族特有的语言是民族本身存在的基础。作为民族历史的见证，以及民族文化与经验的凝聚形式，语言在民族构成诸要素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和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息息相关，最深刻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特征。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大都有本民族语言，但都认为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是“神圣”的语言文字，宗教活动中坚持用阿拉伯语诵读《古兰经》。尽管回族穆斯林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以汉语为共同语言，但在使用汉语的过程中，仍然保留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用语和用词，也正是这些特色语言成了回族穆斯林民族自觉的重要标识。如习惯用“壮”字来表示带脂肪的牛羊肉，而很忌讳用“肥”表达这一概念；使用“宰”字，而不用“杀”字，回族民众说“宰羊”“宰牛”，而绝不会说成“杀羊”“杀牛”。在日常语言中回族穆斯林大多保留部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如“顿亚”（今世）、“阿黑热提”（后世）、“朵斯梯”（朋友）、“尔林”（知识、学问）、“乌苏里”（大净）、“穿衣”（满拉^[6]学好《古兰经》等经典后在清真寺举行的毕业仪式）等。最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就是见面打招呼用语，他们不说“你好”，而是相互致“色俩目”，意为“祈求安拉赐予你（们）平安”。这样一个本来很普通的问候语，在回族穆斯林的语言中，已经超越了问候语的范畴，拥有了多层文化内涵。无论男女老少，见面都要互致“色俩目”，甚至在互相发生误会矛盾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就是互道“色俩目”。“色俩目”已经演变成回族内部表达民族感情的特殊词语。即使是素不相识的回族人，只要道一声“色俩目”就立刻感到非常亲切，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色俩目”已经成为了回回身份的语言标志。以上列举这些都是穆斯林族群认同的共同语言符号，它不仅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的纽带，也是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显著的标志。

对于穆斯林来说，宗教仪式是极为日常化的，宗教信仰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细节当中。穆斯林宗教礼仪文化的核心是“内心诚信、诵念表白、身体力行”，具体来说包括内在信念的“六大信仰”和外在行动的“五大功课”^[7]，而这些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来体现的。穆斯林视每日五次礼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工作再繁忙的人，也至少做一次晨礼；平时忙碌无法去清真寺的人都尽量周五去清真寺参加聚礼。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更是全体穆斯林的节日，也是一年当中穆斯林规模最为宏大的会礼。此种盛况如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在20世纪30年代所描述的:“我看不到一个人在指挥他们，而老老少少却自动向西方坐成整齐的行列。一种庄肃的伟大形象，透入每个参观者之心中。此时北风强烈，记者重裘无温，而席地而坐之整万回民，没有丝毫浮动气象，不能不谓为难能可贵。”^[8]这些日常生活化的宗教仪式和盛况空前的节日会礼，是所有穆斯林通过行为来表达宗教信仰的方式，这种宗教延伸出的独特文化表现加强了穆斯林群体内部的族群意识，通过共同信仰这个精神纽带将穆斯林群体更为紧密地凝聚在一起。这些文化表象使穆斯林族群内部得以相互认同、沟通，强化了族群意识，明确了族群边界。

每个穆斯林社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标志——清真寺，清真寺是穆斯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也是穆斯林的民族文化得以形成、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场所。阿拉伯语称清真寺为“麦斯吉德”，意为“礼拜的场所”。清真寺建筑风格不一，有的是典型阿拉伯建筑风格，也有中国传统的对称式大屋顶建筑。中国历史上穆斯林建筑大多是大屋顶式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近年来一股强劲的文化返祖现象出现在清真寺的建筑风格上，新建的礼拜寺大多有阿拉伯式圆顶、高耸的邦克楼和塔顶装饰的“新月”。这些都是穆斯林文化得以重新认识和发展的表现。

传统的清真寺既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净地，也是日常生活所依赖和共有的场所，是穆斯林的经济、教育和文化中心，同时还是异地穆斯林之间相互联系交流的场所。流动穆斯林在刚进入城市的时候，往往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当地的清真寺，既是寻求物质上的援助也是寻找精神上的归属。可见，清真寺对于流动穆斯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场所，在促进民族内部团结以及文化交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虽然随着城市的更新发展，特别是流动穆斯林的进入以及城市拆迁改造等变化，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居住形式被不断打破，甚至是强行破坏，但一些穆斯林心理上对清真寺的依赖却更加紧密。

清真是穆斯林饮食习俗的核心，伊斯兰教义下的饮食禁忌是其具体表现。穆斯林根据《古兰经》的规定，禁食猪肉等食物，构成了穆斯林饮食文化中的显著特点，这一点与汉族族群的饮食文化形成鲜明对照。人们把凡是按照伊斯兰教习俗制作的食品及制作这些食品的饭馆，皆冠以“清真”二字。回族穆斯林善营饭馆与他们的饮食文化有很大关系。穆斯林经营的饭馆往往都会在最醒目的地方用汉文、阿拉伯文写上“清真”字样。如南京市700家左右的清真拉面馆，无论规模大小，都标明“清真”字样，有的还特别注明“谢绝外食”。

这些饮食禁忌不仅带有严格强制的约束力，更多的是包含着深刻的凝聚力。在日常饮食生活习惯中形成共同行为准则、心理结构和对族群的清晰认知，并演化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在民族互动的过程中深化为族群认同的象征，衍生为穆斯林传统文化的符号。

东部城市回族婚姻已不仅限于民族内部，随着聚居形态的消失和民族融合的发展，回族与汉族通婚已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宗教信仰虔诚的流动穆斯林婚姻仪式仍然彰显了民族和宗教文化特色。我们调查中看到深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的流动穆斯林如果需要在城市举行婚礼，都非常恳切地要求阿訇出席主持婚礼，并按照伊斯兰的特有方式举行仪式。

传统穆斯林的婚礼一定是由阿訇主持的（一般都事先在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书，获得法律认可，再举行传统婚礼）。正式典礼开始之前阿訇坐在首座。婚礼的第一项，两亲家见面，行“拿手礼”，道“色俩目”。第二项，由阿訇分别询问新郎和新娘是否愿意嫁娶。第三项，得到肯定答复以后，阿訇写“伊札布”（婚书），并用高声韵语念诵证婚词。证婚过程气氛庄严肃穆，表明这美满的姻缘是由真主决定的，双方家长已经通过，有聘礼，有证人，真主将赐给他们幸福。婚书宣读完毕，在场的双方长辈在婚书上签经名作证。最后两亲家再次行礼。婚礼结束。

现代穆斯林的婚礼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同地方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大城市与汉族结婚的回族青年已经很少到清真寺举行婚礼了，相反他们大多和汉族普通青年一样举行世俗的婚礼仪式，甚至购买婚庆公司的系列服务，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了。按照国家《婚姻法》规定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已经是穆斯林婚姻的必要前提。一些地方在政府部门登记结婚以后再举行传统婚礼也是穆斯林乐意采用的一种婚姻形式。不进行婚姻登记只采用传统婚姻形式结婚的穆斯林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了。

与之相对的丧葬文化也往往成为区别不同族群的显著文化符号，因为在其表象背后掩盖的是文化隐性功能，揭示不同族群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穆斯林视死亡为“归顺真主的正常现象”，即返本还原，复命归真，故称之为“归真”。穆斯林提倡速葬、薄葬、土葬。信仰虔诚、拜功好的人给亡人沐浴洁身，以普通白布裹尸体，然后由阿訇率领送葬的人，面向西，在亡人“埋体”前，举行“殡礼”。这是生者感赞安拉的召唤使之脱离现世归真，同时，祈求安拉慈悯亡人，宽赦其罪过。埋葬后一般是一个长形小土堆，不大建坟墓（更反对建豪华坟墓），最后阿訇率领众人诵读《古兰经》，至此葬礼结束。

无论是结婚或者丧葬仪式，穆斯林与汉族的习俗都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民族之间界限明确，从而进一步增强穆斯林群体内部的凝聚与认同。

伊斯兰教在服饰方面的基本原则是遵从安拉，顺应自然，讲究简朴、洁净、美观而不追求式样的奇特、色彩的艳丽和材料的高档豪华。正是这一原则影响和决定了穆斯林以小白帽、青坎肩、盖头以及长衣长裤为主的简洁质朴的服饰风格与特点。但现在除了白帽和盖头外，穆斯林与其他族群的外貌已经没有什么重大差别。白帽和盖头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穆斯林民族身份的唯一外在符号。男穆斯林戴一顶白色的小圆帽，女穆斯林一般戴盖头或纱巾，显得既干净又特别，默默地向外人表述着自己的民族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