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局刘公出高招_盯局部蒋孙争雌雄_关于刘公的故事

观大局刘公出高招_盯局部蒋孙争雌雄_关于刘公的故事

刘公为何要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起来呢？这里且把两个革命组织的发展情况予以简单介绍。

话说刘公从襄阳回到武汉后，感到武昌起义的经费已得到解决，待到时机成熟，便可发难，于是安排孙武派人将湖北的革命形势及武昌起义的筹备情况通知长沙的焦达峰、岳州的潘平界、宜昌的潘级升和京山的刘英，并与奉天的任本昭、周斌、张天华、陈锦章、李德安，长春的徐竹坪、黎本唐、四川的吴香墀、何起义等各地的革命同志，进行书面联络。

鉴于加入共进会党人的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刘公决定把湖北共进会革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军队，认为只有把军队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地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有的人员，胜利地举行起义。这就是所谓的“抬营主义”。

为了强化组织，刘公同孙武商议将湖北共进会原有的会党五个镇改为六个军，以刘英为副都督，统率六个军。同时，又对军队内的共进会组织作了重大改动，即按清军编制，于队、营、标各设代表，分层负责。各所在单位会员，二十人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各一人；每三个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入会的同志，编成六个军，拟定李成牧为第一军指挥，江庆林为第二军指挥，萧国宝为第三军指挥，高尚志为第四军指挥，丁仁杰为第五军指挥，陈孝芬为第六军指挥。由于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导致全国革命形势紧张，使刘公对湖北军队内共进会的编军计划未能实现。

共进会吸收会员，先由会党、市民转入学界，后又由学界转入到军队的标、营、队。到辛亥革命前夕，共进会会员接近3000人，其中军队中的会员约有1500人。其中，会党加入共进会的人数较多，相当于军界、学界的总和。联络会党得力于黄申芗和刘英兄弟；联络学界先为胡襄、田采堂，后为牟鸿勋、苏成章；联络军队主要是徐万年、邓玉麟、高尚志和陈孝芬等人。(www.guayunfan.com)1906年腊月，刘公回国准备在湖北组织力量，发动起义，以助革命党人在湖南、江西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到汉口后获悉起义失败，经杨玉如介绍，在玉如家中遇到了阔别五年的生死之交的老朋友徐万年。在交谈中刘公说革命党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枪杆子”，并一再叮嘱说：“要有枪杆子的千斤重担就落在了像万年兄弟一样在军队干事的革命党人肩上。”自此以后，徐万年与会中调查员邓玉麟互相联络，秘密运动。其先假开同乡会为名，以事联络运动，旋恐上官干涉泄露，又开酒菜馆以便往来，免致外人窥破情形，用款八百余银，因是而入党者益众。其认为以一人之精力不能普及，遂又联络炮队同志蔡汉卿、杜鼎、孟发臣、陈天寅、王鹤年、王广聚等，步队右旗同志杨洪胜、马德和、刘学钧、马云卿、李文远等及工程队同志马荣、徐绍宾、张良臣、韩振兴、于振海、于郁文等充支队代表，又派冯征远，梅青福等充省军队及各省机关联络员。数年来在营内秘密演说民族主义，抱定入会宗旨，因此而入会之同志约1500余人。会员入会手续简单，只填“愿书”不缴会费，也无一定仪式。与同盟会相比较，其形式较为松散。共进会靠个人关系发展组织，难免存在散漫状态，但有“排满革命”的精髓相统一，所以会内会外大致尚能保持团结、步调一致。

武汉地区另一个坚强的革命团体就是文学社。文学社是清末湖北武汉新军中的主要革命团体之一。文学社最早在1904年出现，当时名称是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到1911年才改为文学社。这些团体比共进会更早进入湖北，成员一般以士兵为主，其前身是由日知会演变而成的群治学社。

1910年（宣统二年）春天，群治学社由于在湖北新军中密谋起义，事泄而遭破坏，社务暂时停顿。同年中秋，社员杨王鹏、李抱良等在武昌黄土坡开会，决定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并公推杨王鹏为社长。后因杨王鹏被军队开除返湘，改由蒋翊武主持社务。是年冬，社员詹大悲等创刊《大江报》，大力宣传革命，影响日益扩大。

振武学社组织发展得很快，1910年秋重阳节开社员大会已有社员240余人（主要是新军士兵、学界参加的很少）。这引起了清廷的高度关注。蒋翊武等人为掩护革命，转移敌人的注意力，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的名义，邀集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黄鹤楼开会，决议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会议选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尧瀓为评议部长。稍后又陆续推举王宪章为副部长，张廷铺为总务部长。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随即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口、汉阳社务，以胡玉珍为支部长，邱文彬为副支部长。文学社简章自称：“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旨趣，实际上是以“排满革命”为“心记之宗旨”，提出“兴汉排满，推翻专制、驱逐满奴，夺回汉室江山。”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新军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的下级进步军官。

文学社成立之后，积极开展活动，努力扩大组织，到辛亥革命前夕，新军各标营都有文学社的组织和成员。当时，武汉的新军有一镇一混成协，兵员共计1.5万人，文学社成员3000人，竟然占兵员总人数的1/5，加上其他各界文学社的社员，总人数达5000多人。

文学社社长蒋翊武生于1884年12月21日，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原名保襄，亦作保湘，字伯夔。幼年入私塾就读，不事科举，立志推翻清王朝。1903年入澧州高等小学堂就读。次年以学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与刘复基等联络沅、湘一带会党，晓以民族大义，号召他们反对清王朝。一次一个清朝官员到学校教室里给学生训话，告诫学生说：“你们未来都是教书育人的先生，万万要潜心治学，要学那忠君报国的曾国藩、左宗棠，万万不可学那背叛朝廷、逆天而为的洪秀全、杨秀清……”血气方刚的蒋翊武一听此言，怒火中烧，没让他再说下去，从人丛中猛地站了起来，厉声驳斥道：“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清朝官员一下子张口结舌，不知所措而同学们却赞不绝口，掌声如雷。嗣后因参加长沙起义被学校开除。

1905年离乡赴上海，次年入中国公学学习，并加入同盟会。1906年10月28日与杨卓霖创办《竞业旬报》，用白话文宣传革命。1907年春《竞业旬报》被迫停刊后，返回故里。1909年春与刘复基再赴上海。1909年秋，应刘复基之邀赴武汉襄理《商务报》，入新军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当兵，参加群治学社。1910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初杨王鹏为社长，后由蒋翊武主持社务。

在会员的发展过程中，文学社一直以新军士兵为发展对象；共进会初期发展对象在会党，后来也转向新军。初期，两个团体分头进行，不相妨碍，但都转向新军之后，就难免产生了摩擦，譬如湖北新军马队很多同志本已打算加入文学社，而共进会却派章裕昆、黄维汉为代表参加共进会的会议。当孙武拿出共进会志愿书请他二人填写时，黄维汉提笔就填，章裕昆则借故离开。回马队后，章裕昆把黄维汉填写共进会志愿书的事告诉大家，指责黄维汉擅自做主，破坏团体行动，并逼黄维汉写信给共进会，取消其所填志愿书。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不少新军士兵，认为两个团体都是革命组织，并且目标一致，宗旨相同，为避免摩擦，就既参加学社，又参加共进会。

共进会与文学社是武汉地区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两个革命组织，这是革命党人人所共知的；而在争取会员的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凡革命党人也人人皆知。刘公提出让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建议极富远见卓识，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故在座的共进会负责人无不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地说：“刘会长所言甚是，但怎么实现联合，怎样合二为一，实际操作起来，恐怕困难重重呀！”

刘公朗声而言曰：“我们革命党人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我们革命党人每前进一步，那都是与困难做斗争而取得胜利的结果。清朝廷虽然是腐朽的、没落的，但他们掌控着国家机器，掌控着军队。在战略上我们应当藐视他们，把他们看成是纸老虎；但在战术上我们应当重视他们，把他们当作真老虎来打，万万轻视不得。别地清军暂且不说，光武汉地区的清军就有15000人，而我们共进会的成员到目前为止，只有3000来人，新军士兵只有1500来人，同清军人数比起来，我们明显处于劣势，且清军都是训练有素的。《孙子兵法》上说：‘均则力敌之’敌人有15000人，我们只有3000人，一人拼5人，无论怎样不怕死，恐怕也难取胜。我们革命党人前面的好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是我们革命党人不勇敢吧？不是。那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那就是敌我力量相差太悬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当吸取前面历次失败的教训，不能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况而盲目地发动起义，若如此，我们的起义又有可能会失败。为确保起义能取得胜利，我们必须要同文学社联合，只有如此，我们的起义才有取胜的希望与把握。为什么呢？文学社有成员5000人，新军士兵有3000人。如果我们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合二为一，我们的总人数有8000人，光新军士兵就有45000人左右；起义时，我们是有备的，敌人是无备的，枪声一打响，有一部分倾向革命的会倒向我们，还有一部分可能保持中立——无战斗力，这样拼命与我们为敌的清军不会超过5000人；再加上我们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支持，如此一来，我们的起义就有百分之百取得胜利的把握。文学社与我们共进会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宗旨也完全相同，况且蒋翊武也为同盟会会员，我们都是战斗在孙总理旗帜之下的一员，只要工作做到位了，两个革命团体是能够实现联合，是能够合二为一的。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把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的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现在我们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起来对付瑞瀓、张彪，就如三国时孙刘联合在赤壁大败曹操一样，只要我们共进会与文学社实现了真正的联合，我们就一定能打败瑞瀓、张彪，就一定能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座的共进会负责人皆精神振奋，倍受鼓舞，都对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充满了信心，都对武昌起义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会后，刘公派自己的表哥潘善伯与表弟托德琨同杨玉如一起去探探蒋翊武的口气。三个人见了蒋翊武，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陶德琨说：“蒋社长，近年来文学社在你的领导之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会员在新军中的人数已达到3000来人，总人数已达5000来人，这实在是一支相当强大的革命队伍啊。我们共进会的刘会长及众多的弟兄们无不对蒋社长佩服之至，对蒋社长的革命精神也赞叹不已啊。”

蒋翊武知道所来的三位都是留过学的人，都是挺有才华的人，而且也知道陶德琨、潘善伯同刘公是老表，杨玉如同刘公虽不是亲戚，却深得刘公信任，如同刘公的左膀右臂，今见陶德琨如此恭维自己，脸不觉微微一红，忙说：“刘会长舍家为国的革命精神在国内外的革命党人中盛传，凡革命党人，无不尽知，其革命精神，除孙总理外，我看是无人可及。自他担任共进会会长回到武汉之后，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使共进会的工作别开生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会员总人数也已达到了数千人。凡我文学社成员没有对刘公不佩服的。前不久，刘会长又从襄阳老家筹集来武装起义所用之巨款，更令我文学社成员对刘公佩服之至。刘公实革命党人中少有之人杰也！”

杨玉如见蒋翊武所言非恭维奉承之词，实乃推心置腹之言，乃坦言曰：“听蒋社长所言，兄弟你同我们刘会长均是光明磊落、胸怀豁达之人，均是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今天我们三个人到这里来，是想把刘公的想法同你说一说，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万望蒋社长坦言之，我们回去好向刘会长汇报。”

蒋翊武忙问道：“刘会长有啥想法？请兄弟明言之，我一定尽力而为之。”

杨玉如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刘会长认为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必须联合起来，合二为一，同舟共济，武昌起义方能取得胜利。否则，单凭某一个组织发难，力量便显得十分单薄，发难要取得胜利，实在是无十足把握，弄不好，又会像革命党人前面搞得那些武装起义一样，以失败而告终。到那时，又不知有多少好兄弟要白白地牺牲。共进会会员皆认为刘会长想法切合实情，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是举行武昌起义之前所必须办的事，是万万不可以马虎的。不知蒋社长意下如何？”

蒋翊武爽快地说：“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刘会长说出了我想说的话，我们文学社诸同志皆认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确实到了该联合的时候了，至于分门别户、各自为政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你们共进会会长刘公不仅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共进会的创始人之一，还是孙总理的拜把子兄弟，他德高望重，我们服他，听他的，至于怎样联合，恐怕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我们静听刘会长的指示，待两个团体的人到一起协商后再说。”

潘善伯见蒋翊武把话说得如此透彻明了，心里自然很满意，因为见蒋翊武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是不是同意搞联合。现在蒋翊武的想法与自己的表弟刘公的想法相一致，那么就好开展下面的工作了。于是蒋翊武话一说完，潘善伯就说：“蒋社长如此快人快语，我们共进会表示欢迎。今天我们回去之后，一定把你的话尽快转达给刘公，我想刘公一定会尽快安排时间，让两个革命团体的人到一起协商的，你们就静听佳音吧。”说完之后，潘善伯等三人便与蒋翊武告别而回。

潘善伯等三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刘公的住处，把同蒋翊武交谈的过程要言不凡地向刘公作了汇报。蒋翊武的想法能同自己的想法相一致，这当然令刘公高兴——因为这表明双方商谈的大门已打开，共进会与文学社的联合已露出胜利的曦光。但刘公也深深地知道这只是万里征途迈开的第一步，而且是小小的一步；若要让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落到实处，融为一体，其间要做的工作一定很多很多，而且所遇到的困难也一定是很难很难的。迈开的这一步虽然不大，但毕竟是十分顺利的。于是刘公抓住这个机遇，于1911年6月初的一天，召集共进会干部在武昌胭脂巷二十四号机关开会，商量派与文学社进行联络的人员。参加会议的人一到齐，刘公就说：“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尽量开短会。”接着就说：“昨天我们派人同蒋翊武谈了共进会与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联合的事，他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既然如此，今后商谈两个革命团体联合的事，一定有许多工作要做，为避免打乱仗，我同孙武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让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三个人作为同文学社进行联络的联络员。大家如有异议可以提，如果没有异议就散会。”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三个人同文学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相处得也不错，又都是见多识广、工作能力挺强之人，所以众人没有意见。刘公见大家无异议，就宣布散会。

众人走后，刘公对孙武说：“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应该趁热打铁。如今我们的联络员也确定了，我想我们共进会应尽早一点同文学社开一个联合协商会议，来个投石问路，看看对方有一些什么要求，然后我们根据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化解矛盾，为两个团体的联合铺平道路。你认为怎么样？”

孙武说：“两个团体尽早开个会当然很有必要。只是我认为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均可妥协并接受，但在联合后谁为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是协商的底线，你我心中都应有数。”

一听此话，刘公心知肚明，知道孙武是一个权欲心极重的人，只好含糊其辞地说：“那好吧。那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就是了。”

同孙武打了招呼之后，在刘公的安排之下，杨时杰、查光佛、杨玉如征求了文学社几个主要负责人的意见，共进会、文学社双方领导人便在武昌共进会湖北分会会长孙武的住宅（武昌分水岭七号）召开第一次联合协商会议。文学社出席会议者为蒋翊武、刘复基；为避免双方协商的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而无回旋的余地，共进会方面刘公没出席会议，而让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等四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蒋翊武便先入为主，说道：“孙武兄弟，要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共进会与文学社实行联合，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两个团体实行联合的问题上，因为我们革命的目标、宗旨都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共进会无论有什么样的条件、要求，我们都能接受。只是我们文学社人多些，在军队里的人数也比共进会的人多，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为了武昌起义能顺利进行，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应以文学社为主！其他的问题，我们都好商量。”

孙武听了蒋翊武的话，觉得咄咄逼人，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就立即反驳说：“共进会乃同盟会之行动队，与各省同盟会皆有联系，军队会员人数怎么会在文学社之下呢？所以武昌起义的领导人理所当然地应以共进会为主！”

既已撕破了脸皮，双方便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双方进入十分难堪的僵持状态。幸亏在开会前刘公对杨玉如说：“若双方为焦点问题谈不下去而处于僵持状态时，兄弟当出面打圆场，留个余地，顾全双方的面子，让第二次协商会议能顺利召开。”杨玉如见孙武恼怒得几乎要同蒋翊武吵起来，忙微微一笑，站了起来，对蒋翊武与孙武说道：“从大的方面说，我们都是革命党人，都是战斗在孙总理旗帜之下，都是服从孙总理领导的；在方向性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在枝节问题上我们多开几次会，多动下脑子，我想是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吧。”

蒋翊武听了杨玉如的话，忙站了起来，很勉强地笑了一下，然后同孙武、邓玉麟、杨玉如等人握了一下手，便挥手告别而去。同蒋翊武一起来的刘复基对两个革命团体合作的问题持十分积极的态度，在回家的路上，他不便发问，怕引起清廷暗探的注意，在回到蒋翊武的住处之后，他向蒋翊武进言道：“我们的态度太强硬，会不会给联合的问题带来麻烦呢？”

蒋翊武说：“孙武这个人志大才疏，权欲心极重，总想凌驾于别人之上而发号施令。1910年秋共进会的活动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刘公回国后方才走出低谷，打开了新局面。共进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靠谁？靠刘公。两下一比较，相形见绌，深感刘公才能在己之上，便对刘公产生嫉妒之心。刘公从襄阳老家筹集来巨款之后，威望又倍增，不光是共进会成员，凡革命党人皆知道有刘公，而不知道有孙武。为此，孙武对刘公的嫉妒之心又进一步增强。我曾风闻孙武为中伤刘公而抬高自己，在刘公筹款返回武汉后，曾挑唆彭楚藩、李作栋到刘公那里去制造麻烦。刘公胸怀宽广，为了革命事业，处处迁就他，而他不知感恩戴德，同刘公却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其对刘公尚且如此，对我们那就更不言而喻了。所以像孙武这样穿长褂的留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在武昌起义这样的大事情上，尤其是在谁当起义主要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万万不能让步；一旦他当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凌驾于我们众人之上，颐指气使起来，我们就很难同他在一起共事了。到那时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可就大了。我劝兄弟放宽心，共进会目前还是刘公说了算；关于我们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的事情，刘公会想出办法来的，也一定会主动地派人与我们谈。凭着刘公的睿智与才能，多费点周折，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的。”

再说共进会这面。散会之后，杨玉如把协商会议的焦点问题向刘公作了汇报，然后好似感到有点失望一样地默坐不语了。刘公沉思了一会，说：“此次会议虽说没取得什么成果，但我们知道了问题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了工作的重点该朝什么地方用力，这难道不是收获吗？就目前情况而言，孙武同蒋翊武的关系非常僵化，可以说是针尖对枣刺，谁也不让谁。如果再让他们两个人坐到一起，肯定不是争论不休，就是吵闹不已。他们都想当武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都想拥有最大的领导权。这是摆在我们两个革命团体实现联合道路上的一块坚冰，若不把这块坚冰予以化解，联合的问题就将受阻。既然如此，那我就来做化解这块坚冰的烈火吧！”

杨玉如见刘公双眼光彩熠熠，对问题的解决好似充满了坚毅和自信，自己不觉也深受启发，失望情绪一扫而光，充满了同志间的那种无比关爱之心，轻轻地说道：“刘会长，工作要干，自己的身体也万万马虎不得，也应该时时注意保养，别把身子搞垮了。”

刘公忙笑笑说：“谢谢兄弟的关心，我引起注意就是了。”

次日，在杨玉如陪同下，刘公到文学社总部找到了蒋翊武。蒋翊武亦为精灵过人之人，岂有不知刘公所来为何之理？自己本来就十分佩服刘公的为人，今见刘公为两个革命团体联合之事而屈身就下，心里自然激动不已。一见了刘公，就把刘公的双手紧紧地握住说：“刘会长，你是海内外闻名的人物，凡革命党人谁对你不佩服之至呢？你每天日理万机，有什么事情你派人通知一声，难道我会不应声而往？你这样屈己而迁就我们这些普通而平凡的人，实在让我愧不敢当。”说罢忙请刘公与杨玉如坐下，并亲自为二人沏茶。

刘公接茶在手，一边品茶，一边寻思蒋翊武是如此坦诚、爽快之人，怎么见了孙武就斗嘴而谈不拢呢？但想到今日是为化解两个团体的矛盾而来的，就只好把这个疑团压在心里，而面带微笑地对蒋翊武说道：“我知道兄弟耿直、爽快，对革命矢志如铁，忠贞不贰，就如同太平天国时期叱咤风云的英王陈玉成一般，是个不可多得的俊杰。目前的革命形势明眼一看便知，只有两个团体实行联合，然后进行整合，进行统一部署，武昌起义才能够取得胜利。两个革命团体的联合就如同把五根手指头握拢形成一个拳头打人一样，用五根手指头打人是没有什么威力的，若用拳头打人，那效果就大不一样了。我想为了顾全大局，为了革命党人事业的成功，像兄弟这样豁达大度之人，是不会在个人的名利得失上而斤斤计较的。”

蒋翊武听刘公说到这里，忙言说：“刘会长处处以长者风度宽厚待人，人所共知，个个敬仰。孙武与刘会长为同一组织之人，其为人如何，难道刘会长会不清楚？比他强的人，他嫉妒，使绊子，而且还爱耍弄权术。别的不说，就说他同孙总理的关系，孙总理为广东香山县人，他为湖北汉阳人，其自诩为孙总理的弟弟，这不是撒弥天大谎吗？但谁同他一般计较呢？只要对我们革命党人的事业有利就算了。他这种人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刘会长，我敢断言他是一个没有革命骨气的人，对他这样的人，我们不得不防。若一旦他掌控了武昌起义的大权，顺着他的心意办还好，若不然，他一旦翻脸，那给革命带来的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听了蒋翊武发自内心深处的剖白，刘公心里的疑团顿失，又喝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孙武之为人，我岂能不知？但为了革命党人的事业，为了顾全大局，我有时不得不以退为进，不得不以柔克刚。今天我向兄弟坦言之，你我弟兄奋斗了这么多年，现在应该有个结局了。为了此次武昌起义能取得胜利，兄弟必须放弃一切个人的恩怨、陈见，要从团结的方面想，要从拧成一股绳的方面想。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指挥权，我一定会妥善处理好的，绝对不会有负于兄弟的。”

蒋翊武说：“刘会长既如此说，那我们惟你马首是瞻，你但有指示，我们无不遵从。”

刘公见蒋翊武如此说，心里很高兴，感到并没枉此一行。于是满面笑容地同蒋翊武及在座的文学社负责人一一握手道别。

而后，刘公又单独地找到孙武，又对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劝孙武要高瞻远瞩，眼光应从远处看，从大处看，从怎样有利于武昌起义方面看，至于谁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刘公说：“一切问题，我们通过开会，通过协商来解决。只要心中无私，一切围绕着怎样能使武昌起义取得胜利方面想，我想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一切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孙武虽心术不正，但绝对不是颟顸之人，其岂不知在武汉地区文学社比共进会人数多、力量大？又岂不知单凭共进会的力量发难而很难取得胜利？所以听了刘公的话，他就只好自己搬梯子下台阶，说道：“我一心想让共进会掌握起义的领导权，并无别意，只不过感到心里踏实些，不会出什么意外罢了。刘会长既然如此说，那我们一切听你的指示就是了。”

做了蒋翊武、孙武的工作之后，在刘公的周密安排下，没过两天，共进会、文学社双方代表在武昌长湖西街龚霞初的住宅召开第二次联合协商会议。文学社出席会议者为刘复基、王守愚、蔡大辅，共进会出席者为邓玉麟、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

会议一开始，杨玉如率先发言，他说：“我们共进会的刘会长从老家筹集来了巨款，在军队里的同志也很多，若两个革命组织联合，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对武昌起义的顺利进行是十分有利的。”他没明说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应该由共进会的人来当，但其语意已表达得很明白，但文学社的人皆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好似没听到杨玉如的话似的。

杨时杰见对方无人应声，又接言道：“两个组织合并后，势必需一位德高望重、工作能力极强的人来主持各项事务，我觉得孙武同志很适合。”

文学社的刘复基、王守愚如似没听见他说的话似的，而是说：“文学社虽自筹经费，但款项够用，并没出现款项紧张的现象。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凡明智者，无不深知其中的道理。”但让谁当起义领导人的问题上就是避而不谈，以示对共进会说法的反对。

问题又进入了僵局。在开会前刘公曾一再叮嘱共进会参加会议的人，一定要手法灵法，别让会议进入僵局状态，一定要让所开会议有所收获。于是共进会方面参加会议的一起激动万分地说：“我们两个团体都是革命的组织，都是高举孙总理的旗帜在战斗，我们革命的纲领、信仰、理想都是一致的，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殊途同归！为了取得武昌起义的胜利，我们必须同归，不能再殊途了！”

文学社方面参加会议的人也慨然而言曰：“两个团体的政治纲领一致，合则两美，离则两伤，我们只有携起手来，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才能到达胜利的彼岸！”

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斗争目标，终于使共进会、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吐出了共同的语言，终于使小团体的畛域开始消除，出现两个团体即将联合成功的胜利曙光。

第二次联合协商会，虽在谁当武昌起义领导人的问题上没达成一致的意见，但达成了几点初步共识：一是两个团体必须联合；二是各自通知本团体设在各标、营的代表，不要互相争夺会员或队员了；三是武昌起义要想成功，必须整合两个革命团体的力量，必须实行统一的组织、领导、协调、配合，否则，别无他路。

散会时，双方代表亲切地握手，显示出是一家人的氛围，并且都怀抱着两个革命团体一定会联合成功的坚定信念。

散会后，共进会参加会议的人杨时杰、邓玉麟等人把开会的情况向刘公作了汇报。刘公听了，感到很欣慰，因为此次会议表明两个团体间的冰块已化解。至于其他的工作，刘公坚信只要大家能坐到一起，大家一起商量、协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他高兴地对参加会议的四个人说：“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武昌起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石，我感谢你们，凡共进会的志士仁人皆感谢你们！”

刘公的话使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很激动，每个人的眼角不由都噙满了泪水。

如何开好下一次的联合协商会呢？刘公又进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去了……

一天，杨玉如与吴静玉夫妻俩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杨玉如说：“刘公同他的侄儿住在二楼，也没个女的，时间长了，会引起敌人注意的。我看为了革命的工作，为了有个人来照料刘公的生活，我们应该为刘公操下心，为他说一个老婆，你看怎么样？”只因杨玉如这一番话，有分教：

月下老人牵红线，有情人花好月圆。

比目鱼畅游江海，鸳鸯鸟翱翔蓝天。

杨玉如会给刘公介绍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