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犀利的文笔，官场成功的利器_关于李鸿章的故事

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之前，李鸿章是个文人，一个彻头彻尾的文人。

李鸿章有才气，喜欢卖弄。安徽籍工部侍郎吕贤基的奏折，大抵由他代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很快就攻下了安徽安庆。李鸿章在京城听到太平天国已经打到自己家乡这个消息，就去找吕贤基，要求吕贤基上奏朝廷，希望皇帝不要坐视不理。吕贤基立即吩咐李鸿章替他写奏折。李鸿章很快就把奏折写好，吕贤基立马就上报给了朝廷。咸丰此时正在物色人选去安徽平乱，接到吕贤基的奏报后大喜，感觉奏报上的内容正是自己内心所想的，于是，立即派吕贤基去安徽平叛。

但吕贤基没想过领兵打仗的事，上疏不过是感一己之慨，没想到这次奏折把自己送到了前线。在心理不平衡之余，断然上疏推荐李鸿章回乡练乡勇，咸丰帝当然应允。就这样，李鸿章的一封奏折，一下子把他从翰林院带到了前线。(www.guayunfan.com)一封奏折改变了李鸿章和吕贤基的命运，即便这次是属于“无心插柳”，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鸿章在文笔上确实是不错的。

李鸿章的文笔真正发挥威力还是在他到了曾国藩幕府之后。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才干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的一致认同。在为曾国藩当谋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时间里，无论是奏稿还是批示，李鸿章都写得条理清楚，严丝合缝。李鸿章在此期间为曾国藩写过几个好奏折，其中一封是曾国藩几次战败后，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给自己请罪，说自己“屡战屡败”。写完之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结果，朝廷不仅没有怪罪曾国藩，而且还大大地表彰了曾国藩一番。曾国藩感叹李鸿章有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在所有为曾国藩写过的奏折中最有名的，是后来被称为晚清第一奏折的《参翁同书片》。

《参翁同书片》写于清同治元年正月初十（1862年2月上旬）。

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驻定远城。翁同书被参的一大罪名，是处理苗沛霖问题失当。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乱世中在家乡办团练，投机于清政府、捻军、太平天国三方之间，翁同书处理苗失当，丢城失地，谎报军情，这都影响到曾国藩湘军在皖的军事行动。曾火冒三丈，遂要参翁撒气。

但要参倒翁同书，谈何容易？其父翁心存，江苏常熟人，历任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授体仁阁大学士，是同治帝的老师，地位显赫。三个儿子除长子翁同书任安徽巡抚外，次子翁同爵当时任盐运使，三子翁同龢（1830—1904）当时中状元入仕。翁家父子兄弟在皇帝面前“圣眷”正隆，加上翁家门生子弟遍及朝野，因此只有措辞得体，才能说服皇帝下旨严惩翁同书。曾国藩要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备选。结果，时年三十九岁的李鸿章所拟的折子脱颖而出。

其实，李鸿章与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还是有一定渊源的。1847年，二十五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当时李鸿章的房师叫孙锵鸣，他这一房只考中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两个人。孙锵鸣心中有些不悦。孙锵鸣的老师便是翁心存。孙锵鸣领着两个人去见翁心存，翁心存看了李鸿章，惊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之上！”又看沈葆桢，也赞道：“当为名臣！”

谁知道两个人的缘分开始得很美好，却因为一片折子，结束得很悲惨。

李鸿章这篇数百字的折片，从文字表述、说理方法、逻辑水平到实际效果，都可圈可点。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遗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 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折片结尾最为经典：“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样一语破的，不但皇帝无法徇私，朝中大臣也不好袒护了。

“翁案”的结果，是翁同书被判死缓（斩监候），下了大狱。次年（1863）被减罪流放伊犁。翁同书获罪当年，翁心存又急又气，结果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而翁同龢跟李鸿章做了一辈子的对头，自然也跟这个折子有关了。

凭借这篇奏折，李鸿章开启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曾国藩曾因此赞赏道：“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

虽然李鸿章厌恶那些以奏折作为武器，动不动就参奏的“言官”，但他在文字方面的功夫，以及他利用奏折取得的成就，在同时代的人中，却无出其右者。

文字表达能力，不管是古时候的官场，还是现代的官场职场，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力。文字是工具，用来表达和辩驳的工具，利用得当，可攻可守，可进取，也可免祸。李鸿章过人的文字表达能力，让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以奏折为工具，与政敌反复攻守，为他在政治上的成功增加了一个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