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败而败满腔愤_左宗棠生平事迹

不败而败满腔愤_左宗棠生平事迹

第九章　 不遗余力战南洋

平定叛乱、收复新疆，让左宗棠步入了封疆大吏的行列。清廷随即将左宗棠调入京畿，以示嘉奖。入京辅政，可谓是莫大的殊荣。但是，入京辅政，也是左宗棠仕途波澜起伏最剧烈的日子。左宗棠的犟脾气不容许他阿谀奉承、曲意逢迎，他本人也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愿想。这就与那些一心以溜须拍马为能事的官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容不下这样一个刚正不阿的人存在于他们身边。最终，左宗棠被迫离京，在他的古稀之年，踏上了辖管南洋的征程……

入京辅政获殊荣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下旬赶到北京，《中俄伊犁条约》已在彼得堡签字。他抵京时，“错将铸成”的估计果然应验，他本想利用“陛见”的机会“据所见直陈，以备圣明采择”。如今中俄伊犁交涉已成定局，虽然“紧要节目，多已就我范围”，总算“差强人意”，但是他对其结局仍然深感痛心，他函告留守新疆的刘锦棠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然而，左宗棠毕竟是一位坚强而真诚的爱国者，他仍秉其爱国宿志，继续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改变中国的屈辱地位贡献余生。

奕像

清廷于左宗棠到京后的第三天，即二月初一日下诏，以左宗棠为军机大臣并“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参与政治、军事、外交诸事。

在被时人称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中，曾、李虽先后在向被视为畿辅重地的直隶担任总督，且曾以一等侯爵高出左，李晋封大学士早于左，但曾、李二人终其一生也未得到入值军机、主持总署和参戎兵部而集三权于一身的殊荣。此时，曾国藩早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代表的湘、淮两系势力在晚清政治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左同李之间的矛盾在镇压捻军时已经激化，到海防与塞防之议时双方公开互相指责，尤其是在关于伊犁交涉问题上，李鸿章的态度让左宗棠感到愤愤不平，他竟然支持崇厚，反对自己。李鸿章与京师的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们遥相呼应，十分惧怕列强的武力恫吓，主张对外妥协。因与慈禧太后争权，奕则在同治四年（1865年）被罢免议政王，此后他在主持总理衙门并任军机大臣期间，常与慈禧太后发生争执，因此他不断被慈禧寻找机会压制。

本来奕对左宗棠等人办洋务以兴办近代工业是支持的，但他对外立场的软弱却使左宗棠感到不满。这样，慈禧太后利用左宗棠和京城“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调左进京，“以备朝廷顾问”，实则是出于牵制奕、李鸿章的目的。所以，人们对左宗棠辅佐朝政一事有如此议论：“持清议诸臣以外交事素不惬鸿章所为，知宗棠持议与鸿章左，益扬左以抑李。”左宗棠入值军机处和任总理衙门大臣，“明代沈相（指军机大臣沈桂芬），暗倾恭邸（指恭亲王奕），其势其焰，几于桓温”。

左宗棠入京辅政，并非朝廷为了表示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劳进行奖赏那么简单，除了慈禧太后有通过左宗棠来牵制奕和李鸿章的内部统治需要外，还有源于外部的压力。清廷迫于列强的压力、俄国的军事恫吓以及李鸿章等人的谗言而促使其改变了同俄国交战以收复伊犁的立场，想以调左入京之机向俄国表示一下态度，从而有助于应付已激化的中俄矛盾，且希望曾纪泽能在崇厚擅自订立的《里瓦基亚条约》的改订方面与俄国达成妥协。但左宗棠入京的最重要原因，则应该是他收复新疆的壮举轰动京城，使得一向以指陈时政、标榜风节为己任的那些多在都察院和翰林院供职的士大夫所组成的“清流派”特别看重左宗棠的德才。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建议和一些王公大臣的支持及慈禧太后对左的赏识之下，左宗棠才有“入赞纶扉”的可能。

还在光绪四年（1878年），崇厚被清廷派往俄国之际，时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清流健将张之洞就代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字幼樵，直隶丰润人）上奏，强调崇厚赴俄不应行海路，而应走陆路，途经新疆，以“身历其地，体察形势”，并“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虽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却足见清流派已垂青左宗棠。次年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后，已任司经局洗马的张之洞上奏列出“不可许”的10个理由和“必改此议”的“四要”，并痛切指出：

观世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无论我之御俄本有胜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判战俄人虽五战不能越嘉峪关，虽三胜不能薄宁古塔，终不至掣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乞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即今一决，乃中国强弱之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正可一战，若再阅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渐尽，欲战不能，而俄人已域于东，屯于西，行栈于北，不如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庭户，悔何及乎？

张之洞的此番论点与左宗棠以武力收复伊犁的见解可谓不谋而合。张之洞的主张代表了京师清流言战和对左宗棠予以支持的倾向。光绪六年（1880年），“清流派”更主张调左宗棠进京辅政，以改变由奕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泄沓沓，未能匡弼”的局面。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指出：“观今之大臣志虑忠纯、畅晓戎机、善谋能断者，无如督臣左宗棠”，若“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揽兵权”，就可望“拯今日之急，守宗庙社稷”，且“当今要务，莫逾于此”。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譞“认为左胜于李”，干脆提议让左宗棠“入赞纶扉”。于是，慈禧太后决定召左宗棠进京。由此可见，左宗棠入京辅政，并不是因为他武力抗俄的态度坚定。慈禧太后慌忙召其进京，意在削其兵权，避免他在新疆挑起战事，妨碍清政府对俄妥协投降。而实际上左宗棠如不被调往北京，即使他在新疆一再言战，也不会在没有得到清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对俄开战。清廷调他入京之日，正是俄国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耀武扬威之时，清政府的确需要他这样“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之顾问”。

左宗棠能够“入赞纶扉”，可谓是清廷对他这个功绩卓著、德高望重的老臣的倚重。他初到京城，即被召对两次，慈安太后谈及他数载“忧劳”，　“声泪俱下”。清廷切望左宗棠能“襄赞”中枢。左宗棠的品性正直，决定了他既不善于而且也根本不愿意阿谀奉承、曲意为官，也并无借此飞黄腾达的愿想。当他接到清廷调他进京的命令时，即接连致书将到任的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说：“拟遂请开阁缺，终老邪寓”，“拟于展觐时陈请以闭散长居京师备顾问，一则步履维艰，一则免入军机被人牵鼻”。他在北京，“窃见时局，亲贤在位，上下交孚，盈朝虽非尽惬时望，而奸佞贪诈之辈则罕有之”，“极知忝窃非衰朽所堪，只以慈圣（按指慈禧太后）盼待甚殷，不敢重拂，优睐靦现颜就列，良非得已”。

正是鉴于清朝统治中枢的腐败，人们对左宗棠“入赞纶扉”抱有很大希望，以致“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左宗棠抵京不久也看到“俄事和局已成，倭奴思效西国，多方要索”。因此，他不能容忍清政府再在对待日本提出的侵略权益方面一再退让，表示“此时万无言退之理”。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和试图改变军机处、总理衙门一向“积弱”的高度责任感，使左宗棠毅然走上新任。

卸任京畿督两江

左宗棠任职中枢的情况，翁同龢的日记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翁同龢为光绪皇帝的师傅多年，且跻身清流，自然与左交往甚频。他们“初次识面”后，左就给翁留下“豪迈之气，俯视一切”的印象。左宗棠一改总理衙门对待外国公使毕恭毕敬的媚态，他召见英使威妥玛交涉鸦片加税等事宜，数议于总署，均“谈次有风棱”，使翁同龢感到左宗棠的举止确在“壮中朝之气”。翁还在记载左宗棠的一次谈话中写道：“其言以死生荣辱为不足较，并论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余服其有经术气也。”

可见，左宗棠是把“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作为任政要纲，努力加以实施，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左宗棠一贯主张修治河道。此时，他把重点放在兴修京畿的永定河上。他在新疆赴京途经山西、直隶时，目睹了永定河失修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说，　“治水一事，在畿甸璈急”，　“皇居附近，乃粒食维艰，民间流徙靡常，生计萧索，至此已十余年，尚无妥策以善其后。坐视神州陆沉，心何以忍？”因此，他入枢垣后就倡议治理京畿水利。治理永定河属“直境之工”，左宗棠需商之李鸿章，结果是“李相则姑漫应之而已”，对左的建议并不支持。左宗棠兴修畿辅水利，只专用亲军及王德榜所部练军，而不借助于其他营伍及户民，使“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水利工程，在极短时间内大都完工，为我国水利史增添了新的篇章。醇亲王奕譞“遣人往阅，始叹为创见”。

左宗棠对外国的鸦片输入向来深恶痛绝，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威逼下被迫接受了鸦片贸易“合法化”。虽然对此深恶痛绝，但这也是左宗棠个人的能力所无法解决的。清政府为减少鸦片输入和白银外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于同治七年（1868年）与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协商将进口鸦片的税率由旧额增加20%，但十几年过去了，增税的问题一直受到外国鸦片贩子的阻挠而未能实现。此时的左宗棠“念正俗急务，尤在禁食鸦片，而已积重难返，唯加增洋药土烟税捐，以湮其流”。左宗棠上奏指出：

窃维鸦片产自泰西印度地方，由英国商人转贩而来，流毒中国，名为洋药。其患先中于市廛（chán）衙署，凡中人温饱之家，佚游燕僻子弟，聚处而嬉，用以遣日，比吸食有癖，积渐成稳，瘾重而形神交瘁。于是资倾家破而身命随之，内地罢民抛宜谷、宜蔬、宜瓜果腴地以种罂粟，劙（lí）果取浆，名为土药。其患先中于镇集乡村，儿食贫力作之人，游手无聊之辈，久且视为寻常，日用所需不知禁令为何事。于是吸食者多，更成积重之势。华民之吸烟者多，洋药之销路亦日益畅。从前各海口每岁进洋药三万余箱，嗣渐增至五万余箱，近闻且增至七万余箱矣。而洋药之价前时每箱百斤售银七百余两，近闻已减至五百余两，是销路之畅由于货价之减可知也。……臣前督陕甘，先以禁种罂粟为务，饬各属随时查拔以清其源。遇有洋药入境，则标识封存行栈，靳由原路折回，不准在地销售，其故违者察出焚之通衢，已著微效。唯此法行之一方为宜，若统筹全局，则令其由原路折回，于此者或销于彼，仍为不了之局。详察事宜，断非加洋药、土烟税捐不可。税捐加则洋药、土药之价必贵，价贵则瘾轻者必戒，瘾重者必减，由减吸以至断瘾，尚有可期。

对于鸦片烟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左宗棠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痛陈，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左宗棠提出了以加税捐的办法来阻绝鸦片的建议，这对于解决积重难返的鸦片流毒问题具有积极意义。当然，左宗棠这种堵卮塞漏的举措已经无济于事。因为外国鸦片贩子为了攫取高额利润，对中国进行疯狂倾销，在国内，吸食鸦片已成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

左宗棠关于“洋务必当振作”的主张，是针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0年来在对外交涉与联系中遇事屈从、过于卑怯的外交格局而提出的。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后，决心一改从前的软弱格调，以“壮中朝之气”。因他任此职时间甚短，其在对外交涉中的表现仅能从与英使威妥玛谈论鸦片加税一事中体现出来。他说自己“奉命与闻各国事务，责无可辞，曾于接晤英使威妥玛时论及鸦片宜加征税厘冀可减瘾”。他以“权自我操”为谈判基点召见威妥玛，使“威妥玛无以难之”。但威妥玛为保护英国已取得的侵略权益，又在谈判中“语多反复”，　“于加价一节，犹龂（yín）龂然若重有所惜者”。左宗棠认为如从其议，实与他的“期收实效本谋大相剌谬”。于是，左宗棠不仅驳回了威妥玛的无理狡辩，而且恳请清廷敕下各督抚将军对“洋药”予以加税，以行使一个国家的主权。左宗棠此举被时人称为“奇横有趣”，“可令彼族夺气”。清政府长期因“积弱”而媚于列强的习惯为之一改！所以慈禧太后对左宗棠作出了“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之声威”的评价，从中华民族反对外国侵略的角度观之，这无疑是对左宗棠一贯勇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爱国举止的最高褒奖。

左宗棠入政枢垣后，以身作则，反对结党营私的官场弊端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作风。他说：“自入国门以来，每闲朋侪（chái）许与之，谈辄逊谢不遑，且以党附为戒。遇言者指摘枢垣，必面陈勿予驳斥，以开言路。”“唯事有是非，人有邪正，政有利弊，谋有臧否，苟有所见不敢不言，言之亦不敢不尽也。知我者以为然否。疏稿唯关地方利害、民生疾苦者，始随时刊布。意在外闲牧令，奉有文檄，每不留心省览，付之幕吏，而文书由院行司道，司道行府厅州县，遇连篇累牍帖写，厌其冗长，随意删节，漫无文理，其报张帖日期处所，一纸塞责，上下不相检校。如是，而望草野周知政令，必达难矣。”

尽管左宗棠颇想有所作为，但业已腐败的清朝枢垣是容不下他的。人们对左宗棠的期望以及左宗棠自己“重新鼓铸”的抱负很快就因外调离京而落空。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时候，掌握国家政权的清朝统治集团从总体上说已十分腐朽了，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是已经形成的一种软弱妥协的屈辱格局。这种半殖民地外交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光靠一两个“司马君实”是无法逆转的。人们不久就发觉，左宗棠那种勇于抗拒外国侵略的“经术气”和“声威”是十分“不合时宜”的，为“群贤”所扼，不得其志。早在清廷内召左宗棠之初他们就散布舆论，说左宗棠“老病昏颓，不能胜此巨任”。左宗棠在总署刚提出“查禁俄人军火粮食资寇”之议，即遭到奕等同僚的反对，说是“恐多轕辆轇辆（ɡéjiāo），且与成局有碍”。以后双方更是话不投机，抵牾（dǐwǔ）益甚；与奕最接近的宝鋆（yún）竟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致使翁同龢戚然慨叹“正人在位之难”。其他一些官僚“察恭王意亦不愿，遂群相侮弄之”。遇到筹商要事，故意不给左宗棠检送有关材料，致使“文襄顾此失彼，举端竟不能意委，数日茫茫失头绪”。几个别有用心的满族贵族更奏劾左宗棠“门户之见”过深等等，借此打击排挤左宗棠。也有一些关怀时局的京官、“清流”人士出面抗争，奏请慈禧训诫奕与左宗棠“同竭忠诚，和衷辅政”，对左宗棠则应训诫其“虚怀大度”，“不可矜伐而自是”，但仍无济于事。所以左宗棠与清廷统治集团中一些要人诸如恭亲王奕、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是存在着原则性的政见分歧。

他的秉直刚介恰与那种行阳奉阴违之术、媚言诡诈之法的晚清政坛恶习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一心想“从新鼓铸”的左宗棠面对着的只能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为同僚所尼，多中辍”的局面。尤其是他“入赞纶扉”，即有“暗倾恭邸”、“扬左抑李”之说，奕与李鸿章等人对他不是暗中拆台，便是处处掣肘，甚至予以攻击。李鸿章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的关系，免不了常与入值军机处并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左宗棠打交道，所以对左强作笑颜，主动写信与左“略叙契阔”，且到北京拜访了左宗棠。但在背地里，李鸿章却对左宗棠大加贬斥，说左入京“赞襄未必有益”，“左相精力甚健，于枢廷政务、各省情形不甚了澈，所建练旗兵、借洋债、兴畿辅水利、加洋药税厘诸议，似属救时要政，却近老生常谈，恐有格于时势不能尽行之处”。李鸿章的亲信薛福成则把左宗棠描写成一个意气用事之人。据薛记载，他代李鸿章所拟《复陈海防事宜疏》由奕交给左宗棠审阅时，左“每展阅一叶，每因海防之事而递及西陲之事，自誉措施之妙不容口，几忘其为议此折者，甚至拍案大笑，声震旁室。明日复阅一叶，则复如此。……诸公并厌苦之，凡议半月而全疏尚未阅毕”。在薛福成笔下，左宗棠竟然是一个不关心海防和办事拖沓的人物。在奕、李鸿章等人的内外夹击之下，左宗棠深感京师无他留身之处，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七月初开始，连续称病告假，并疏请告老归乡，退出仕途。清廷在作了一番“慰留”之后，终于外放左宗棠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尽职尽责辖南洋

左宗棠离开军机，被授予两江总督头衔，接受谕旨后于光绪七年腊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抵达南京。

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才能。

两江本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最为深入的地区，多年以来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前沿阵地。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和东方的日本都加紧蚕食中国的边疆和近邻，中国面临着更加险峻的国际形势，这就促使左宗棠更加注意“洋务”和“海防”问题。尤其是法国侵略越南，并由此窥视我国西南边疆，更引起他的关注。在他接任两江总督后不久，就传来了法军攻占越南河内的消息。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50至60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大部分领土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已将越南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地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又对准了中国。

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后，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既免致虚靡，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口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染指东南沿海的关键。第二年即光绪九年（1883年），他又亲自乘船沿江而上，逐处勘察形势和警备情况，并“会集防江防海各军营将领语访方略，随处熟商布置”，以此“为未雨绸缪之计”，一旦外敌来犯，便于他“即赴前敌指挥，胸中稍有把握”。以后，左宗棠又多次视察江苏各地炮台要塞与军营战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左宗棠对南洋海军作了新的规划。前几年，担任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曾建议添造十艘小火轮设防海口，但是前任总督刘坤一“以经费无出”为由，置之不理。左宗棠根据江防兵力部署需要，认为彭玉麟的建议是正确的，不仅决定增添十艘小火轮，而且指示向福州船政局与德国订购多艘快艇。1883—1884年，2400马力的“开济”号与2800马力的“南深”号、“南瑞”号先后加入南洋舰队编制，大大加强了江苏海军的实力。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　“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 年5月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纭，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四十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时，对诸将讲的一段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

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

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

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

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

正是为了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拼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茆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

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啊！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左宗棠依然牢记，他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　“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出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是有差错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涝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二十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借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

创立沿海渔团，借助人民力量，进行反侵略斗争，这是左宗棠继承了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他认为“渔船水手之胆夙优，能通方略者代不乏人”。他们熟悉江海水情地势，勇敢善战，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左宗棠下令江苏沿海沿江的22个厅、州、县各设团练局，每百名年轻渔民中选取30名，在数万名渔民水手中共计挑出精壮四五千名作团丁，组成团练局，每月初一、十六两日集中到局军训，操练演习。每人每天发给口粮100文。另在吴淞口设立渔团总局，由苏淞太道总负其责，苏淞镇总兵为会办，统辖全省各县渔团。一旦外敌入侵，渔团便可作为正规军队的补充，协同作战。这种军民联防的威力，使得外国侵略者“颇为震慑”。各地渔团成立后，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九月和十年十一月（1883年10月和1884年12月），两次到崇明、靖江、通州等地检阅渔团。光绪九年九月十九日（1883年10月19日），左宗棠从江宁乘船东下，特地校阅了江阴、靖江、通州（今南通）、海门渔团。二十一日晨抵达崇明，调阅崇明渔团，因该团训练无方，就将其会办刘光才记过，团总、团佐停给功牌、顶戴，团丁撤销，以示惩罚。午后，驶抵吴淞口校阅水勇。这些水勇“精能过人”、“观者靡不诧为罕见”。当天夜晚，他泊舟上海。二十二日，他又在上海召集奉贤、南汇、常熟、昭文、太仓镇、洋华亭、金山各渔团团总、团佐会议，一面晓以大义，一面颁示奖惩，“于操演纯者奖进之，技艺左疏者训斥之”。由于左宗棠这样亲临校阅、奖惩分明，各渔团“无不欢欣鼓舞，踊跃争先”。经过一年多的训练，到第二年十月，他再次视察各渔团演练时，放炮打靶，攻夺防守，技术熟练，阵容井然，成为一支颇具实力而不脱产的海防武装，配合军队严防海口及沿江。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纭，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唯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

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漕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按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七月，左宗棠专折向清廷陈述南洋应办边务机宜。他指出，法人脱利古“始则欲以西贡为屯兵之所，继则扬言进规广东矣”，对此不能在谈判中示弱。“我愈俯则彼愈抑，我愈退则彼愈进”，　“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中国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尽管左宗棠对李鸿章不愿赴两广“多责备之词”，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办越南事宜”，但“朝命未临”又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左宗棠请求“由南洋出师，助滇越边防”，计划“于巡勘崇宝海防后，率新募各营回湘继进，以赴戎机”。然而，清廷并没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线的要求，以“滇粤边界，均有重兵”为由，令左宗棠继续留任两江。

从左宗棠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是一反李鸿章之所为，甘愿冒死请缨前往抗法前线，“以赴戎机”。尽管未能如愿，但其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决心则是始终不渝的。尤其是他对刘永福领导黑旗军抗法斗争的肯定，回击了李鸿章把刘永福称作“土寇伎俩”的说法。他派王德榜携军火至云南，并在广东、湖南一带募兵，确为增强抗法前线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军十营，被左宗棠命名为“恪靖定边军”。提督陈广顺等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都被左宗棠调派充实到该军中，同时还解去饷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物资。随后，左宗棠派王德榜率领该军驰赴广西。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该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作为南洋大臣，是称得上恪尽职守的。

满怀希望赴京城

19世纪下半叶，法国开始侵入中国传统属国越南。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因越南处死传教士炮轰土伦港（今岘港），并于1858年一度登陆占领。1858年，法军攻占西贡。1860年，法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借用侵华法军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1862年6月，法国和越南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越将西贡一带地区割让给法国。1863年，越南承认法国是柬埔寨的保护国。

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大败，暂时推迟了侵略中国的进度。1873年11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率军攻占河内以及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越南皇帝阮福暶请当时在越南保胜地区活动的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协助。12月21日，黑旗军在河内近郊大胜法军，击毙安邺。阮福暶为达到政治平衡，一方面和法国议和，于1874 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承认法国是越南的保护国；另一方面则任命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以黑旗军阻止法军北上。

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称：　“法国必须占领北圻（qí），……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

1881年7月，由法国总理茹费理主导的法国议会同意将240万法郎的军费用于越南。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政府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于4月占领河内。1883年3月李威利一军占领南定。阮福暶再次邀请刘永福出兵，在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一部的支援下，于5月19日在河内城西伏击法军，杀李威利等三十余法国军官和数百法军，残余法军只能死守河内。刘永福之后被升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马上任命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继任北圻法军统帅，并成立由海军少将孤拔为统帅的北圻舰队。8月，波滑沿红河进攻黑旗军，同时孤拔率海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波滑一军损失很大，波滑本人则被遣返巴黎。但孤拔一军却攻入顺化，阮福暶正好病死，继位的越南（安南）皇帝阮福升于8月25日和法国签订《法安第一次顺化条约》。至此，越南已被法国征服，法国开始直接进攻中国。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年12月11日），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指挥下，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十六日，法军攻占山西。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军新任统帅米尔又率军占领北宁。

4月3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的奏折。其本意只是要恭亲王振作精神，力图补救，不料却为西太后所利用，趁机大做文章。

恭亲王奕自1861年11月协助西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后，以议政王名义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总理衙门，总揽清廷内政外交大权。随着西太后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她与恭亲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西太后此前就曾试图将恭亲王赶下台，终因时机不成熟而中止。现在盛昱的奏折正好为她提供了口实，遂于4月8日明发上谕，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将恭亲王、宝鋆、李鸿藻、景濂、翁同龢一概逐出军机处。恭亲王且被“开去一切差使”，令“家居养疾”。同日宣布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又命庆郡王奕劻（光绪二十年晋封庆亲王）主持总理衙门。次日又颁谕：“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

新组成的军机处，实权操诸奕譞及其心腹孙毓汶之手。这次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重大人事变动，史称“甲申易枢之变”或“甲申政潮”。然而，清朝统治中枢的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并没有给中法战争带来什么转机，新的军机处对外实行的仍是妥协方针。因此，时人有“易中驷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之说。与奕关系甚密的李鸿章不但未受到这次政局之变的牵连，反而弹劾他有六可杀之罪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却被清廷加以“莠言乱政”的罪名革了职。李鸿章攀附上奕譞，不久即有“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的传言。

法军在越南战场虽取得一些军事胜利，但仍困难重重。1884年4月，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通过粤海关总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对李鸿章进行诱和，并威胁说中国如不答应法国的议和条件，法国将增派海陆军进攻中国本土。清政府急于求和，屈从法国的压力，任命李凤苞为驻法公使，代替主战的曾纪泽，并授权李鸿章“通盘筹划”对法议和事宜。经过数日的谈判，李鸿章与福禄诺代表中法两国于1884年5月11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共五款。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条约和对越南的保护权；中国驻越清军调回境内（未明确规定撤军期限）；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法国与越南修约时，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三个月后，双方派遣全权大臣，制定详细办法。这一条约满足了法国占领越南和打开中国西南门户的侵略要求。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七月上奏请求督师“以赴戎机”的愿望未能实现后，十月因目疾加剧恳请开缺回籍调治，清廷准假两个月。而他鉴于两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带病在“赏假以后于海防、水利、盐务各要件”继续加紧部署。左宗棠本想通过“延医多方调治，期得早日痊可，届时即行奏明销假，以副余年图报之忱。无如年老气血衰惫，病根已深，未见速效。见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过多，受伤益甚，检校文书万分吃力，稍一搁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强判阅，下笔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绪十年正月再次请求准假，以免“贻误要公”。清廷勉如所请，又赏假四个月。左宗棠奏荐安徽巡抚裕禄、漕运总督杨昌浚、前两广总督曾国荃自代。清廷决定由曾国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清廷以“左宗棠劳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之臣竭诚干济”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月8日），左宗棠向“兼程莅任”抵达南京的曾国荃交卸两江总督篆务。

自正月十八日起，左宗棠就因目疾加重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在南京部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特别是在“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失守，兴化相继沦陷”，法国提督又“带兵船八号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的情况后，遂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四月初九日（5 月3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这位“素著公忠，不辞劳瘁”的老臣进京“陛见”。

左宗棠在进一步了解了滇、粤边防的局势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

法人既攻北宁、兴化，兵端已开，滇、粤藩篱尽撤，边防之不可不急谋增黾也明矣。滇、粤溃败各营，不足复用，所恃者仅王德榜楚军八营，而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兵分力单，能守而不能进，坐失事机。自应增调一军为后劲之师，俾王德榜得一意驰驱，免虞后患。庶足绥藩服而伸天讨，收已失之人心，戢（jí）异族之凶焰。

因此，他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弁兵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策应之师。并饬预选臣旧部之散处本籍者，编为数营，名之臣军，营务处营率之同征，以厚其势。如蒙谕旨允行，是黄少春此行，于王德榜为后劲，于臣为前驱，似与时局较为有益。”左宗棠仍抱有率军前往滇、粤抗法前线的愿望。

左宗棠呈递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滇、粤边防的奏折这一天，正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同日。这两个同被清廷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一个在积极请战，另一个却在妥协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缘于李鸿章的妥协求和得到清廷的认可，本来在对待法国侵略的态度上已摇摆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动摇，所以未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并阻止由黄少春募兵增援滇、粤边境。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左宗棠离开南京趋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细心研读了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的《简明条约》五条，并于“途间细思中、法议和，上关国家大计，有不能无疑者，应即条陈所见，聊效一得之愚”。于是，他写下了《时务说帖》。在这篇说帖中，左宗棠不仅回顾了他总督两江，“时逾两载，所创举者，增制船炮、兴办水利、增复盐引为三大宗”的政绩，而且反复阐述了对付法国侵略“非决计议战不可”、“议和之应从缓”的鲜明见解，进一步表示了他愿“亲往视师”，誓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他说：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请，意在令黄少春纠集旧部，添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札饬刘永福挑选熟习海战弁丁，为其管带驾驶，冀收桑榆之效。倘蒙谕允，宗棠亲往视师。窃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可当丑虏。揆时度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己。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过这篇说帖打动清廷，赢得支持，以从根本上扭转中法战争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怀着这样的心境奔向京城的。

闽事吃紧欲请战

左宗棠经一个月的“水陆趱程，未敢休憩”，终于在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1884年6月13日）抵达京师。五天后，清廷发布“上谕”：着左宗棠“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着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豫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左宗棠再次担任军机大臣。

左宗棠再度入职军机处，对和战之局有着重大影响。原因是李鸿章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后，引起了京师及地方的普遍反对，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几分主战姿态。四月二十八日，清廷派一向主战的前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接着，左宗棠又再入枢机。这些都表明清廷有转向主战的意图。所以李鸿章在清廷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的“上谕”发布后第二天，即致电淮军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说：“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

也就在《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仅四十多天，法军于闰五月初一日（1884年6月23日）不等中法全权大臣商定清军撤军的具体时间与办法，突然到达北黎（观音桥），通令驻守在那里的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清军因未接到撤退命令，不便遽然撤兵，派出代表与法军交涉。法军残酷杀害了三名清军代表，并向清军阵地发动进攻，全被击退。此事被称为“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件”。

法国挑衅失败，反诬中国破坏《中法会议简明条约》。

针对法国新的军事挑衅，左宗棠根据王德榜发自前线的电文，于闰五月初七日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对战局的看法。据王德榜电文称，“法人果又蠢动”，“分为两路，一犯观音桥长庆粤西各营，一犯王德榜谷松之营”。　“各军请战”，而“潘鼎新谕令毋得生衅”。因此，左宗棠请求清廷敕下滇、粤督抚“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这样才能对付法军的侵略活动。左宗棠还指出：“法人请和之不足信，而缓兵之伎俩毕露矣，且自天津和议条款一出，天下臣民莫不共愤而痛憾狡虏之欺侮朝廷也。兹又衅自彼开，法人虽狡，无可置辩。”因此，左宗棠一再强调必须以战取胜。他复请饬黄少春募军赴边，会同王德榜、刘永福等军痛击法国侵略者，“以张挞伐而振天威”。左宗棠此折得到清廷赞许。

法国代理公使谢满禄于7月12日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中国立即从越南撤兵，对法赔款2.5亿法郎（约合白银3800万两）。否则，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沿海港口作为赔款的担保品，并极其蛮横地限令7日内答复。7月13日，法国海军部长裴龙电令侵华海军司令孤拔：“派遣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次日，两艘法国军舰以游历为名，开入闽江口。两天后，孤拔率法军舰队闯入闽江的马尾港。

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突然袭击台湾基隆。督办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

然而，清廷却因法军侵略基隆而又在动摇不定。清廷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却因“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而毫无结果。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法国提出的赔款议和条件，甚至以“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来吓唬清廷。慈禧太后六神无主，急忙召见奕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回答说：　“可以打。”慈禧太后也说：　“打就打到底。”接着，慈禧太后召开了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六部九卿参加的御前会议。她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显然，慈禧太后仍在和与战之间徘徊。她讲了这番话后，会场一片寂静，许久无人答言。猛然间左宗棠站出来疾呼道：“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做战费。”慈禧太后听过此言，遂下令罢朝，含泪称是。至此，清廷才下了主战的决心。

法国悍然进攻基隆，在中国东南沿海挑起战端。法军受挫于基隆后，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通过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于六月二十九日向清政府提出赔款8000万法郎的新条件，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下旗离京，由孤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七月初一日，谢满禄果然下旗离开北京。初三日（8月23日），孤拔指挥法国舰队向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福建海军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海军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一排重炮击沉两艘，重伤四艘。福建海军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广大爱国官兵仍奋勇还击，但已无法挽回败局。经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海战，福建海军的11艘战舰均为法舰击沉、击伤，官兵伤亡700余人，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法军又向位于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开炮，击毁许多厂房和厂内正在制造的舰船。由于船政局作了积极布防，法军攻占船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马尾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谴责法国“专行诡计，反复无常，先启兵端”。同时，根据“应以进兵越南，规复北圻，俾彼族不敢悉众内犯为制敌要策”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牵敌以战越为上策”的战略方针。法国则决定以海军攻占台湾，“据地为质，挟中国议约”，同时命陆军向驻守谅山的清军发动进攻，占领越南全境，然后由陆路将战火直接烧至中国本土。此时，左宗棠深为福建沿海的严重局势焦急不安。

七月十五日（9月4日），他亲赴醇王府面见奕譞，请求统兵出征。奕譞在记述与左谈话的情形中说：“左相响晦来谈，仍是伏波据案之慨，其志甚坚，其行甚急。已嘱其少安毋躁，十八日代为请旨，始去。”七月十八日（9月7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此前，左宗棠曾多次要求奔赴前线同法国侵略者决战，但均没有得到清廷的允准。是刻，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其心情可以说是万分激动的。他以72岁的高龄，不顾体多有病，毅然投身到抗法前线。

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左宗棠在起程前特地向翁同龢辞别。他在翁同龢处“坐良久”，“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给翁留下深刻的印象，两人“怅惘而别”。

9月中旬，法侵华海军司令孤拔率军舰五艘，副司令利土比率军舰三艘，分别进攻台湾的基隆和淡水，企图在两处得手后合击台北。10月1日，法军在猛烈的舰炮掩护下，攻占基隆。10月2日，进攻淡水的法军遭到惨败。8日，得到增援的法军在强大炮火支持下强行登陆，再次猛攻淡水。刘铭传指挥清军、民团等诱敌陆战，设伏截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拉锯战，法军死伤数十人，狼狈逃回军舰，慌乱中又有数十人坠海溺死。法军在淡水失败后，将兵力收缩至基隆，并于10月下旬封锁台湾，企图孤立台湾守军。

对于左宗棠勇于赴汤蹈火的果敢行为，舆论界曾作出如此评价：“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诚哉斯言！”

不败而败满腔愤

法军在马尾海战后，气焰更加嚣张，在台湾和北圻两个战场陆续发动了大规模进攻。1884年8月10日，法国军舰频繁向台湾基隆、沪尾等发炮进攻，都被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台湾军民英勇击退，粉碎了敌军侵占台北的计划。

1885年，孤拔率军舰多次进犯镇海，清军在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的指挥下沉着应战，击沉、击伤法军舢板及舰只各两艘。孤拔本人中弹受伤，被迫于3月7日南撤，转而攻占澎湖岛。不久，孤拔死于澎湖。

在法军封锁台湾、侵扰浙江镇海之时，清军也在北圻向法军发起反击。

在西线战场上，自1884年10月至1885年3月，中法军队在宣光反复争夺。清军与黑旗军紧密配合，虽取得歼敌千人的战绩，但因法军不断得到增援，始终未能攻克宣光，被迫撤出战斗，准备新的反攻。在东线战场上，清军出谅山反攻船头、郎甲一线。1885年1月底，法军7000余人分别由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由河内出发，向清军进行反扑，不久攻占谷松。2月13日，王德榜将军火辎重移屯禄州后，全军疾趋谅山。23日，潘鼎新部在镇南关不战而溃，潘鼎新仓皇逃窜，“不知所往”，所部军无主将，大掠龙州。广西边境地区兵慌马乱，岌岌不可终日。2月23日，法军攻占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后因担心战线过长，给养困难，炸毁了镇南关城墙及附近的清军防御工事，退回越南境内的文渊（今同登）、谅山，并在关前废墟上竖起一块木牌，狂妄地宣称“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这时，称疾在乡的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率部开赴前线，收编溃散清军，整饬军纪，被前线各路清军将领推举为前敌总指挥。当地军民信心倍增，在法军竖立木牌的地方也竖立起一块木牌，上面针锋相对地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冯子材像

潘鼎新被革职，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请出年近70的爱国老将冯子材帮办军务，任主帅。

冯子材（1818—1903），晚清抗法名将，字南干，号萃亭，汉族，广西钦州人。咸丰当政期间从向荣、张国梁镇压太平军，同治年间累擢广西提督，中法战起，起用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大败法军于镇南关，攻克文渊、谅山，重创法军司令尼格里，授云南提督。甲午战争期间奉调驻守镇江，官终贵州提督。治军四十余年，寒素如故。卒谥勇毅。

冯子材率军挺进关内十里的关前隘，筑垒掘壕固守，与坚守山隘的王德榜互为联系。3月23日，法军猛扑关前隘，冯军连失三垒，形势危迫。以后，法军又连次猛犯，冯军再失二垒。就在这关键时刻，王德榜挥师出击，分兵为二，以一遥作声援为正兵，另“以各分统挑选精锐从山僻绝径分支夺险为奇兵，从甫谷抄出，攻其无备，将敌后劲歼献尽净”。所有法军囤积献军火，为王德榜悉数缴获。进犯关前隘的法军发现军火被截，后路被切断，士气涣散，军心动摇。法军将领企图以进攻关前隘的胜利来稳住军心，扳回败局。

经过实地勘察，冯子材选定镇南关中国内侧十里处的关前隘为诱敌聚歼的战场。这里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只有一条宽约2米的道。冯子材指挥军民在此用土石修建起一条长三里、高七尺、底厚一丈，连接东西两岭的长墙，墙外开挖宽约四尺的深沟，切断关道。同时在东西两岭赶筑堡垒群，安设炮位，控制制高点，屏护长墙主阵地。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率军居中正面迎敌，命王德榜率军驻守镇南关东北30里处的油隘，准备伺机阻击法军的增援部队，切断其军事补给线。另外，冯子材还在长墙主阵地后面半里、四里及纵深地区配置了多重预备梯队，使清军的防御较为坚强，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

3月21日夜，冯子材率军突袭盘踞文渊的法军，引诱法军前线指挥尼格里来攻。23日凌晨，尼格里指挥法军2000余名和三个炮兵连，分兵两路进犯清军长墙主阵地和东岭炮台。两军展开激战。争夺东岭炮台的战斗尤为激烈，双方势均力敌，死伤相当。入夜时分，战斗渐息。清军连夜赶修工事，补充给养弹药。

24日清晨，法军利用天降大雾的有利时机，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兵分三路，再次发动猛攻。“药烟弥漫，至不辨旗帜，弹积阵前逾寸。”冯子材“以帕裹首，赤足草鞋，大呼一声”，与各军将领商定“有退者，无论何将遇何军，皆诛之”，誓与阵地共存亡。当法军接近长墙主阵地时，冯子材身先士卒，“持矛大呼越出”，率自己的两个儿子首先冲入敌阵。其他官兵见状，人人感奋，纷纷冲向法军，与之展开近战肉搏。又经过“七上七下”的血搏，夺回了失去的炮台，用重炮轰击逃敌。这时，清军的后援部队源源不断地赶到，逐渐遏制住法军的猖狂攻势，并转入反攻。法军因增援部队和弹药给养遭到清军截击，得不到及时补充，陷入困境，伤亡惨重。尼格里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狼狈溃逃。冯子材率军乘胜追击，直至深夜，暂且收兵。此次战役击毙法军精锐10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不计其数。法国侵略者战后不得不承认，自他们入侵中国以来，“从未受此大创”。

25日，冯子材发起总攻，各路将士勇猛冲杀，收复所失营垒，法军全线崩溃，残兵败将狼狈逃窜。冯、王等抓紧战机，乘胜追击。

3月26日占文渊，29日克谅山，重伤尼格里。法军将38门大炮和13万银元弃入淇江，狼狈而逃。27日克复文渊。这天，王德榜军踏平敌营垒三座，直捣敌军驱驴老巢。29日，与苏元春军联合作战，攻占驱驴。是夜，会同各军攻占谅山。谷松敌军望风披靡，“我军追击至坚老”，“越地义民闻风响应，越官黄廷经纠北宁等处义民立忠义五大团，建冯军旗号，自愿挑浆饭、做向导，随军助剿，或分道进攻”。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共歼敌1000多人，扭转了整个中法战局。至此，越南战场的形势全然改观。

法军在镇南关—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本国后，引起了法国统治集团的极大震动。他们把这一失败比做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担心法国在远东建立的殖民统治会因此而动摇。法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几使巴黎闹成革命”。法国的反对党也猛烈抨击茹费理“是国家的蟊贼”。3月31日夜，茹费理内阁倒台，法国在政治、军事诸方面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冯子材联合各路清军将领，准备分兵南下。河内、太原、海阳甚至西贡地区的越南人民，也纷纷酝酿反法起义，积极准备策应清军乘胜追击，将法军全部赶出越南。但是清政府却突然于4月7日下达了“乘胜即收”、停战撤兵的命令。

清政府之所以在中国取得重大军事胜利的情况下，决意对法议和，有着客观与主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看，英美等国担心，中国一旦取得对法战争的全面胜利，就会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信心，清政府也可能不再如以前那样驯服了，从而危及自己在华的整个侵略权益。英国外交大臣就曾说：“中国的任何胜利，都会一般地对欧洲人产生严重后果。”

因此，它们极力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尽快对法妥协。俄国和日本则企图利用中法战争浑水摸鱼。俄国因强占中国伊犁的阴谋未能得逞，时刻都在伺机报复。1884年9月，即法国突袭马尾港的福建水师之后不久，俄国报纸声称：“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此时的日本，因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遭到失败，也不断鼓吹武力侵朝，企图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旋涡。

1885年初，正当中法军队在北圻激战之时，日本代表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谈判有关“甲申政变”善后事宜，竟暗中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勾勾搭搭。对此，清政府疑虑重重，以为“日人意存叵测，现又起衅端，难保不因中法之事伺机寻衅”，极为担心俄、日两国与法国南北呼应，乘机在北方挑起侵华战争。此外，当时台湾仍受到法军的严密封锁，形势严峻。而越南当局在中法战争中首鼠两端，断绝了同清廷的宗藩关系，也使清廷失去了继续援越抗法的信心。故清政府权衡利弊后，采取了舍越南而保台湾的方针，即以停战撤兵换取法国同意停止围困台湾。但是，促成清政府对法妥协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其本身的腐朽与无能。清政府不相信中国在军事上能够取得对法战争的最后胜利，担心法国会“因愤添兵”，不断扩大战争，兵连祸结。正因如此，清政府自1884年8月26日对法宣战后，实际上从未停止过谋求对法妥协，中法之间也一直进行着秘密谈判。

1885年1月，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插手干预下，清政府授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国人金登干为中国代表，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谈判议和。3月25日，中法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基本上接受了法国方面提出的侵略要求。这时，突然传来镇南关大捷的消息，法国政府极担心中国将在军事上乘胜反攻，在外交上据理力争，要求修改甚至废止已基本完成的草约。但是，腐朽昏聩的清朝统治者却将中国军队取得的军事胜利，当做加速对法妥协议和的资本和机会。李鸿章表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复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据此，清政府授权金登干于4月4日同法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毕尔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又称《中法议和草约》）。清政府的停战撤兵命令，葬送了广大军民在中越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胜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许多人将清政府的撤兵令比做南宋秦桧命岳飞从朱仙镇退兵的金牌诏。有人在诗中写道：“十二金牌事，于今复见之。黄龙将痛饮，花目忽生期。”就连清政府派赴广东会筹防务的彭玉麟也赋诗说：“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在前线，广大爱国的清军将士接到停战撤兵命令后，个个痛心疾首，“拔剑斫（zhuó）地，恨恨连声”。许多士兵环列于将帅帐外，“摩拳擦掌，同声请战”，愿先立军令状，“战如不胜，甘从军法”。冯子材、王德榜等清军将领致电两广总督张之洞，强烈要求代奏清廷，请“诛杀议和之人”，抗战到底。表达了抗敌将士的共同愿望。张之洞三次电奏，请暂缓撤兵，希望停战前攻下北宁。

清廷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决意对法妥协，电令张之洞“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唯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著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尚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广大爱国将士被迫从越南撤兵。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代表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或《李巴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在中越边境指定两处为法国陆路商埠，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在此设立领事馆；法货进出中国边界，应减轻关税；日后中国修建铁路，须向法国人商办；法军从台湾和澎湖撤军。

由于清朝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使法国侵略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的情况下，却在谈判桌上获得了他们在战场上所无法获得的东西，出现了中国不败而败，虽胜仍败，法国不胜而胜，虽败反胜的战争结局。

左宗棠听到清廷在大胜后下令停战的消息，大为惊诧，立即于三月初四日（4月18日）上奏折，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

他说：

用兵之道，宜防尔诈我虞，驭夷之方，贵在有备无患。法国自从逞兵以来，屡次以忽和忽战误我大局，去年订立《简明条约》，口血未干，便撕毁条约，进攻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以为观音桥之战自我先开”，威胁恫吓、无所不至，现在又请议和，怎可轻信？“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敝者。”

这个奏折虽然不能力挽狂澜，但深刻而尖锐地揭露了法国侵略者的侵略手法，抨击了李鸿章等的求降误国，指责了清政府在抗法问题上举棋不定、轻率从事。当时全国人民和多数中下级官员，抗法情绪高涨，纷纷反对妥协求和。主战派都把希望寄托在左宗棠身上。从三月二十七日（5月11日）起，李鸿章与巴德诺开始谈判的情况传到张之洞的耳里，他感到自己“人微言轻”，认为只有左宗棠“举足轻重”，能“影响大局”。四月十五日（5月28日），他打电报给左宗棠说：“听说中法详细约款十条，数日内即将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我已一再奏阻，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速图之，但勿道洞言。”

事实上，张之洞的电报只能增加左宗棠的苦痛。慈禧太后是支持李鸿章的，他们一向是主张求和，即使他再坚持抗敌，也没有什么意义，毕竟，他并非最高决策之人，和战大局非笔墨所能挽回，其虽有心报国，实无力回天！

督师南下留遗恨

左宗棠一心待出“四十余年恶气”，但他却连续收到停战撤兵和接受《中法新约》的消息。这样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把他这个钢铁巨人彻底击垮了！失望与悲愤煎熬着这位爱国老臣，他再也支持不住了，“肝疾牵动，愤郁焦烦”，痰涌气喘，手脚麻痹，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严重。五月十八日（6月19日），左宗棠上奏请求开缺回籍，未允，给假一月。而他仍念念不忘奏请将孤悬海外的台湾改建行省，其在《台防紧要请移驻巡抚折》中，首先从东南沿海的战略形势，申论台湾必须迅速改建行省，他说：

今日之事势，以海防为要地，而闽省之筹防，以台湾为重地。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实非浅鲜。

为坚定清廷降旨在台建省的信心，左宗棠进而陈述了台岛建省的三个可能性：

其一，台湾系岛屿，绵亘一千余里，旧制设官之地，只海滨三分之一，其疆域之大，足可建省。

其二，台湾每年物产关税，较之广西、贵州等省，有盈无细，其经济实力，足可建省。

其三，台湾抚番之政果能切实推行，自然之利，不为因循废弃，居然海外一大都会，其开发潜力之大，足可建省。

清廷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六部九卿会同各省督抚对此折议复，均表赞成。于是清廷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 月21日）颁旨，命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开置行省。台湾从此成为祖国的一个省份。可惜左宗棠没有等到这一天。

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5日）离开京师后，经一月“水陆兼程”抵达江宁（今南京市）。在这里，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讨了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左宗棠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形吃紧”。因此，他决定立即招募旧部，“迅速成军，开拔前进”。

本来，清廷于七月十九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第二天，曾在“上谕”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清廷又于九月初九日复谕左宗棠“应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并没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请求对“如何扼要驻扎”等事宜，准其“体察情形，随时具奏”。这样，左宗棠在江宁经半个多月的积极筹措，在组军、筹饷和咨商南北洋大臣各调派轮船四五艘帮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离宁赴榕。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4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此时，福州城内正因前此马尾之败和法军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台湾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据记载，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带领军队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福州人民夹道欢迎“左侯相”，在这位钦差大臣行馆的大厅上贴了一副楹联：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yáo）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

左宗棠在阔别福州18年后重临此地，感慨万分。然而，他此时无暇回顾往事，只有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台湾和部署闽江防务等紧要军务中去。

左宗棠到福州后，尽管百端待举，但他首议调兵援台。他到福州后两天，就根据对台湾情形进行的“详察”，上奏提出必须“妥筹赴援”台湾的主张。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克日进兵，规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封禁全台海口”的严重情况，先派已革总兵杨在元赴厦门侦察敌情，预雇轮船，以暗渡营勇，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从而打破法国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锁。但当时无商船可雇。

左宗棠在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各派舰船四五艘援闽。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操纵的北洋海军拒不南来，由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

于是，他“再四筹度，拟飞咨南洋大臣迅饬援台兵轮克日放洋，故作径薄台北之势，务使法夷牵制顾畏，不暇逡巡”，而一面檄令前江苏候补道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蚶（hān）江一带，准备渔船，扮做渔人，趁黑夜偷袭。复派行营总理营务处江苏候补道陈鸣志克日渡台，“会商台湾镇、道及地方绅士，妥筹恢复基隆之策”。他还打算亲赴台湾督战。

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禀商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亦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至十二月底，王诗正统带恪靖各营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刘铭传、王诗正督率各军力挫强敌，终于保住了台湾。孤拔在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灭、复经淡水之役败溃和基隆被围后又企图进取浙江镇海，结果又被中国守军打退，孤拔也被击伤，法军只得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退踞澎湖群岛，孤拔不久在此毙命。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的严重危局起到了关键作用。

左宗棠要着重对待的第二个问题是布置闽江防务。闽江海口有一大岛叫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道员刘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gěng），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liè）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随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在“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妥筹一切”，决定“将海口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饬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长门、金牌各炮台视为“闽港第一关键”，部署穆图善驻军于此。穆图善把从马江中起出的被击沉军舰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的“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系紧要，原设备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有数门可以开放”。这样，安放在闽江出海口的铁绠，犹如一把铁锁，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则宛如两道铜关，可谓铁锁铜关，互为表里。

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1885年2月10日、11日），左宗棠同杨昌浚先后离开福州，到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和长门、金牌等地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数过”。左宗棠检查防务情况后，满怀信心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福建前线的防务大为增强，五个多月前马尾之战的悲剧此时已不可能重演了！

左宗棠到福建后办的第三件事，就是试办闽台糖务。左宗棠抵福建后，见边防紧要，营勇日增，军用浩繁，库司告竭，协饷不继，虽借洋款四百万两，而款多息巨，筹还不易，于是有开源节流之意。

左宗棠于1885年9月7日奏请试办闽台糖务。

左宗棠的规划是：拟于借款内提银数万两，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俟考定得糖实数，另议章程；或购蔗制糖，或代民熬煮。民利仍还之民，官止收其多出之数；卓有成效，即行扩充。不唯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果如西书所载，利益与盐相埒。唯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

在督办福建军务时，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奏拓福州船政局。马尾之战，使得中国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左宗棠亲手筹办并毕生关注的福州船政局也遭到破坏。虽然经船政局全体人员的努力，船厂很快治好了战争创伤，继续开厂生产，但教训是沉痛的。左宗棠痛定思痛，于抵达福建后，从加强战备和海防全局出发，力图亡羊补牢，重新加以规划整理。

六月，左宗棠的病情急剧恶化，六月九日夜里竟一度昏死过去，“赶紧进药，逾时始苏”。就在垂危之际，左宗棠于六月十八日（7月29日）还向清廷口授了一份《请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提出了全盘规划，统一领导，以加强海防建设的七条意见：

（一）师船宜备造；

（二）营制宜参酌；

（三）巡守操练宜定例；

（四）各局宜合并；

（五）经费宜通筹；

（六）铁路宜分造；

（七）士气宜培养。

在此奏折中，左宗棠总结了中法战争中各省督抚各自为政、互不支持的教训，建议清廷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海部大臣），“驻扎长江，南控闽越，北卫徽辅”；“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南、北洋兵轮各自成军，共设十八军”；“归海防大臣统辖，每军设统领一员，秩比提督。……各疆臣只节制守口陆军，非军务万紧，不得调遣海军兵船”。海防全政大臣还节制船、炮、矿、厂、军火，以统一事权。这是左宗棠临终前设计的一幅海防蓝图。在这份奏折中，他也诉说了自己“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要求清廷准其告病回湘。

七月二十五日（9月3日），接到“俯如所请”的上谕，可是左宗棠的心血已经耗尽，再也没有余力返回湖南老家了，只勉强在病榻上延挨了两日。在弥留之际，神智昏昏，经常在喊：“娃子们，出队！”“我要打仗！”左右亦就顺着他的话敷衍。不甘屈和而又无可奈何的左宗棠，“总以此行未能破敌，大加惩创，引以为恨事”。临终前，自知不起，口授遗折：

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张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这铿锵悲壮的遗言，闪耀着左宗棠强烈赤诚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

是年，七月二十七日（1885年9月5日），在台风侵袭福州、惊雷震撼、风雨交加的时刻，左宗棠走完了他的一生。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

左宗棠死了，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只雄狮。左宗棠死了，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大轿中的左宗棠，只要进入租界，租借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李鸿章也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左宗棠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

左宗棠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左宗棠的死讯传出，“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深嗟，皆谓朝廷失一良将，吾闽亦失一长城”。“归丧之日，江浙关陇士民闻之，奔走悼痛，如失所亲。”这确是一幕忠贞抗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而“恶气未吐”、壮志未酬的历史悲剧。各阶层人民由衷的崇敬和深沉的悼念则是对这位坚强、刚毅的爱国者最公正的论定。

左宗棠死后，清廷发布上谕，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叠著战功”，“运筹决胜”，“底定回疆，厥功尤伟”，　“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着追赠太傅，加恩予谥“文襄”。他的“左文襄公”之名由此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