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妻子的人才，再有才能和文化上的污点也不能用

杀害妻子的人才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重负，中原诸夏各诸侯国在用人政策上也面临着太多的尴尬。

我们在上面提到，秦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能够大胆起用异姓专家，任人唯贤。像百里奚、孟明视、蹇叔、由余等人，都不是秦国的本地人，更不属于王室公族，只不过是因为有了点才华和本领，就受到了秦穆公的提拔重用。

到了战国时代，秦国的用人政策更加宽松了，加大了吸引外国专家的力度。可以这样说，那些为秦国的强大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几乎都不是秦国人。关于此，我们可以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吕不韦、商鞅是卫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李斯、甘罗是楚国人，蒙骜、蒙恬父子是齐国人，范睢、张仪是魏国人……总之，只要你有才，不管你出身如何卑微，不管你来自哪里，秦国都是大大地欢迎。这些人在当时的秦国被称为“客卿”，既是臣子，又是客人，自始至终都没有遭到排挤。秦始皇灭掉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组成的政府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政府，而是汇聚了出身普通但有才华的人的政府。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没有第二个国家像秦国这样几乎来者不拒地招纳各种人才。

但我们又要问了：为什么这些贤臣能将都跑到秦国去了，而没有在自己的国家建功立业，大施拳脚呢？难道他们的母国的国君个个都是白痴，眼睁睁地看着人才流失？难道秦国的国君个个都是开专业猎头公司的，都有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都有包容人才的胸怀？(www.guayunfan.com)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上面说到的贵族阶层制造阻碍的因素外，我们还需要到文化中去挖掘一下根源。东方六国深受宗法礼乐文化的影响。在这里，礼乐和宗法所代表的文明和文化，就像一把大锁，紧紧地锁住了他们的思维。他们想的太多，所以什么也不敢去干；他们脑袋里有着太多的条条框框，所以放不开手脚。

在治国和用人方面，他们就是这样，无论采取什么路线，总是先想想这样做是不是符合仁义道德；要重用什么样的人才，总是先考察他们是不是德才兼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样顾虑重重，求全责备，当然留不住人才了。《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故事，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先看第一个故事。

子思到卫国去，向卫侯推荐苟变。子思说苟变这个人很有才，让他率领五百辆战车是小case。可卫侯却没什么兴趣，理由是：苟变当年做官时，在向老百姓收取赋税的时候偷吃了老百姓的两个鸡蛋。据此，卫侯认为苟变这个人人品太差，是个犯过错误的人，政治上有污点，行为上有前科，所以不愿意再起用。

子思还不死心，就举了一个例子劝告卫侯：用人应该要像木匠用木料那样，取它的长处，不要管它的短处。一颗大树，烂了好几尺了，木匠也不会轻易丢弃它。现在可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您竟然因为两个鸡蛋而放弃了一员大将，太可悲了！如果这样，卫国还能招揽到什么人才？

从子思和卫侯关于苟变的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很容易把握这两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立场。对卫侯而言，所谓人才就是要德才兼备，即使再有才能，道德上有污点，也不能用。卫侯的这种观点在当时是主流，很多国家的国君都是这样来衡量人才的。但子思却不这么看，他认为人才就是那些能为我所用的人，每个人都有短处，我们应该扬长避短，而不能在各个方面都求全责备。如果因为水脏就把水连同孩子一起倒掉，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么看来，卫侯坚持的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把道德作为了衡量人才的主要标准。这显然是深受东方文明熏陶的结果。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很惊悚，历史上称作“杀妻求将”，讲的是吴起的事。吴起是鲁国人，齐国攻打鲁国的时候，鲁国打算起用吴起。但吴起的老婆是齐国人，所以鲁国领导人觉得纠结。吴起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竟然杀掉了自己的老婆，终于当上了迎战齐国的将军，最后大败齐军，风光无比。可是，齐国的威胁刚刚缓解，很多人就向鲁侯说吴起的坏话，说他母亲去世，他也不奔丧；由于人品问题，他的老师都和他断交了。总之，吴起是个残忍薄情的家伙，留着他只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算计，还不如杀掉。就这样，鲁国马上开始了卸磨杀驴的计划，幸亏吴起提前知道了消息，跑到魏国去了。

吴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死了老母不奔丧，气得老师和他断交，为了当官不惜杀掉与自己生活多年的结发妻子，要我看，简直不是人。但是，吴起的确是难得的人才，他领兵打仗，冲锋陷阵，是一流的将军。鲁国在危难之际根本没有顾及吴起的道德品质如何，可是危难刚刚缓解，就举起了道德的大棒，逼人上梁山。鲁国是孔圣人的故乡啊，做出这样虚伪的事情，真是令人汗颜。

这两个故事深刻地反映出那些虽然才华横溢，但在道德品格上有问题的人，根本无法在东方立足，他们或者像苟变那样遭人诟病，怀才不遇，或者像吴起这样被卸磨杀驴。他们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被人重用，唯一的办法就是背井离乡，寻找赏识自己的“伯乐”。而正在这个时候，求贤若渴的秦国为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我们或许能明白了，为什么那些单纯研究政治和法律的法家代表人物都会跑到了秦国，为什么后来唯功利是从的法家思想单单在秦国扎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