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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学潮与党锢之祸

时间:2022-06-1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东汉学潮与党锢之祸社会背景东汉永元四年,窦太后之兄辅政大将军窦宪掌揽朝廷军政。汉和帝获悉郭举等人的阴谋后,依靠郑众等人除掉窦宪及其党羽。于是,汉桓帝下令免去对朱穆的处罚,将他撤职为民。对于刘陶这封奏书,汉桓帝不予答复。不久,汉桓帝发布赦令,皇甫规得以获释回家。汉桓帝随即下令将李膺交付左校服苦役。经洛阳监狱派人查实后,李膺下令将张朔处死。

东汉学潮与党锢之祸

社会背景

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太后(汉和帝养母)之兄辅政大将军窦宪掌揽朝廷军政。汉和帝对窦氏兄妹专权十分痛恶,却无法避开他们及其党羽的视线接近其他大臣。朝廷百官慑于窦宪权威,“莫不附宪”,唯有中常侍(侍从皇帝出入的宦官)、钩盾令(主管皇帝花园)郑众“不事豪党”。窦宪的女婿射声校尉(警卫部队将领)郭举与窦太后私通,图谋杀害汉和帝,篡夺皇位。汉和帝获悉郭举等人的阴谋后,依靠郑众等人除掉窦宪及其党羽。之后,汉和帝为奖赏郑众护卫之功,任命他为大长秋(宦官头目,领受和传达皇帝诏令),经常与他议论朝政大事。“宦官用权自此始”。后来,宦官势力逐步膨胀,以致控制朝政。

当时,设在京都洛阳(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的太学(朝廷主办的最高学府)拥有三万多太学生。这些由各地选送来的儒生中,有许多忧国忧民的正直之士,他们与在朝廷和地方任职的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太学生们不屑于同在朝廷专权的宦官为伍,常常聚集在一起慷慨陈词,评时论政。一些清正的官员痛恶宦官擅权贪赃,常常不畏权势起而“抗愤”。这样,便形成由热血儒生和正直官员“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的社会风尚。(www.guayunfan.com)

宦官擅权引发第一次学潮

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秋天,冀州(治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发生蝗灾洪灾,百姓流离失所。刺史(行政长官)朱穆听说安平(位于今河北省冀州市)籍宦官赵忠滥用供帝王使用的玉衣装殓其父尸体。经有关官员掘坟开棺验实,朱穆下令将赵忠家人收捕。此事触怒赵忠等宦官。汉桓帝听信宦官谗言,不但不给赵忠治罪,反而下令将朱穆交付廷尉(最高审判机关长官)问罪,处以入左校(修建宫室、陵园的机构)服苦役。

太学生们听说朱穆惩处犯法宦官反而被捕,群情为之激昂愤慨,以刘陶为首的数千名太学生前往朝廷门前上书。奏书中称: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榞烦兴,谗隙仍作”。“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奏书最后表示,他们愿意“黥首系趾”,代替朱穆去服苦役。宦官见太学生怒不可遏,只好让步。于是,汉桓帝下令免去对朱穆的处罚,将他撤职为民。

永寿元年(155年),太学生刘陶上书评论政事得失,自称对国家的前途命运“长怀叹息”,“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1],得失昭然”。刘陶认为:前冀州刺史朱穆、前乌桓[2]校尉(代表朝廷处理与乌桓的事务)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挟辅王室”。对于刘陶这封奏书,汉桓帝不予答复。

后来,朱穆复任尚书(朝廷部门长官),跪请汉桓帝起任儒臣而疏远宦官。汉桓帝拂袖而去。朱穆为之忧愤成疾,溘然长逝。

宦官贪赃与第二次学潮

延熹五年(162年)冬天,中郎将(警卫部队将领)皇甫规率部平息了羌[3]人叛乱,解除了朝廷忧患,论功应当封侯。中常侍徐璜、左悺借口了解战功情况,数次派人向皇甫规索要缴获的财物,皇甫规拒不答应而将缴获的财物如数交入国库。徐璜等人大为恼火,随即诬告皇甫规,以“余寇不绝”的罪名将他交付廷尉,处以入左校服苦役。人们听说皇甫规凯旋回京反而被关入左校,无不为之震惊。以张凤为首的三百多名太学生联络朝廷正直官员,上书汉桓帝,为皇甫规申冤。不久,汉桓帝发布赦令,皇甫规得以获释回家。

延熹八年(165年)三月,北海郡(治所位于今山东省昌乐县西)太守羊元群因贪赃枉法被罢官,临走时把装在官府厕所里的精美饰物都带回家去。河南尹(京都地区行政长官)李膺上书建议给羊元群治罪。宦官收到羊元群贿赂后,反诬李膺为“诬告”,将他收捕。汉桓帝随即下令将李膺交付左校服苦役。太尉(丞相)陈蕃和司隶校尉(主管纠察京都百官兼领军缉捕)应奉等人接连上书为李膺申辩,李膺才得以获释。

当年十一月,李膺被任命为司隶校尉。李膺上任后,对贪官污吏严惩不贷。野王县(治所位于今河南省沁阳市)县令张朔贪赃事发后逃往其兄小黄门(侍从皇帝的宦官)张让家里。张让将他藏入一根大合柱中。李膺亲率吏卒将张朔搜捕。经洛阳监狱派人查实后,李膺下令将张朔处死。

太学生与正直官员呼应结党形成风潮

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捕杀张朔一事在太学引起轰动。于是,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在太学生中形成气候。继刘陶之后,太学生领头人物是郭泰(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他们和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及尚书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褒扬标榜。太学生中流传:“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由于议政风气在太学生中盛行。朝廷大臣都害怕来自太学的非议,主动和太学生中的头面人物交结。

在此期间,京都以外发生的几件事,也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汝南征羌(位于今河南省郾城县东南)人范滂疾恶如仇、六亲不认被传为佳话。范滂,字孟博,“慷慨有澄清天下之志”。当初,范滂担任太尉掾(丞相府属官)时曾在一次听证会上弹劾二十多名刺史一级的大臣结党营私。尚书(其名不详)指责他有“私故”。范滂辩称其志在除奸,若有二意甘受处治,驳得尚书哑口无言。随后,他愤然弃官而去。南阳(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宗资出任汝南郡(治所位于今河南省平舆县北)太守后,听说范滂为官清正,在当地很有名声,上书奏请任命他为功曹(主管郡府官员考绩赏罚),对他十分信任。范滂的外甥李颂为人没有德行,他通过中常侍唐衡的关系要宗资任命他为汝南郡吏(低级官员)。范滂发话将任命李颂的公文放置不办。为此,宗资下令捶打书佐(文秘官员)朱零。朱零昂头对宗资说:“是范滂决定不办的。他以利剑斩腐恶,令人敬佩。我宁可被打死,也要听范滂的!”由此,外界传言:“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山阳郡(治所位于今山东省巨野县南)东部督邮(负责督送邮书、督查政务)张俭听说中常侍侯览在其老家防东县(治所位于今山东省单县东北)残害百姓并为其母修建高大坟墓,下令摧毁侯览的故宅及其母的坟墓,没收他老家的家产,并上书弹劾侯览的罪行。张俭的奏书被侯览截留。

下邳(治所位于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县令徐宣系中常侍徐璜的侄儿,因求娶前汝南郡太守李皓的女儿不成,便率领吏卒冲进李皓家,将其女儿抢回家,朝她身上射箭,戏辱泄愤,以致将该女害死。东海国(似为下邳国,治所下邳县,时只有东海郡且不辖下邳县)丞相(封国行政长官)黄浮听说此事后,下令将徐宣斩首示众。徐璜听说后竟奏告汉桓帝,将黄浮处以髡刑(剪去头发),押送左校服苦役。太尉陈蕃上书为黄浮申辩,称“臣寝不能寐,食不能饱,实忧左右日亲,忠言日疏,内患渐积,外难方深”。“东海相黄浮,奉公不挠,疾恶如仇”。“宣犯衅过,死有余辜”。汉桓帝听不进陈蕃的忠告。宦官由此对陈蕃更加痛恨。

汉桓帝偏袒宦官下令大捕党人

当年(166年)冬天,河内(位于今河南省武陟县)有个名叫张成的术士,仗恃其结交宦官势力,扬言朝廷将要颁布大赦令,教唆其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下令将张成父子逮捕。不久,朝廷果然颁布赦令。李膺更为恼火,随即下令将张成父子处死。之后,宦官指使张成的门徒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人结党,称其“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并列出党人名单。汉桓帝大为恼火,于十二月下令逮捕各地党人。太尉陈蕃劝阻说:“今天所要治罪的都是天下名士、忧国忠诚之臣。他们没有什么罪过,怎么能将他们收捕?”汉桓帝对陈蕃等人的忠谏拒而不听。一时间,缉捕官员四出奔走,“相望于道”。李膺、太仆(主管皇帝车马兼管兵器制作)杜密及范滂等二百多人相继被捕入狱。

张俭风闻自己被人告发与同郡二十四人结党,“困迫遁走,望门投止”。他久负盛名,所到之处,人们不顾家破人亡对他加以掩护。有数十人因掩护张俭后来被处死,有的郡县房屋为之受到毁坏。

原太学生夏馥也被列入党人通缉名单。他听到风声后剪去胡须,逃入林虑山(位于今河南省林州市西)中,隐名埋姓,帮人烧炭,其面容憔悴且满脸炭灰,没有人认出他是谁。夏馥听说张俭为了逃命,所过之处牵连许多人,顿足长叹道:“罪过是自己作的,何须牵连无辜的人?为了自己逃生,祸害那么多人,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

皇甫规时任度辽将军(北方边防部队将领,驻地位于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听说朝廷大捕党人深为不安,为自己没有被捕感到羞耻。他上书自陈说:“臣昔论输左校时,太学生张凤等上书讼臣,是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皇甫规奏书递上后,没有受到追究。

搜捕党人的诏令下达后,各个州郡和封国纷纷派人缉查,有的郡县抓了几百人,株连大量无辜,唯有平原国(治所位于今山东省平原县南)丞相史弼没有抓人。青州(治所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北)执行官员质问史弼说:“青州六个郡国中,五个郡国都有党人,平原国为何独无党人?”史弼回答说:“各地情况不一样,别的郡国有的,平原国不一定有。如果一味依照上面的意旨诬陷好人,那样,我们平原国家家户户都是党人!”

李膺等人被捕后,陈蕃以激烈的言辞再次上书提出异议,触怒宦官和汉桓帝而被罢免太尉职务。一时间,朝廷没有人敢出面为受到陷害的党人说情。郎中(相当朝廷部门长官助理)荀爽担心李膺“名高致祸”,写信劝他“屈节以全乱世”。李膺漠然置之。

党人获释而受到禁锢

永康元年(167年)五月,幸免逃脱的贾彪悄悄来到洛阳,请求城门校尉(主管京城门卫的将领)窦武营救李膺等人。窦武慨然答应贾彪的要求。

窦武的女儿是汉桓帝皇后,凭着这层关系,他上书言辞尖锐,不留情面。窦武在奏书中说:“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常侍、黄门,競行谲诈,妄爵非人。”“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考,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效验。臣惟膺等建忠抗节,志经王室。”“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窦武奏书递上后,汉桓帝没有及时作出答复。窦武随即称病辞职,并交还城门校尉的印章。

其实,汉桓帝看了窦武的奏书后,思想颇受震动。他派中常侍王甫亲自去审问党人。王甫见范滂颈戴枷锁,手戴铁铐,脚系铁镣,头蒙布袋,便向他问道:“你作为人臣不忠于国家,而与太学生等人互相推举,结成一党,究竟想干什么?”范滂回答说:“我们褒扬善良,想使当官的都能保持清廉;痛斥恶人,想使当官的都能看到他们的卑污,没有想到这是在结党。古人修善积德可以得福,而今修善积德却要遭殃。我没有辜负皇上,死而无憾!”王甫深为范滂的言词所感动。

李膺等人受审期间,其口供把宦官的许多亲属牵扯进来。众宦官害怕事情继续闹大会殃及自己,奏请汉桓帝以发生日食为借口发布赦令,将李膺、范滂等党人赦免。

鉴于上述情况,汉桓帝于六月八日发布大赦令,将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全部释放回家;同时下令将党人的名字注册,分发太尉、司空、司徒三个丞相府,明确对他们实行终身禁锢,今后不得再让他们出来做官。

经过这次劫难,陈蕃、李膺等人声名大震,天下有识之士纷纷对他们褒扬标榜,以激励其意志。人们称陈蕃、窦武等三人为“三君”,意为“一世之所宗”;李膺、杜密等八人为“八俊”,意为“人之英”;范滂、夏馥等八人为“八顾”,意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张俭、翟超(原为张俭上司山阳郡太守)等八人为“八及”,意为“能导人追宗者”;议郎(侍从皇帝参与议政)刘儒等八人为“八厨”,意为“能以财救人者”。

谋诛宦官失败党人惨遭杀害

当年(167年)十二月,汉桓帝病逝。汉桓帝没有儿子,由窦皇后及其父窦武定策,立解渎侯刘苌之子时年十二岁的刘宏(汉章帝玄孙)继位,史称汉灵帝。之后,窦皇后以皇太后临朝听政,任命窦武为大将军,陈蕃为太傅、录尚书事。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则同汉灵帝奶妈赵娆勾结在一起,成天侍侯在窦太后身边。

建宁元年(168年)九月,陈蕃、窦武谋杀曹节等宦官事泄。曹节、王甫等人发动政变,反将陈、窦二人杀死,夺取朝政大权。

建宁二年(169年)十月,曹节升任大长秋(传达皇后旨意,领受皇帝诏令),完全控制朝政大权,决定对被禁锢的党人下毒手。他授意其亲信上书汉灵帝,奏请追究陈蕃为李膺辩护的旧事,借以将党人重新逮捕审讯。汉灵帝不知道什么叫党人,党人有什么罪要坐牢杀头。曹节对他说:“党人就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犯法的人,他们图谋作乱危害国家。”于是,汉灵帝下令逮捕党人。

有人将这一诏令偷偷转告李膺,劝他趁早逃跑。李膺回答说:“效忠君王不辞艰难,犯罪不逃避刑罚,这是人臣应有的节操。我虽然没有犯法,但年已六十,死生都随他去,还能逃到哪里去!”之后,李膺主动投入监狱,被拷打致死。

汝南郡督邮吴导奉命逮捕范滂。抵达征羌时,他紧闭旅舍的房门,伏在床上哭泣。别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范滂听说后对人说:“他一定是为我而来。”县令郭揖听说要逮捕范滂,愤愤不平,抛弃官印和绶带,要带范滂一起逃走。他对范滂说:“天下大得很,你何必待在这里?”范滂回答说:“我死后,祸难也就消除了。怎么能因为我而连累您,还要让我的老母亲流离失所呢?”

范滂来到母亲身边,同她诀别说:“仲博对您孝顺恭敬,会尽心供养您老人家;我这次则要去九泉,跟随龙舒君[4]了!活着的和死去的,都各得其所。只求您老人家舍弃对我的恩爱,不要多为我悲伤。”范滂母亲抑制着悲痛对儿子说:“你今天能够和李膺、杜密齐名,死有何恨!既然有这么好的名声,还想长寿,怎么能两全啊?”范滂跪在母亲身边,聆听母亲的教诲,尔后与母亲挥泪而别。

范滂走出家门时,回过头对其儿子说:“我想使你成为恶人,但恶事不可做;希望你做个善人吧,但我不是从来没有做过恶事吗?”路过的人听他这么说,都流下伤心的眼泪。范滂遇难时年仅三十三岁。

由曹节等人制造的这起党人案,含冤被迫害致死的共有一百多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流放到边远的地方。宦官有意将案件扩大,一些与此案毫无关联的志士豪杰亦被他们指斥为党人;有些人则借机泄私愤相互陷害,诬告对方为党人,由此而被处死、流放、撤职、禁锢的又有六七百人。党人中,只有张俭等少数人逃亡,郭泰因出语温和幸免于难。

黄巾起义烽火迫使汉灵帝解除党锢

熹平五年(176年),永昌(治所位于今云南省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请求为党人平反昭雪,言辞恳切。汉灵帝看了他的奏书后勃然大怒,下令将曹鸾逮捕入狱,活活打死。接着,汉灵帝借此事下令各州郡对党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清理,凡党人门生及部下的父子兄弟,在职的一律免官禁锢。

中平元年(184年),钜鹿(位于今河北省平乡县西南)人张角聚众三十六万发动起义,起义部众头裹黄巾,号称黄巾军,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汉灵帝闻讯大为惊恐。北地郡(其官府寄居冯翊郡,位于今陕西省大荔县)太守皇甫嵩上书建议解除党禁。汉灵帝就此事询问中常侍吕强。吕强回答说“党锢积年已久,千家万户为之怨恨,如若再不解禁,被禁党人一旦与张角合谋,乱子就闹大了,到时候想挽救也悔之晚矣。”汉灵帝听吕强这么说更加害怕,不得不下令对党人实行大赦。至此,被流放的党人才各自回到家乡。

刘陶时任谏议大夫(主管议论朝政得失)。他见天下发生动乱,深为国家的命运而忧虑,上书汉灵帝说:“臣闻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缓声。”“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臣自知言数见厌,而言不自裁者,以为国安则臣蒙其庆,国危则臣亦先亡也。”接着,刘陶陈述“当今要急八事”,认为“天下大乱,皆由宦官”,请求远斥宦官。

众宦官获悉刘陶这一奏书后群起而攻之,反诬刘陶“疾害圣政,专言妖孽”,“与贼通情”。于是,汉灵帝下令将刘陶逮捕,交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严刑拷问。刘陶知道宦官要将他置于死地,入狱不久便含愤自杀。

东汉后期党锢之祸,“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这起事件,是志士仁人忧国忧民而引发悲剧中沉重的一幕。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卷四十三《朱穆传》

卷五十七《刘陶传》

卷六十五《皇甫规传》

《通鉴纪事本末》卷六《窦氏专恣》

卷八《宦官亡汉》、《黄巾之乱》

【简评】

《后汉书》作者范晔认为“: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李膺振拔污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概,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

司马光评论说:“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资治通鉴》卷五十六《汉纪四十八》)

清代学者王夫之认为:“党锢诸贤,或曰忠以忘身,大节也;或曰激以召祸,畸行也。言畸行者,奖容容之福以堕士气。言大节者,较为长矣,而犹非定论也。”(《读通鉴论》卷八《桓帝》)

【注释】

[1]东汉中后期,宦官与外戚争斗不息,交替控制朝政。秦朝后期由宦官赵高当权,“强秦之倾”指宦官祸国。西汉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汉哀帝去世,继位的汉平帝年仅九岁,由录尚书事(丞相)王莽(王太皇太后之侄)执政。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毒杀汉平帝,随后立二岁的刘婴(汉宣帝玄孙)为皇太子,代行皇帝事。居摄三年(公元8年),王莽废刘婴太子位,建立新朝称帝。“哀、平之变”指外戚乱政。

[2]游牧部族,东汉初年入居塞内,居住地位于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及辽宁省西部。乌桓校尉治所设于上谷郡宁城,位于今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北。

[3]部族名,游牧地位于今甘肃省东南部及陕西省西部。

[4]龙舒君是范滂对其父范显的尊称,范显生前曾任龙舒侯的丞相。仲博,是范滂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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