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做事，圆滑做人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精明做事，圆滑做人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世上最难看透的是人心和人性，而对人心和人性的准确把握是一个人的判断力的基础。李鸿章对人对事都有准确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既来自其知识储备，同时也因他对人心和人性有深入的了解。

混迹草根的经验让这个江淮书生远离迂腐的思维方式，判断事物总是能看到本质的东西。

李鸿章出身淮上，当时的淮上，是一个尚武中心。那时淮上少年的成年礼，是戴上用染红的棉絮做成的假胡子，然后持刀出门，与伙伴们杀人劫掠。(www.guayunfan.com)各村各寨不得不组织武装力量，也就是捻子以自保。据《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一书记载：

一村有捻一村安，一族有捻一族幸。村有捻，外捻不入，曰：某某我们都是混家子。族有捻，则曰：某某叔也，兄也，虽及第之荣不若是其赫赫也。由此，庄有稍悍者，众即怂恿：何不出头混着！既或帮以资粮，纠众而捻矣。捻子、捻党没有统一组织，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各捻组织松散，居则为民，出则成捻，招呼成群，撒手立散。

李鸿章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以铁血法则建立起来的秩序当中，在这种暴力的环境当中，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倾轧甚至打杀，彼此之间钩心斗角、敌对和仇恨，人性的丑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种环境之下，对人心和人性的琢磨，相互之间的算计是生存的基本法则。在这种游戏规则中成长起来的李鸿章自然从骨子里少了一分曾国藩的厚道，而多了一分曾国藩所不具有的精明。这是李鸿章少年经历所给予他的对于生存法则的认知和社会现实的体悟。

如果曾国藩想要重建的是封建社会的大统，李鸿章要的，则是那种最基本的实效，这是李鸿章衡量一切的基本标准。而这是李鸿章基于对人性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

用利益得失来判断事物，是最直接的，在清末动荡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样是最有效的，也是最接近事实并且切实可行的。比如，在开放通商口岸的问题上，当时清政府和列强为此唇焦舌敝，甚至不惜兵戎相见，而李鸿章的看法显然要豁达得多：“人皆震惊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国到处准他人寄居贸易，而仍日益强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强。”不得不佩服李鸿章头脑之精明。

也正是在对人性了解基础上形成的判断力，让李鸿章在与洋人打交道以及开办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过人的精明。

李鸿章在率领淮军与洋人军队打交道以及对付太平军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对英法军舰的参观更是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于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李鸿章是一个有了认识就必定要付诸实践的人，表现之一是开始在淮军中推广使用西洋兵器，首先是洋枪，随即是劈山炮、火炮等。此外，李鸿章还大胆聘请洋人做教练，大大提升了淮军的战斗力。

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并没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事物发展的规律上，把握趋势，逐步推进。而且，李鸿章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整个洋务的关键——人。

李鸿章对洋务的认识并不仅限于枪炮的威力，他对于西方的学习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李鸿章先是设厂仿造，在他看来，只有自己掌握了制造之法，才能真正增强自己的实力。但是在设厂仿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也就是说要先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另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才。

李鸿章是实干家，既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便于 1865 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设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械制造局。不久，李鸿章更是仿照京师同文馆在上海开办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并派遣幼童留学生。

李鸿章的这些行为，抓住了事情的核心，准确判断出事情的走向，并且推动着事情向前发展。

李鸿章不激进，也不保守，他讲究实效，不仅仅是当下的实效，更注重未来的实效。因为李鸿章知道，只有现实的利益最有说服力，所以，李鸿章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没有片面地停留在“求强”的层次，而是在“求强”的同时开始“求富”。

李鸿章的精明，集中体现在其对待孙文的态度上。孙文给李鸿章上书，当时的孙文自然还稍显稚嫩，但李鸿章安排其幕僚给孙文弄了一张护照，让他“先游历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然后返中国”，这就耐人寻味了。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从推进幼童留学到保护革命的种子，从办洋务到建海军，李鸿章就像一个民族希望火苗的保护者。

李鸿章对当时的世界总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这是其浸淫官场多年的结果，也是其对事对人深入思考后的结论。

李鸿章过人的精明，让他做事的时候自然多了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对人性的准确把握，又让李鸿章在与人的相处中油滑老练，主动远离不必要的麻烦。

李鸿章比他周围的人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更多地经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对世界和人生，李鸿章总能站在高于别人的地方，所以，他对那个时代，就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也让他在晚清政坛跌跌撞撞，但一直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