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苦心孤诣，成就晚清政坛的中流砥柱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当卖国贼是可耻的，但如果一个人为了保全民族的利益，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而去当这个“卖国贼”，以至于为千夫所指，甚至遗臭青史，那这个人就有点伟大了。而伟大的人，自然是不会轻易倒下的。(www.guayunfan.com)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向日本提出了议和的倡议。当恭亲王试探着让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时，李鸿章本能地拒绝了。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无奈的李鸿章只好请金伯利从中斡旋。

李鸿章表示自己很不愿意承担与日本谈判这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金伯利劝慰李鸿章说：“日本自然要求中国全权大臣是一个名位显赫的人物。在我看来，为了中国的利益，无论如何李中堂都应承担此项任务。虽然这可能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我也同情你勉为其难，但相信你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这样一项重要贡献。”

1895年2月22日，李鸿章奉旨进京。此时，日本人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假如要和谈，不仅要清政府赔款和承认朝鲜独立，而且要求割地！满朝大臣，一片义愤填膺，但具体到如何解决问题，一个个束手无策，并且，谁都不愿意背上遗臭万年的罪名，去接这个烫手山芋。慈禧借口肝气发作，对于议和一事，不愿表态。

围绕是否割地问题，朝廷意见不一，乱作一团。翁同龢依旧信誓旦旦地空谈，宁愿赔偿绝不割地。李鸿章知道向来以“清流”著称的翁同龢肯定会说风凉话，如果自己去和谈，必然把恶果归罪于自己，于是在朝上要求与翁同龢一起去日本。翁同龢哪肯就范：“假如我办过洋务，我肯定不会推辞。而我在这方面是一个生手，此事责任重大，我干不了。”

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干大臣认为，假如不答应割地，日本人恐怕不会与清廷议和。现在形势危急，日本军队的锋芒已指向北京，为保京师无恙，只能顺从日本人的心愿。

三月四日，光绪正式发出了全权证书，公布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十四日，李鸿章等人启程直奔日本马关。

此时的日本列岛，一直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几乎每个日本城市的街道边，都悬挂着各式各样的标语和横幅，天天早晨或傍晚，很多人都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举行一场游行庆贺一下。

马关，这个昔日无足轻重的小地方，更是狂欢的焦点。

日本人对此次谈判早已成竹在胸，日本人已成功破译清廷的密码，而且，在谈判过程中甚至了解到大清国使团此次来日本的赔款底线是二万万两白银。

即使没有这些，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也明白，山海关、天津一线假如被日军占领，将直接危及北京安全，这是清政府万万不会答应的。假如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正好就此再战。伊藤博文此时隐藏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马关的春帆楼上，中日两国代表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一桩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三月二十四日下午四时，中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车返回驿馆途中。人群中忽然蹿出一名日本男子，在卫兵未及反应之时，朝李鸿章脸上就是一枪。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服，倒在血泊之中。幸好子弹没有击中要害。李鸿章清醒过来后，叮嘱随员将换下来的血衣保存下来，不要洗掉血迹。面对斑斑血迹的官服，七十三岁的李鸿章一声长叹：“此血可以报国矣！”

李鸿章在日本遇刺之后，各国纷纷谴责日本这种不顾外交人员安危的行为，日本一时显得非常被动。日本政府本来拟就的谈判方略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然后见好就收。伊藤博文最担心的是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借机挑起对日本的战争，坐收渔人之利，趁火打劫，毕竟，日本也在甲午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但刺杀李鸿章的行为却无异于授人以柄。

李鸿章遇刺让日本朝野震惊，日皇遣御医和军医来调治。伊藤、陆奥亦前来谢罪，为表歉意日方同意中日停战。日方劝李鸿章安心养伤，待伤好之后再议中日和约。李鸿章断然拒绝：“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说什么也不肯停下议和，“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

四月十日，李鸿章伤势稍好转之后，中日双方又就甲午战争展开第五次谈判。中国的和约修正案送达日方。李鸿章的伤势渐愈，亲自参加了会议。

十一日，李鸿章将其所拟和约草稿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朝鲜自主外，余皆遭极力反驳。十五日，李鸿章另拟一和约送去，即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割奉天南四县等，伊藤亦逐一驳议。十六日，伊藤将修改后的和约送来，合约稍微缓和。日方称已可再议，李鸿章卑微乞怜，旁人观之心酸不已，泣不成声。最后合约达成，即《马关条约》。除割辽东外，台湾及彭湖列岛也在其中，而赔款则高达二万万两白银。李鸿章再次乞怜，日方只答应中国若在三年内付清赔款可以免息以及免除日本驻威海卫的兵费。

在马关谈判中，李鸿章的挺立不倒也在给日本人传达着一个信息：清廷虽然羸弱，虽然腐败，虽然已经如他一样经历着伤病，但绝不会自己倒下，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抗争到底。

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李鸿章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当李鸿章在半个多月后带着赔偿、割地、枪伤以及耻辱离开马关时，他曾发誓决不踏入日本。一年之后，当李鸿章周游欧洲列国再次途经日本换船时，李鸿章死活也不肯上岸，只是在两船之间搭一个木板，然后在别人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走了过去。

李鸿章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当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时，他有感而发，大书四个字：“伤心之地”。作为一个局外人都感到如此不堪，而作为集万千矛盾于一身的李鸿章当时不知作何感想。

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能负重的人；一个能忍辱的人，才是一个有足够韧性的人。能忍辱，就可以不跟人争一时之短长；能忍辱，就能淡定、理智，而不是意气用事。

一个能忍辱负重的人，即便在官场上，自然也不会轻易倒下。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前，也就是同治、光绪统治时期，大清帝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江南制造总局，包括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系列大型军工企业相继创办投产，天津机器局甚至于1880年试制潜水艇，后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同光中兴”。

1881年8月3日，清朝政府投资六十五万两白银的“超勇”号和“扬威”号铁甲舰，在英国纽卡斯尔港下水，两周后，两舰启程回国，中国军舰第一次穿越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航线，沿途各国也无不鸣放礼炮，表达敬意。

这一年10月3日，李鸿章急不可耐地奔赴旅顺口，准备亲自验收“超勇”号和“扬威”号两艘巡洋舰。这一次，大清起了个大早，不仅没有掉队，而且傲视亚洲。1884年成立的南洋水师和1888年成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两支铁甲舰队。

其实，貌似繁荣的清政府正面临着危机，而貌似风光的李鸿章，背后更是经受着难言的悲苦。

站在洋务前沿的李鸿章，却没有站在道德和权力的制高点，这必然让他成为有预谋和无预谋攻击的最好的靶子。

反腐，是各派势力对付李鸿章的撒手锏。其实，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成功，让清朝权贵们坐享其成的同时，也让他们心理不平衡：他们担心李鸿章拥兵自重，担心他中饱私囊。于是，那些自诩“清流”的大臣，充分“发扬”儒家知识分子抨击时弊、敢于直言的传统，以刚直不阿、主持清议的姿态，对洋务派横加指责。

他们以无知无畏的精神、为国为民的姿态，对李鸿章死缠滥打，胡搅蛮缠。其中，以反对洋务著称的刘锡鸿，乘坐轮船从天津开往上海途中，曾激烈反对一位同船的外国人有关中国要修铁路的言论，并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中国人的道德观一向强调“尚义不尚利，宜民不扰民”。甚至有人指责李鸿章“竭中国之国帑、民财而尽输之洋人”。

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曾经说过，“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两派势同水火。

以道德裁判者自居的清流、言官，对近代化军事这样他们不熟悉的领域，他们并不愿积极去涉及，而是站在高处，扮演评论者角色。对他们厌恶的人和事，口诛笔伐，甚至会故意编造一些谣言。

1894年9月9日，御使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李经方父子，理由是李经方以八百万两白银存在日本银行，并认日本国王的女儿为义女，为儿子订婚。就是这种荒唐绝伦的谣言，让看到这份弹劾的军机大臣都评价为 ：“语绝奇！”

就在张仲炘上折弹劾李鸿章十一天后，给事中洪良品再度弹劾李鸿章，指控李鸿章：其在英、法、日各国皆有商号；其在天津、上海等处则为汇丰洋行，亦有资本；其在日本有洋行，有茶山。洋行经商系李鸿章自雇贾人，亦有倭伙。茶山则李鸿章与倭合伙，其资本计六百万金。

就在受到弹劾的时刻，身在直隶总督衙门的李鸿章总共发出九封电报，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其中给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两封、金州铭军统领一封、威海抚台一封，做战争部署，行文急促，透着大战临头前的紧张感。

李鸿章曾激烈指责：“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他愤愤不平地说：“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始寻得一条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就在李鸿章接到弹劾指控这一天，为了便于指挥同中国的战争，日本政府把大本营由东京移到广岛。

所有非凡人物的伟业，都需要经过艰难的长期的准备以及通向成功的种种努力。纵观李鸿章浩如烟海的书信和奏折：奏稿包括贴黄1500～1600万字，函稿600余万字，电稿300万字，诗文100万字，全集总目录100余万字，总计2500～2600万字。在那些信札和奏折中，有对于洋务运动的总体构想，对时局的忧虑，对前景的担忧，也有对遭受弹劾的苦闷和无奈。

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李鸿章写道：“书生们空谈误国，实在可叹，外国猖獗到了这个地步，不急切地求得国家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啊!”李鸿章大声疾呼：“在目前形势下，对外，我们必须与洋人和睦相处；对内，我们必须改革我们的制度。假如我们继续保守而不求任何改变，全体国民将日益退步和衰弱。当今列国都在推行新的改革，天天都在进步，如同升腾的蒸汽机。唯我中国竟如此小心地维护传统制度，即使中国亡了，保守派也不会感到痛惜。天哪，人哪！我们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缘由呢？……西方人不过是依仗他们的枪、炮和蒸汽船的优越和效能，才得以蹂躏中国。……生在今日却依然说‘抵制蛮夷’和‘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简直是肤浅而荒谬的空话。……没有武器和技术，我们怎能哪怕过一天安宁日子？自强的方法就是学习他们能做的事和接受他们依靠的东西。”

“不放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坚持是需要理由的，让李鸿章在误解和反对声中坚持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

李鸿章讨厌空谈误国，希望通过集腋成裘脚踏实地的努力，求得中国走向强大的变革。正因为这样的想法，李鸿章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实业的发展，以一己之力推进清王朝的改革之路。一个人不倒下最关键的力量是内心的坚持，而让一个人内心坚持到底的，是伟大的责任感。李鸿章不愿倒下，不能倒下，因为他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要想做成大事，必须要有恒心。

修铁路对清王朝是件大事。而要促成这件大事，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恒心和毅力。李鸿章是一个有恒心的人，在晚清政坛上，自立不倒的同时，还要做点大事，没有点恒心当然是不行的。

晚清历史上，中国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与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李鸿章所面临的，不仅是资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还有来自各方的阻碍。

但在这些事情中，唯有铁路最让李鸿章殚精竭虑，也唯有铁路这件事情，最能体现李鸿章强硬而又不失灵活的政治手腕，以及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恒心和毅力。

铁路的产生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某种程度上说，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

李鸿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早在1863年，正和太平军打仗的李鸿章就提出要在上海和苏州之间修建铁路：如果修成这段铁路，清军可以利用它攻打太平军。

但此时的大清，从皇帝到农民，其观点都惊人一致：中国不需要这个东西，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会让地下的祖先之灵不得安宁。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大逆不道，当然不予批准。

洋务派造炮造船，当然知道修建铁路的重要性，所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伊犁，李鸿章借机提出改“土车为铁路”的主张，指出俄国侵占伊犁，“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新疆等西北边境就无法运兵，如果中国自己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则列强将有所收敛。这种完全符合实际的救时之策，却遭到一片反对，据说“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论。

1874年，日本派兵侵略我国台湾，海疆告急，李鸿章又乘机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同年年底，他奉召进京见恭亲王奕时，再次提出“铁路、电线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他甚至更进一步，向奕提出修津浦铁路。

奕向来支持洋务运动，当然同意李鸿章的观点，但他深知修铁路将会遇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难以实行，所以对李鸿章说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机会劝说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说“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李鸿章明白，群情反对之际，如果自己贸然上奏请建铁路，肯定树大招风，事情一旦受挫，便再无回旋余地。于是，李鸿章把自己的老部下刘铭传推到了台前。让刘铭传上奏，成与不成日后都还有转机。

1880年，刘铭传就任台湾第一任巡抚。在任期间，刘铭传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要求在台湾以及大陆大兴铁路。并认为这是自强的关节点。刘铭传的折子中具体提出应修从北京分别到清江浦、汉口、盛京、甘肃这四条铁路。

但由于经费紧张，不可能四路并举，建议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刘铭传的奏折在清廷中重新激起轩然大波，赞成修铁路和反对修铁路的人形成两个阵营。赞成修铁路的主要是各地的封疆大臣，比如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反对势力主要来自朝中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

于是，一场关于修建铁路的大辩论展开了。

修建铁路是李鸿章的一贯主张，而刘铭传的折子本就是他的授意，所以他立即洋洋洒洒地写了一折，将压了几年的想法一吐而出。在此折中，李鸿章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更进一步指出修建铁路的“九利”。

最后李鸿章又附上《议复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对张家骧等反对者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反驳。

但是此次辩论，迫于反对者力量强大，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

但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修建铁路的决心也更加坚定。

李鸿章吸取了“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在修路问题上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最为慈禧太后倚重，所以李鸿章着力说服他修建铁路。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醇亲王，又是光绪皇帝的生父）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仍旧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军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

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经过奕、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

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同年便以要运煤以方便商业为理由，将唐胥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四十多公里，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25万两。就在1886年底，李鸿章又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五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铁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成功有时如同掰腕子，不仅仅比的是实力，更比耐力。只要坚持住了，不倒下，就有翻盘的机会。

在官场上，李鸿章很少硬碰硬地去跟对方正面对抗，但只要被李鸿章认准了的事情，他就坚持不懈，不达目的不罢休。

从1865年第一次上书建议修铁路，到1888年，唐胥铁路建成，李鸿章锲而不舍，力促铁路在中国的实施。其间种种阻力，让修建铁路成为李鸿章最耗精力的一件事。其间李鸿章所表现出来的韧性与智慧，是李鸿章屹立晚清官场始终不倒的生动说明。

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人，最后却背起被后人唾骂的卖国骂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曾经这样形容李鸿章的境遇：“在李鸿章执政以前，中国早已变得像一艘漏水严重的大船，罗盘摇摆不定，水手也显得胆怯。李鸿章运用他的驾驶技巧，不止一次地驶过险海中的暗礁与浅滩，安全地停泊；不止一次，鸿章寻找人员与方法去填补漏水的船身，修整被击碎的帆桅。多年来，鸿章用了大量的油漆与布料，把这艘船保持在外观上适于航海的状态，几乎所有的官员都向鸿章学习在图标未明的海洋上航行……他可以说是中国最好与最勇敢的舵手，他使这艘船三十年来保持着在龙旗下适于航海执行任务的状态。”

对于当时清王朝所处的局势，李鸿章是清醒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推行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

但受到历史的局限，李鸿章所谓的变法，又不可避免地把西方的政治文明排除在外。

李鸿章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他毕竟使封建体制产生了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从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李鸿章面临的另一个困局就是：既要做事，又要自保。在那样一种形势之下，只要做事，就会遭到非议和弹劾，基本上是做得越多，错误就越多，遭到的非议和指责就越多。只有能自保才能做成事，但只要做事，就难自保。所以，没有足够的权谋智慧，没有足够的毅力支撑，是很难做到两全的。

由于皇权专制体制的 “瓶颈效应”，洋务事业“官办、官督商办”的机制制约，权贵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民办商业产权的侵害，科学技术和教育不发达，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李鸿章也饱受诟病。但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着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一点点前进。

李鸿章在出访德国时，他问有“铁血宰相”之誉的俾斯麦：“在我们那里，朝廷在给我制造困难、制造障碍，我不知该怎么办？”俾斯麦回答说：“反朝廷是不行的，如果最高层完全站在您这一方，有许多事情您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您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统治者的意愿。”

李鸿章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尤其在外交上，他一方面要维护大清帝国的颜面，又要与国际接轨。

李鸿章以外交家之形象代言中国，游走于各国间，权倾一时，却也因为责任之大，承担了或许本不该由他一人来担负的千古骂名。

垂垂老矣的李鸿章，生命中最后一年，是在与八国列强的斡旋中度过的。

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这位老臣。“懂外交”曾让他权倾一时，但他的事业、名声，却也尽毁于此，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此，他自己也非常明白。

他曾评价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也曾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中法新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李鸿章永远背上“卖国贼”的骂名，但“弱国无外交”的现实法则，让李鸿章在一个人对抗所有列强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国内的种种责难。但面对列强，李鸿章始终保持着凛然的威严，据理力争，李鸿章能够做的，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少，而无法避免损失：中法战争中，李鸿章利用英、德制约法国，从而取得成效；在日本，《马关条约》签订之前，李鸿章竭力谈判，挽回了部分损失，在遭到日本浪人行刺之后，李鸿章更是拒绝手术，以生命要挟日本让步，推动谈判进程。

美国人评价李鸿章说：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在李鸿章去世前一小时，俄国人还在他的病榻前，迫使他在条约上签字画押。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

在李鸿章所处的年代，很多人面对数千年从未有过的变迁，早就乱了阵脚，但李鸿章没有。数千年大厦将倾，反而使李鸿章有了更坚毅的目标，那就是兢兢业业，克己复礼，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尽人事，听天命，并且力挽危局于不倒。

尽管受尽局势的窘迫，受到各方势力的挤压，李鸿章也曾表现出内心的虚弱和悲凉，但他始终在推动着这个民族艰难地向前滑行。

李鸿章竭尽全力地医疗着清廷这早已百病相缠的躯体和灵魂，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即使在即将与世长辞的时候，李鸿章还在惦记着清王朝的命运，留下绝命诗一首：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力挽狂澜于既倒，拼命抢救于无救。这就是李鸿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人物，也是兢兢业业、死而后已的可敬之人。

李鸿章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人，李鸿章更不是一个投机取巧的人。所以，李鸿章为清朝，乃至为整个民族背起了无数“黑锅”。李鸿章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他只是在默默地为后来人铺路，为未来整个国家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而不去计较世俗的纷扰，如此做事，反而更有功效，如此做官，反而不倒。

李鸿章在晚清的舞台上，唱了一场独角戏，没有人欣赏，但从不缺人喝倒彩。

李鸿章屹立舞台四十载，除了权谋，更需要勇气。

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之时，由于身材颀长、气质高远，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巧合的是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李鸿章也完全称得上“鹤立鸡群”。面对积重难返的腐朽王朝，李鸿章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不囿于形式，有着独特的想法，无怪乎胡林翼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赞叹地说：“如评骨法，必大阔，才力又宏远，择福将而使之，亦大勋之助也。”

1865年，李鸿章四十二岁，时任两江总督。此时的李鸿章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为岌岌可危的大清国撑起一片天空。

此时的清国已经被时代摧残得乱了方寸、尊颜尽失；国民蒙昧、迷信，缺乏理性；至于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些旧知识分子，个个自以为是，抱残守缺。作为那个时代少有的清醒者，李鸿章在单骑突进的同时，同样也承担着清醒所带来的孤独。

当时，在朝廷的保守势力中，有两个代表人物，代表性地反映了当时李鸿章所处的环境，以及其行为的艰难：

一个是蒙古族汉学家、曾担任皇帝老师的倭仁。对于当时的“洋务运动”，他几乎愤慨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建立国家的途径在于端庄和正义，而非武力和阴谋……在于人心而非技术……蛮人是我们的仇敌。”他又说：“蛮人入侵北京，焚毁圆明园，杀我人民。为什么我们要去寻找雕虫小技，尊蛮人为师呢？……假如才智之士都改变他们的正常学习，而追随于蛮人之后，那就会驱使亿万中国人民去归附蛮人……我们还要扩大他们的影响，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吗？”

另一个是光绪时朝廷中最有学问的“徐太师”徐桐，一个极端排斥外国的“传统的典范”。

徐桐绝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远是一身中国绸缎或者中国土布；他收礼不收银元，只收本土的松江银；他仇恨一切外国的东西，绝不使用进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欢看中国人戴西洋眼镜，看见就骂。徐桐曾经对有人把美国翻译成“美利坚”十分恼火，说中国什么都是美的，美国还有什么可“美”的？中国什么事情都顺利，美国还有什么可“利”的？大清国军队无所不坚，美国还有什么可“坚”的？

像徐桐、倭仁这样的旧知识分子，他们最适合毕生去研究生僻学问，可他们偏偏处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把持着朝政，掌握着舆论。

改革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既有利益的侵犯。科举考试和绿营军等制度不仅有广大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而且在舆论上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李鸿章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即便洋务运动中走在前面的曾国藩，也主张适可而止，他反对建设电报、铁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术，理由是那些东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扩大外国人的影响。左宗棠与曾国藩的观点如出一辙，左宗棠对于清廷购买外国军舰也不以为然。时任湖南巡抚的王文韶，也在讨论中说：假如机器盛行的话，那么大批人将会失业，假如失业者慢慢多起来，天下就不稳定了，所以应该除了有关军事上的机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

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竟然花钱将外国人修的吴淞铁路买回来后下令拆掉，因为他不能容忍和英国人合营一条铁路，也不能与他们共同管理，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加以控制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只有李鸿章才具备一颗“勇敢的心”。这样的比喻，指的是李鸿章自始至终对于时局和国家，有着真正负责的态度，这种负责，不仅仅是被动的坚守，而且，以一种勇敢的态度，去积极地应对这种改变。

李鸿章的孤独，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权者人为制造的因素。而李鸿章所走的每一步，几乎都要受到朝中其他派别的阻挠和攻击。

李鸿章忠心拥戴清朝，对此，西太后虽然常常感激涕零，但内心却始终提防。提防之策就是起用满人，进入要津。西太后任用自己的亲信恭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就是第一策。除了利用满人制衡李鸿章，慈禧还在汉人之中玩平衡：利用翁同龢等“言官”、“词臣”组成的“清流党”，不断地参奏、弹劾地方大员，在中央牵制湘、淮军将领的行动。利用“海防”、“塞防”之争，分化湘、淮军旧将，制造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矛盾，使李鸿章陷入深深的孤立。

尽管手握重权，却游走在核心权力之外；虽然外交上被朝廷倚重，但在内政上从来未被给予枢密大权，一直处于“外臣”地位。被自己所忠心的人怀疑，是李鸿章最大的不幸。

清朝“自强”无门，跌入深渊，无奈而战，战而不胜，最后只能“议和”，这场四十年的大结局，全部责任都推由李鸿章来承担。

其实，对于这样的结局，李鸿章早就明白，他早就提出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改良和建设的国际环境，以外部环境的平静来自强不息。李鸿章说：“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知其故耶？”

李鸿章对自己的定位等同于历史上的商鞅、王安石，就说明了他对改革所面临的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

人越卓越，就必定越孤独，而一个忍受不了孤独的人，注定不会卓越。在朝廷的顽固派那里，李鸿章是孤独的；即便在洋务派内部，李鸿章也是孤独的，左宗棠曾经批评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李鸿章有一颗勇敢的心，因此，他才能孤独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打击和非议，毫不退缩，坚强地独立中流而不倒。

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有的人，遇到困难就改变方法。

遇到困难就改变目标的人，最终达到的目标似是而非，甚至会在中途停滞下来；只有遇到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并坚定地向目标前进的人，才能最终实现理想。

前一种做法聪明，但没有成效；后一种做法需要负重前行，甚至有点傻，但一定会推动着事情向前。

李鸿章几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有过人的能力，也有远大的抱负。当时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以及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那时的中国土匪横行、盗抢频频、饿殍遍野，李鸿章立志改变。他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国外的情况，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匪患猖獗，原因在于“患贫”，因而，他提倡“自强”“求富”。他出任直隶总督后又提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在他的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

李鸿章做洋务，从全局着眼，系统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共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军事上，如购船、购械、造船、筑炮台等；二是在商务实行上，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织布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派留学生、设医学堂等。可以说李鸿章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意识到清朝在诸多方面的落后，想奋起直追。

早在1865年，李鸿章任两江总督时，就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并扩建为江南制造总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这些工厂都成为中国最早的军工企业。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后，首先视察了天津机器局，他发现这里人员涣散、环境脏乱，所造枪弹，质量糙劣。几日后，他就派人接管了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正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反映出其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认识。

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企业——轮船招商局，由此开启了“官督商办”的序幕。其后，李鸿章又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上海电报总局、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企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李鸿章所实施的政策，令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大为不满，他们的弹劾也使皇上产生动摇。面对清廷内部重重阻挠，李鸿章毫不退让：举办洋务是富国、强国的必由之路。李鸿章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策略，为中国的富国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空间。

李鸿章面前的清王朝已经千疮百孔支离破碎，从本质上说，这个国家政体腐朽，缺乏科学；尤其是朝廷大员身居要职，却坐井观天、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就文化本身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遭逢西方机器文明，以卵击石。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李鸿章除了面对顽固派的攻击和阻挠之外，最大的阻碍就是整个知识体系所面临的人才匮乏，李鸿章认识到，要办好洋务，必须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

李鸿章解决人才瓶颈的办法就是开办新式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在当时，李鸿章几乎是孤身作战、单骑突进。谭嗣同曾经引用过袁世凯的评价说：“香帅尝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唯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

李鸿章主持下的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是洋务运动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也是这场运动影响最深远的举措。

派留学生，是容闳建议的。容闳，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耶鲁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宏闳向李鸿章建议派遣赴美留学生，李鸿章采纳了容闳的建议，派容闳主持此项工作，与留学生一起赴美，担任留学生副总监督一职。

李鸿章高瞻远瞩的计划，并没有受到欢迎，相反地几乎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去美国。首批学生，只好由那些热衷洋务的干将安排了自己的子弟。留学生到了美国后，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容闳本人甚至在美国娶了一个白人女子为妻，这在清国的官员看来，无疑是妖逆之举了。消息传回国内之后，在朝廷引起了很大恐慌，很多人纷纷支持召回留学生。李鸿章虽多次据理力争，但在恭亲王奕的坚持下，留学生还是回到了国内。

这次时间不长的留学举措，还是为清廷培养了不少人才。在那些归国的留学生当中，从事矿山、电报、铁路等行业的有三十多人，包括六名工程师、三名铁路局长；从事外交、行政行业的也有二十多人。在他们当中，后来比较有名的有开平煤矿采矿工程师邝荣光、中国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以及外交总长梁敦彦等。

李鸿章苦心孤诣办洋务的目的是实现清朝的中兴，从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被剿灭，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清朝有三十年的相对稳定时期。这个王朝看上去还能维持，甚至在一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还有些新气象。这自然归功于中流砥柱李鸿章，梁启超评价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虽然1895年李鸿章的“中兴梦”“强国魂”，在黄海之战中灰飞烟灭；但李鸿章通过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的启蒙，以及对后世政治、经济格局的形成都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可谓用心良苦，面对所有的困难，他努力地想办法，创造机会，创造空间，苦心经营，试图让这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的坚强与良苦用心虽不足以支撑整个民族的自立，但让他在晚清政坛上立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