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波在腥风苦雨里_江姐真实家族史

奔波在腥风苦雨里_江姐真实家族史

第九章　奔波在腥风苦雨里

真是大胆，组织了罢工，逃脱了追捕，彭庆邦居然还武装劫狱！到处是危险，到处是他的脚步，腥风苦雨里，“生意客”和他的娘子如何相濡以沫？

1940年5月，离开万县师范后的彭庆邦担任了万县中心县委副书记，负责云阳、奉节、开县、巫溪等县的地下工作。他和中心县委书记凌霄从万县出发，乘坐一条木船抵达云阳码头，越过汤溪河畔的崎岖山路，来到南溪附近的魏家大院。他们决定在这里组织云阳县委的同志召开一次紧要的秘密会议。

魏家是当地较大的地主，但儿子是地下党云阳县委委员。在这个有钱有权的大户人家召开党的会议，自然不易引起外人注意。(www.guayunfan.com)主持会议的凌霄同志把彭庆邦向大家作了介绍后，彭庆邦向大家传达了党中央最近关于党在国统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基本工作方针，以及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指示，提醒大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变。

云阳县委的同志们得知彭庆邦前不久从南方局红岩付学习归来，都对彭庆邦十分尊敬。在大家的要求下，会议延长了，由彭庆邦详细地讲授了在白色恐怖情况下如何隐蔽地做好地下工作、巩固党组织的方法、经验和策略。

“形势急转直下，今后我们地下党的工作方式必须按上级的方针和指示迅速转变。”彭庆邦对大家说，“我们这里是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地区之一，敌人正在加紧搜捕我们，我们所处的环境更加险峻。云阳的党组织发展很快，但半公开的活动暴露了很多同志，现在必须完全转入地下活动。凡是暴露了的和引起敌人注意了的同志，都必须尽快转移；凡是横的联系，都必须坚决割断；以后接头时一定不能冒冒失失，必须严格对暗号；发现有人盯梢，必须果断地放弃接头，摆脱尾巴，万万不要心存侥幸；万一被捕，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要有誓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

彭庆邦的讲授使大家学到了不少地下工作的秘密方法，也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

然而，会议进行到第九天，突然传来了缺席会议的云阳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党投敌的消息。凌霄同志果断地对云阳县委书记说：“你迅速撤离，县委的所有同志以及处境危险的其他同志也马上转移。庆邦同志，云阳县委的工作就移交给你了，转移的事你具体负责，时间要快，一点也不要迟疑……”

彭庆邦就这样留在了家乡云阳，兼任了云阳县委书记。

彭庆邦安排了云阳县委暴露的同志转移后，离开南溪的魏家大院，走过汤溪河上的石桥，来到云安盐厂子弟学校——河北小学，着手组建云安地下党区委。

他设法从万县调来一位叫谭悌生的同志到盐厂河北小学当教师，组建了云安区委。然后，又依靠盐厂地下党员刘子俊等成立了盐厂党支部。接着，便策划从盐厂资方手中夺回盐工会的领导权。

云安盐厂坐落在云阳县北乡的汤溪河畔，离城30多公里。这个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的盐厂，眼下有工人万余人，是下川东较大的盐厂。1937年，工人们在地下党领导下经过多次罢工斗争，终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盐工会，但是工会的理事长和监事长等职务被资方盐广署把持，一直形同虚设。于是，彭庆邦便指示谭悌生和刘子俊，利用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工会法”中关于资方不能做工会主要骨干的明文规定，与盐厂署进行一场有理有节的合法斗争，夺取盐工会的领导权。

几天后，盐工们就成群结队涌向盐厂署，搬出“工会法”条款，要求选举工人自己的盐工会理事长和监事长。厂方拿出“工会法”一看，理屈词穷。工人们就此选举了两名地下党员领导自己的工会，顿时扬眉吐气。

然而，国民党云阳县社会部很快给盐工会调来了一个姓陈的指导员。陈某一到盐厂，就召开职工大会，一口一声“我们工人兄弟”，表示工会要为大家谋福利。很快，他就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盐工识字班、临时工待雇处、理发室、开水房等。工人们罢工要求增加工资，陈某居然又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与盐厂署争执。工人的工资虽然没有增加，但是陈某却赢得了工人们的好感，他顺势就把自己的一个亲信扶上了盐工会理事长的位置。

盐厂地下党组织困惑了。这个陈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问题反映到彭庆邦那里。彭庆邦一了解，大吃一惊：陈某是一个特务，来盐厂的目的就是要破坏盐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和盐工会！

“组织工人以物价天天上涨为理由，锲而不舍地要求盐厂署增加工资！”彭庆邦在召集盐厂地下党秘密会议时布置说，“斗争要坚决，但也要理智，必须耐心地向工人们讲要求增加工资的理由，把工人们真正发动起来。只要工人们坚决咬住增加工资不放，他姓陈的这条狐狸再狡猾，尾巴也要露出来！”

彭庆邦不走了，就住在刘子俊家里坐镇指挥。盐厂的地下党员们按照部署，到井下去发动，工人斗争很快开展起来。

果然，陈某换了面孔了。他哪能真的让工人们增加工资，使盐厂署遭受损失？他终于跳出来劝说工人们：“工人兄弟们，我们不要被异党分子利用，跟着瞎闹。盐厂已经很对得起我们兄弟了，哪个还要难为盐厂呢？”

彭庆邦见陈某尾巴已经露出来，又指示盐厂地下党发动工人罢工。陈某又出面劝说：“兄弟们，罢啥子工呀？工资没增加，这么一罢工，盐厂更开不出工资了，兄弟们拿啥子养活老婆娃儿呀？复工吧，复工吧，从长计议吧！”

“时机到了，造舆论吧！”彭庆邦看到工人们已逐渐看清了陈某的面目，又向地下党组织布置驱逐陈某的活动。

很快，盐厂的井下井上，盐工们到处议论说：这陈某，增加工资是他叫我们提出的，罢工也是他叫我们干的；可他又这样出尔反尔，搞得我们昏头晕脑的！

“陈某这小子！当了工人的官，就成了工人的娃儿了，背地里发动人搞我们呀！”盐厂署的资本家听到工人们的议论，对陈某顿时火冒三丈。他们向云阳县党部一状告过去，陈某就走人了。

陈某刚走，盐厂工人就在地下党组织下向国民党云阳县党部请愿，要求改组盐工会。国民党县党部无奈，只得同意。一场选举下来，一个地下党员又被选为盐工会理事长，成功地夺回了工会领导权。

彭庆邦正紧张地领导着云安盐厂的斗争，无暇顾及回红狮坝看望妻儿，突然又接到消息：党内出了叛徒，新任奉节县地下党特支书记王庸同志不幸被捕！

心急如焚，彭庆邦立即乘船赶赴古城奉节，营救王庸。得知王庸在狱中坚守党的秘密，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彭庆邦冒着生命危险，连忙以家属身份去探监。王庸一见到彭庆邦，惊诧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他从彭庆邦递过的钱中，看到夹着的一张小纸片上写着“致礼”两字，顿时热泪盈眶。这是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啊！他明白了，中心县委负责人彭庆邦的冒险探监，是向他同时传达一个信息：党组织在营救自己！

彭庆邦出了监狱，又赶往王庸的家，与王庸的家人详细商量了营救的办法。王庸的家人按他的布置，设法多方奔走打通关系，王庸终于出狱了。

彭庆邦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他马上又从奉节回到云阳云安盐厂，这里的盐工会斗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但没过几天，汤溪特支派刘守星同志深夜来盐厂，向他汇报了一个紧急情况：驻扎在汤溪一带的国民党军队李团长，把地下党汤溪特支的陈作仪抓起来了，陈作仪在酷刑下英勇不屈，敌人准备枪杀陈作仪！

又是一个同志被捕，赶快营救！彭庆邦立即随刘守星赶往汤溪，决定亲自组织营救陈作仪。

汤溪特支的同志们一见到彭庆邦，顿时一片抽泣。彭庆邦安慰了一下大家，问明了情况，当即提出了两套营救方案：一方面通过统战人员争取用钱赎出陈作仪，一方面做好武装营救的准备！

拂晓时分，彭庆邦布置了措施，大家分头去营救。同志们从龚保长那儿借到了枪。统战人员按彭庆邦的办法去做统战工作也收到一定成效。那位李团长的副官答应，交三百块银元可以取保，但陈作仪必须住在街上随传随到。这不是真要钱假释放吗？汤溪特支的一些同志不同意交钱，主张武装营救。彭庆邦思考了一下，再次耐心说服了大家。

一百块银元先交了上去，敌人这才摘了陈作仪的重镣，将他转到一所小学的收发室监禁着。

“时机到了！”彭庆邦这时果断地说，“按第二套方案，武装营救！”

这天晚上正巧下着大雨，漆黑一片。彭庆邦亲自指挥，把同志们分成两组，摸到学校附近，先占了有利地形，然后由涂练白、包海清同志用钢钎打通墙壁，在鸡叫头遍时成功地把陈作仪救了出来。干净利索！同志们兴奋不已。

彭庆邦却非常冷静地连夜让借枪的同志把枪还给了龚保长，然后安排有可能暴露的同志立即转移。

第二天，敌人果然恼羞成怒，出动大批军警，到处搜捕。然而，哪里找得到陈作仪和营救他的人呢？

1941年2月，已经接任万县中心县委书记的彭庆邦，决定把县委机关迁到云阳双江区木古坝一带。

双江区处于长江与澎溪河的交汇处，位于万县和云阳的中心点。长江北岸的澎溪河口的小江又是万县和云阳之间最大的古老场镇。这一带盛产蚕丝，交通方便，来往做丝生意的人很多。彭庆邦化名“吴先生”，扮成做丝生意的商贩，由一位姓余的同志介绍给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老程。老程则把彭庆邦直接带到了他在苦水沱的家里。

在苦水沱住了四五天，摆谈了一些双江地区的情况，彭庆邦来到刘家坝找一位姓王的同志接头。一见面，两个人都愣了。姓王的同志原来就是他中学时的好友王先群！彭庆邦立即抢先自我介绍：我姓吴……王先群心领神会，就按当地“吴”字只读上半截的习惯，叫彭庆邦“口先生”。

在刘家坝开了三四天会，进一步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在竹溪小学当教师、担任着木古坝地下党支部负责人的王先群对彭庆邦说：“你的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木古坝‘陈屠夫’家里，那里很可靠。”

“陈屠夫”名叫陈德云，家里很穷，人也诚实，家里的房屋宽敞，周围的人也都是老实的庄稼人。得知这个情况，为了掩护好工作，彭庆邦决定把妻子谭政姴和快两岁的儿子炳忠接到木古坝。

王先群领着彭庆邦一家搬到木古坝陈家时，陈德云看这一家子的穿着不像庄稼人，有些疑心。王先群连忙解释这是他的同学“口先生”，来这里做丝生意的，陈德云这才释然。

彭庆邦向来为人热情，文质彬彬的他既不喝酒又不抽烟，但却很能与人摆谈，没过几天就与陈德云一家和周围的庄稼人打得火热。

谭政姴已经明白了丈夫彭庆邦在干着秘密的地下工作。本来就是农村媳妇的她，很快就和周围的人相处融洽，她主动地帮左邻右舍打桑叶、喂蚕、种菜，有意无意地向人介绍丈夫的“丝生意”，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口先生娘子”。

在陈家，谭政姴贤惠地忙前忙后做家务，同陈家人处得就像一家人，大家都很喜欢她。两家人很亲密地相处，连吃的东西都相互端来送去。她与彭庆邦一商量，干脆与陈家做了亲家，将儿子彭炳忠寄拜给陈德云夫妇做了干儿子。

陈德云高兴极了。他是当地的袍哥，很重义气，见彭庆邦、谭政姴这对有学问、懂道理的“丝生意客”这样瞧得起自己，就经常带着小炳忠跟他一起串门走亲戚或者外出去杀猪，让周围的人都知道彭庆邦夫妇是他的亲戚。在家里，只要彭庆邦“做生意”回来，两个男子汉就有摆谈不完的话。摆谈之中，陈德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彭庆邦讲的一些道理，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彭庆邦了解周围社会动态的好帮手。

彭庆邦就这样在妻子谭政姴的出色配合下，很快在双江木古坝站稳了脚，建立了很好的群众基础，成功地领导着万县地区党的地下工作。

然而，彭庆邦这个“丝生意客”，却从未做过生意卖过丝线。他常常出门时拿着两盘丝线，回家时还是带着那两盘丝线。谭政姴很为他担心，提醒他道：“你这样子，小心点呢！”彭庆邦乐呵呵地说：“没事，应付得了。有人问我价钱时，我故意把价喊高一点，他们就不缠我了，我也省了口舌。”嘴上虽这样说，但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每次出门，他总是把所带丝线换种颜色，始终没引起人们的怀疑。

他的工作太多，不能只在双江一带呆着，他得经常到各地走动，好在“丝生意客”这份“职业”给他提供了不少方便。

但是，彭庆邦转到农坝乡时，还是谨慎地变换了身份。来到农坝地下党员陈恒之家里时，他变成了教书先生“王志白”。

陈恒之接受采访调查时，激动地说，彭庆邦到陈恒之家的当天下午，他就脱下长衫，和陈家人一起挑粪、打洋芋窝，一边干活，一边拉家常，一下子就得到陈恒之全家的信任。晚上，他和陈恒之转到后山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摆谈得非常投契。时近初春的半夜，寒气逼人，彭庆邦禁不住冻得打起哆嗦。陈恒之这才发现彭庆邦只穿了两条单裤，上身也只穿了件夹衣。陈恒之家里也缺吃少穿，就回家拿来两件蓑衣，一人披了一件，又继续谈了下去。

彭庆邦就这样以“王先生”的身份在陈恒之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白天和陈家一道干活，晚上找同志们开会，研究工作，发动群众。陈恒之的父亲也因此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马麓溪附近的小伙子刘挺柱家穷得揭不开锅，进煤笼子去挖煤时被塌下来的煤块压死了。彭庆邦和陈恒之听说后很是难受，发动穷乡亲们，一家有难大家相帮，去刘家“坐夜”，安慰刘家。他俩动员陈父去向乡亲们讲刘家的苦难史，讲大家贫穷和苦难的根源。陈父很爽快地去了，照着彭庆邦教的话说：“柱子表弟不是煤块压死的，是这吃人的世道把他压死的啊！”

乡亲们相帮着把刘挺柱送上山刚安葬，附近的冯先福又被压死在煤炭笼子里。冯家大儿子是地下党员，地下党常在偏僻的冯家开会，彭庆邦也在冯家住过。彭庆邦心情沉痛地亲自去冯家吊丧。“坐夜”时，陈恒之父亲按照彭庆邦教的道理，又向大家讲起了冯家的苦难家史和改造这吃人社会的道理。

从此以后，附近只要死了人，“坐夜”时就请陈父去讲“苦经”。附近的穷乡亲们因此明白了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道理，一家有难家家相帮，一家有险家家掩护。后来，国民党大肆镇压地下党时，就连陈恒之的父亲这样普通的群众，宁愿被敌人打断了手臂也不暴露在这一带的地下党员。

农坝乡附近一带，这个几年前地下党组织就很活跃的地区，就这样在彭庆邦和同志们的努力下，在白色恐怖时期再次焕发了生机。

皖南事变后，云阳一带又是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四处搜捕共产党员，车站码头、交通要道、路口村头，暗哨林立，盘查森严。明明知道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彭庆邦却依然走街串村，布置万县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1941年春的一天，彭庆邦从木古坝再次去农坝乡传达中心县委的指示，不巧在快到农坝的路上，被两个乡丁当成疑犯抓住，要强行送往乡公所。

送到乡公所可就麻烦了。彭庆邦灵机一动赶紧摸出衣袋里的纸烟，向乡丁敬烟“讨好”。两个乡丁一把抢过纸烟坐在地上吸起来。彭庆邦机警地把带着的一纸文件捻成烟卷，送给乡丁吸了，长吐一口气，就与乡丁摆起龙门阵来。尔后，又从兜里掏出钱来，两个乡丁终于把他放了。

从农坝乡办完事，彭庆邦和陈恒之、沈凯三人约定在云阳城里碰头。三个人在河边刚见面，彭庆邦却对他们一指河边租马的场子说：“走，赛马去！”陈恒之和沈凯莫名其妙，也不知彭庆邦弄什么玄虚，跟着去了租马场。彭庆邦急急地付了钱，三个人跳上三匹马，彭庆邦就说：“抓稳笼头，跟着我快跑！”彭庆邦说完，策马就奔，两个人也二话不说地紧跟。三个人骑马直向东门跑出，一口气跑了十多公里，到了罗文坝，刚过河去，陈恒之和沈凯这才发现：北岸追来一帮国民党特务，正朝他们举枪射击！

彭庆邦喘了口气，对陈、沈两人说：“你们刚一来，我就看到有尾巴跟着，你们两个还不晓得？”

陈恒之和沈凯这才知道“赛马”的原委，心中顿时对彭庆邦的机智勇敢敬佩有加。

彭庆邦回到木古坝，木古坝党支部的王先群就来了。两个人来到江边的六岗石，一人一根渔竿，一边钓鱼，一边摆谈木古坝最近的变化。王先群说：“这里最近在搞合保，三个保合成一个保。也不知到底谁当保长，对我们是不是有利。”

“谁当保长好？由我们的人当最好！”彭庆邦甩了一下渔竿，笑着对王先群这个初中同学说，“我看呀，你当这个保长最好了。”

“我？”王先群一听笑了，“我跟你谈正事呢，老同学，你啷个涮起我的坛子(开玩笑)来了呢？”

“不是涮坛子，是正儿八经的话。”彭庆邦这才严肃地说，“你想想，你当了保长有多少好处？你可以隐蔽得更好，可以掩护同志，可以随便开路条，可以探听到好多的消息，可以……”

王先群一听兴奋了，收起渔竿说：“不钓鱼了！走，回去活动当保长去！”

地下党按彭庆邦的嘱咐一活动，王先群果然当上了国民党的保长。他兴冲冲地来向彭庆邦报喜，彭庆邦笑道：“王保长大人，你就再开开恩，把这一片的甲长弄给我儿子的干爹当嘛。”王先群心领神会，不仅把彭庆邦的房东陈德云推上了甲长的位置，而且把这一带的甲长都控制在地下党手里。

小江一带的地下党组织因此有了屏障。

谭政姴随丈夫彭庆邦来到双江区木古坝后，一直带着儿子彭炳忠住在这里，掩护着彭庆邦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她已经不再只是那个单纯而贤惠的农村少妇了，她已经明白了自己的责任，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与丈夫从事的秘密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她和丈夫所寄住的陈德云的家实际上就是万县中心县委的秘密机关。云阳、万县、奉节、开县、忠县、巫山、巫溪等县的地下党组织，频繁地派人前来这里接头联系。接头或开会的地点，虽然常在附近的大河边、山坡上、岩洞里，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他们家中。每当这时，她就主动地替同志们“望风”。她带着两岁左右的儿子炳忠在屋外玩耍，有时搬出一张小板凳做着针线活，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用暗号通知屋里的同志。

谭政姴与周围群众的关系处得相当融洽，“口先生娘子”的身份和彭庆邦“生意客”的身份又隐蔽得始终没露破绽，附近的保甲长又被地下党员王先群等可靠的同志“取而代之”，县委机关因此一直处在安全的环境中。

然而，天长日久，木古坝不断有操不同口音的陌生人出现的消息，还是引起了国民党云阳县党部双江区分部的注意和怀疑。1941年夏的一天，他们事先没通知木古坝的保甲长，突然袭击，派一支保安警察队对木古坝进行严密搜查。正巧，这天彭庆邦正与几位外地来的同志在家里接头。放哨的谭政姴远远看见一队穿警服的人马走来，警觉地感到事情不妙，立即用暗语通知屋里的彭庆邦：“嗬斥，要死的公鸡，想啄人呀？走开，快走开！”

彭庆邦一听，明白事情紧急，当机立断吩咐同志们赶快从后门向后山转移。

好险！同志们刚一离开，保警队就堵住了大门。

谭政姴牵着小炳忠，镇定地与保警队周旋，若无其事地回答保警队的盘诘。保警队问不出什么，到屋里也只搜到彭庆邦做“生意”的丝线，就转到别的地方搜查去了。

事后，同志们感慨地对谭政姴说：“口先生娘子，你是我们的眼睛哩！”

万县中心县委机关从1941年2月迁来木古坝到撤走的半年间，因有谭政姴出色的掩护，一直没有露出破绽。

1941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南方局突然通知他立即奔赴更危险的地方——国民党战时统治的中心重庆，负责重建在白色恐怖中遇到严重破坏的重庆市地下党组织，而且，根据新形势下紧缩党组织的要求，决定在彭庆邦离开后暂时不再派专人领导万县云阳地区的地下党工作。

彭庆邦当即召集当地地下党负责人，通报了这一情况，并给大家紧急布置了近期的工作，要求大家主动地独立工作，并留下“余焕然带青布”的暗号，作为大家今后与万县地区地下党接头的联络依据。

这突然的分别，使彭庆邦夫妇与房东陈德云、“保长同学”王先群等依依难舍。夫妇俩送了半坛猪油给王先群，又把一些他们的衣物送给陈德云家做纪念。房东陈德云，这个后来也参加了地下党并担任了云阳县城关镇负责人的精明汉子，直到此时居然还不知“吴先生夫妇”的真实身份！(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当年常来常往他家的地下党员说明后，陈德云一家才恍然大悟。)陈德云拉着彭庆邦的手直摇晃，动情地说：“老口呀，我们这两亲家，以后可得常走动啊！”

最依依难舍的自然是谭政姴了。丈夫这一走，却不能带着她和儿子炳忠，她得独自返回红狮坝或娘家故陵沱了。夫妻俩深情地相拥着，良久没有说话。她明白，丈夫这一别，生死难料。但是她怎么也没料到，这次分手竟成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