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上的不圆满

四、逻辑上的不圆满

对某种方法或理论价值的检验，不仅在于其固有的吸引力，还在于能提供有信服力的解释。尽管白鲁恂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解释中显示出其直觉与洞察力的敏锐，他的“分析始终都是深刻透彻的”^[33]，提出来的见解大胆、新颖且富于启发性，但不能不遗憾地说，从他的《中国政治的精神》、《中国政治的动力》和《亚洲权力与政治》等著作中暴露出来的逻辑上的不圆满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理论与方法上的信服力。

在《中国政治的精神》中，白鲁恂一方面告诉我们，现代中国，中国人的基本社会化过程依然受传统文化影响^[34]，家庭社会化的主导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指出，现代中国同时存在两类人：一类人对穿着现代形式外套的传统权威继续保持着尊敬与服从，另一类人通过现代社会提供的渠道释放攻击性冲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需要在逻辑上予以澄清的问题，“既然白鲁恂假设早期社会化过程存在一种主导模式，他就应该更全面更具体地对这种从一个单一的早期社会化模式中产生出两种类型很不相同的人与倾向的独特的心理机制给出解释”^[35]。可惜我们没有看到。不过白鲁恂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1988年《官僚与干部》中对这个矛盾现象作了解释，认为中国人攻击性的释放与对权威的服从在心理机制上同出一源，都是基于安全感的需要。但从逻辑上看，这个解释并不充分。因为白鲁恂没有具体分析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会在两种心理倾向间进行转换。

同样，在《中国政治的动力》中关于权力作为派系形成的首要因素的解释也出现了让人产生理解困难的逻辑上的漏洞。白鲁恂指出，中国人结成派系的心理动因来源于政治上的不确定产生的不安全感，而在派系形成的各因素中，权力因最少模糊性、最可预知而成为首要因素，这意味着权力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然而在他给出的中国人的三个权力观中，前两条——视权力为一种单一明了的等级体系、将地位等同于权力——有助于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但第三条——权力随时可能通过个人关系的纽带传递——却增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很显然白鲁恂需要在这种相互冲突的权力观中，就权力如何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给出清晰的解释。但他只是指出了中国人借以预知与确定权力运行过程与结果的方式：依靠与权力建立个人化的特殊关系。至于相互冲突的权力观给中国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他认为无需解释，因为中国人“自己都不理解”^[36]。

此外，白鲁恂常常依据文化的独特性来证明某种因果关系，比如在《亚洲权力与政治》中解释说，在亚洲，文化变量对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因为政治权力对文化的细微处异常敏感。从逻辑上看，这个因果假设是需要再推敲的。正如黎安友(Andrew J.Nathan)所言：“如果韦伯曾试图证明原罪的概念对资本主义非常关键，因为资本主义只在存在原罪观念的地方发展，那么韦伯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他的清教伦理理论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他从清教徒的精神中抽取出了他认为对资本主义非常关键的追求理性的观念。”^[37]同理，白鲁恂也必须拿出能证明对政治发展非常关键的文化理念才能令人信服。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有些是任何学派的学者都可能犯的错误，譬如资料处理不当、解释过程的简化、逻辑上的问题等，而诸如想象多于证实、文化与心理化约为一、个体人格与集体文化相混淆的错误，则与心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主张有一定的相关性。换言之，心理文化研究方法不一定必然带来这样的错误，但容易产生出现这些问题的倾向。能否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取决于研究者个人。就白鲁恂而言，他的研究的确存在问题。不过这不能作为质疑心理文化研究方法的充分理由，也不是否认白鲁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价值的充分理由。客观地说，白鲁恂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价值和缺陷并存，争议性也相当大。但是如果我们肯接受这样一个见解，即开创性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支持其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而在于他透视的角度是否深刻及其初步运用的方法是否可行”^[38]，那么白鲁恂以心理文化分析法的路径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价值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