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由而歌的诗人_关于俄罗斯的历史

为自由而歌的诗人_关于俄罗斯的历史

1. “自由歌手”拉季舍夫。

拉季舍夫是18世纪俄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1749年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家里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父亲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和神学，而且通晓四门外语。拉季舍夫的启蒙教师是他家的农奴仆人彼得·马蒙托夫。1762年，13岁的拉季舍夫被送进彼得堡贵族军事学校。四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与其他11名同学一起被叶卡捷琳娜女皇派往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在那里，拉季舍夫不仅刻苦学习专业知识，而且对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广泛涉猎，阅读了当时许多思想家的作品，成为进步人士。

1771年10月，拉季舍夫满怀着为祖国服务的思想回到俄国。但感到报国无门，只得另谋出路，先是在元老院、军事法庭任职，后来又在贸易部和彼得堡海关任职。1773年，他翻译了法国启蒙主义者马布里的《论希腊史》一书，在该书注释中指出“专制独裁是最违反人类本性的一种制度”，表明了拉季舍夫对专制制度的否定立场和批判态度。

1781—1783年，拉季舍夫写了一首长诗《自由颂》，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作品，是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宣言。它在一开始就歌颂自由：(www.guayunfan.com)啊！上天的幸福恩赐，

一切伟大事业的来源，

啊！自由，自由，无价之宝，

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歌颂你！

《自由颂》是一曲高昂激越的战歌，它的思想基础是自然法、民约论思想，但拉季舍夫又突破了它们而达到号召革命的高度。后来拉季舍夫把这首长诗最重要的几节收进《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

1789—1790年，拉季舍夫发表了《乌沙科夫传》《给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何谓祖国之子》和《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作品，最后这部书发表于1790年，是他的主要著作。《旅行记》鲜明地表现出拉季舍夫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胸怀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和人道主义。书的卷首词引用了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的长诗《季列马希达》中的一行诗：“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狺狺而吠。”这是拉季舍夫对血腥的吃人的专制农奴制的形象比喻，也是全书的宗旨。

在《旅行记》中，作者以所经历的驿站名为标题，描绘了一幅农奴制度下农民苦难生活的图画，揭露了农奴制度的罪恶。文中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我举目四望，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旅行者的马车离开彼得堡，向着莫斯科进发。“马儿拉着我飞驰，我的马车夫唱起歌来，歌声照例是凄凉而忧郁的。熟悉俄罗斯民歌的人都承认，这歌声中流露出一种心灵的悲哀。”这种“心灵的悲哀”不仅流露在马车夫的歌声中，而且贯穿于《旅行记》全书的字里行间。

由于《旅行记》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作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鞭挞，叶卡捷琳娜女皇十分恼怒。针对《叶得罗沃》一章的“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不，不，他是人，他将永远是人，只要他愿意……”这段话，叶卡捷琳娜批示道：“这里是对司法的攻击……有煽动叛乱之意。”对《雷季洛夫》一章的批语是：“……企图唆使农民反对地主，唆使士兵反对长官……”总之，在叶卡捷琳娜看来，作者“是一个比普加乔夫还坏的暴徒”。

《旅行记》出版之后一个月，作者就遭到沙皇政府逮捕，并被法庭判处死刑，后改为10年流放。1801年，拉季舍夫对亚历山大一世自由主义的骗局感到极度绝望，于1802年9月11日服毒自杀。死前不久，他在笔记中写下了一句话：“后世将为我报仇。”

拉季舍夫曾在《自由颂》中写道：

但愿向往光荣的青年，

来到我荒凉的墓前，

怀着崇敬的心情说：

他身为专制的阶下囚，

戴着镀金的枷锁，

第一个向我们预言自由。

拉季舍夫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的歌手，他最先使文学与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普希金曾经追随他赞美自由，“十二月党人”高举他点燃的火炬同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2. 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

在俄罗斯文学中，浪漫主义的出现是和茹科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是产生于18、19世纪之交，流行于西欧各国的文学思潮，其特点是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形成较少拘束且自由奔放。

瓦西里·安德列耶维奇·茹科夫斯基（1783—1852年）出生在图拉省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他是农场主布宁的私生子，母亲莎利希是被俄国人掳来的土耳其人。他从小由寄食于布宁家的破落地主安德烈·茹科夫斯基，这种不幸的屈辱地位形成了他忧郁、孤僻、耽于幻想的性格。

正像一些俄国作家那样，他10岁的时候因为“低能”被学校开除了。22岁时，他爱上了自己的外甥女，这段无望的、历时12载的爱情更使他的忧郁心情大大加重，因为舅舅和外甥女结婚，无论女方的母亲或是教会都不会容许的。这些个人的心理气质，这些外在的生活上的不幸遭遇，是他日后成为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的主观因素。

茹科夫斯基14岁那年被送入莫斯科大学附属的贵族寄宿中学，在校期间他同时受到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两种流派的影响。离开寄宿学校后，茹科夫斯基也曾参加过工作，但由于工作的枯燥乏味，一年之后便辞去职务，回到故乡米辛斯科耶村，潜心于文学创作。1802年，他翻译了英国感伤主义诗人格雷的《墓园挽歌》并发表在卡拉姆辛主编的《欧罗巴导报》上，这首翻译诗为茹科夫斯基赢得了声誉。这首哀歌中所表达的对贫民的同情和对富人的谴责十分符合茹科夫斯基当时的心情和他的气质。诗人很自然地在译文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绪，满怀同情地叙述淳朴温良的村民的艰苦生活，叹息人间的不平，同时指出人们在死亡面前是平等的。

在《墓园挽歌》的译文中充分反映了茹科夫斯基诗歌的特色：注重内心感受、哀叹人生无常和命途多舛、寓情于景的描写以及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年诗人本身的形象在抒情诗中显得特别鲜明。这种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是茹科夫斯基创作的一大特点。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全部作品几乎是别人的，或者是按照别人的题材写成的，然而这一切也完全是我自己的。”

在乡居6年期间，茹科夫斯基写了20篇诗歌，在这些诗歌中，茹科夫斯基的感伤主义色彩得到进一步发展。比如在《黄昏》这首哀歌中，他阐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方向：赞美恬静的俄罗斯风光，歌唱造物主和朋友们的爱和幸福。应该指出的是，茹科夫斯基虽在早期写的哀歌中有了消极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是并没有神秘、迷信的色彩，它们反映的只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幸福的人的悲哀和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没有激起他的反抗，却使他退隐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追忆逝去的幸福，或者幻想在一个不可知的地方找回幸福。

1809年，茹科夫斯基应卡拉姆辛的邀请，迁居莫斯科，编辑《欧罗巴导报》，并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浪漫主义作品——故事诗《柳德米拉》。故事诗是浪漫主义作家常用的一种体裁，它篇幅不长，内容多为离奇的故事、历史传奇等。《柳德米拉》这部作品是根据德国诗人毕格尔故事诗《莱诺尔》改写成的，它通过叙述少女柳德米拉失去未婚夫的不幸遭遇，告诫人们要服从命运的安排，对自己命运的任何抗议都是罪过，因为命运是上帝注定的，全诗充满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故事虽取材于德国诗人的作品，但作者力图在作品中增添俄罗斯民族色彩，他给女主人公换上了俄国名字，地点与时间也移到16—17世纪的莫斯科。《柳德米拉》在俄国文学史中第一次向读者揭示了一个浪漫主义的世界，这里有月夜、荒原、鬼魂、坟墓和离奇的情节，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

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罗斯，卫国战争爆发，茹科夫斯基投笔从戎。这时，他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鼓舞下写了一首颂诗《俄国军营中的歌手》，颂扬英勇的俄罗斯民族。茹科夫斯基在诗中回忆俄国历史上的英雄统帅彼得大帝、苏沃洛夫等，并一再举杯为当今的英雄库图佐夫、为复仇、为友谊和爱情干杯，激发俄国军民的爱国热情。这是一首庄严的颂诗，然而又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诗中描写的主要不是军事行动，而是一个爱国歌手的内心感受。但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又在诗中宣扬战火能迅速解脱一个人在人世间的辛酸，使他“飞向最美好的世界”，因此评论界又称此诗为哀歌体颂诗。

两年以后，茹科夫斯基写了一首《致亚历山大皇帝》的诗篇，引起了宫廷的兴趣。从1815年起，茹科夫斯基被任职为玛利亚·费多洛夫娜皇后的御前朗诵诗人。一年之后，他又担任大公夫人亚历山大·费多洛夫娜的教师，并于1820年护送夫人出国，在国外居留4年。1825年，茹科夫斯基担任皇太子亚历山大二世的殿前教师兼导师，任职达14年。在这期间，茹科夫斯基写了许多篇赞美诗献给尼古拉一世。普希金曾写过一篇讽刺诗描写茹科夫斯基这时的情况：

他脱下了寿衣穿上了官袍

以自己的桂冠去换取绶带

再也不模仿格雷的诗

他带着教鞭混入宫廷

那么，他到底做出什么事情

在显贵面前屈着头

向宫内侍从握手致敬——可怜的诗人！

1813年，茹科夫斯基发表了故事诗《斯维特兰娜》，这是他全部创作中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斯维特兰娜是一个温柔多情的民间少女，在圣诞节之夜，她按照民间传统的仪式，怀着焦虑、期待、忧愁和恐惧的心情独自一人拿着镜子为心爱的人占卜。忽然之间，她看到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的未婚夫骑马归来。他一言不发，抱起她，骑上马，向茫茫黑夜疾驰而去，最后来到一块墓地。原来是死去的未婚夫要将爱人带进坟墓，原来这是斯维特兰娜占卜时睡着了所做的一个可怕的梦。一觉醒来，未婚夫当真回来了，少女忠实的爱战胜了死亡的恐怖，“对上帝的信仰”给斯维特兰娜带来了一个幸福的结局。这首诗完全用浪漫主义手法写成。离奇的内容、恐怖的气氛、民歌风格、凄婉抒情的格调以及顺从天命的宗教观点使它成为俄国浪漫主义的代表作。

此后他又写过两篇著名的故事诗：《风神的竖琴》（1815年）、《捷昂与艾斯欣》（1815年）。作为一个诗人，茹科夫斯基的创作全盛时期是19世纪一二十年代。在“十二月党人运动”兴起和俄国社会革命情绪高涨时期，他的消极浪漫主义作品显得与时代精神脱节而逐步销声匿迹。1820年，普希金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问世以后，茹科夫斯基在当时俄国文学中的权威地位就被自己的学生取代了。但是茹科夫斯基并没有搁笔，他专心从事翻译，在向俄国读者介绍西欧作家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翻译了歌德、席勒、格雷、拜伦、司各特等人的大量作品。他认为一个诗人在翻译诗歌的时候，不应当是作者的“奴隶”，而应当是一个“竞争者”，甚至可以超过作者，他自己就遵循着这一原则。别林斯基称颂他“没有茹科夫斯基就没有普希金”，说他译的诗歌将永远是一种典范。

1841年，茹科夫斯基辞去宫廷职务，侨居国外。同年他和一个德国画家的女儿结婚后一直在德国定居。1852 年10月12日病逝于巴登，遗骸被运回俄国，安葬在彼得堡公墓里卡拉姆辛的墓旁。

3. 俄罗斯民族“诗圣”普希金。

普希金，一个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名字，他不仅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还是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伟大的剧作家、小说家、童话家，可以说他是俄罗斯文学的象征。沙皇年代里，他在短短2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用智慧的头脑和充满灵气和人性的语言写下了长诗《波尔塔瓦》，剧作《鲍里斯·戈杜诺夫》《石客》，童话《死公主和七个勇士的故事》《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小说《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及《杜布罗夫斯基》等传世之作。

普希金的一生虽然只有37个春秋，但围绕着他的看法有很多。有人认为他是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大作家，可私生活的不幸使他英年早逝；有人善意地认为正是由于他内心深处对爱与自由的渴望，才使他面对专制和奴役，写出了无数境界高超、艺术精湛、思想深刻、语言优美的作品；而女性读者却在他的一生中看到一位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对爱充满幻想与追求的男子；看到这位男子汉如何在黑暗统治下被裹挟与摧残而依旧执著地追求真爱与真自由。可是最终这位男子——俄罗斯的诗圣，却在欺诈、孤寂和伤痛中倒下。写作可能很偶然地成了他的生活方式，追求真爱才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1799年6月6日，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出生在一个古老、冷漠而又衰微的俄国贵族家庭。妈妈和保姆是他童年唯一的依恋，她们时常为他讲述一些动人的民间故事，这潜移默化地使他掌握了活泼、丰富的民间语言。童年孤寂的环境使成年的普希金敏感、极度渴望爱与被爱，但又缺乏自信。1811年，普希金来到彼得堡，就读于为贵族子弟办的皇村学校。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反对专制制度、致力于解放运动的“十二月党人”，这对普希金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自己也参加过“十二月党人”组织的活动，并写了不少歌颂自由、抨击专制制度的政治诗，他因此而被流放到南俄。

很多女性是普希金的崇拜者，而他本人丰富的感情也不难从作品中读出。也许，爱情就是他抒情诗创作的源泉。他的很多情诗是与他的私生活分不开的，如《是的，我曾经享受过，也曾经感到幸福……》，是献给同学的姐姐巴库尼娜的。大家最熟悉的一首诗《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则是写给一位56岁将军的19岁夫人凯恩的。这首诗是普希金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是他爱情诗中最感人的一首，后来许多作曲家为它谱了曲。

1923年起，普希金开始创作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是普希金的代表作，是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名著，其影响十分深远。在俄罗斯可以说无人不知奥涅金，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能背诵这部诗体小说的著名章节。

诗人29岁那年，遇到了他追寻一生的挚爱，美丽的莫斯科姑娘娜吉丽娅·冈察罗娃。当他第—次看到她时，就被她的百般柔情缠绕住了，从此无法摆脱她的身影，更摆脱不了对爱情的渴望，似乎冈察罗娃的出现使他的创作力大增，意志变得坚强了，想象力变得无比丰富，灵感也不再枯竭，生命的原动力已被激发。冈察罗娃，一个正期待着柔情雨露滋润的女人，在普希金的进攻下很快就全线瓦解了。三年后他们结婚了。拥有爱情的普希金显得更加英俊、健康，充满自信，过去的不幸与阴影也似乎一扫而光了，他的创作才能更显现出非凡的活力。他写下了深得民心的文学作品《普加乔夫起义史》和颂扬彼得一生的叙事诗《青铜骑士》。但这也为他日后的生活埋下了祸根，宫廷和贵族对他恨之入骨。从此厄运不知不觉地追随着他。

1834年，沙皇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从表面上看，皇帝宽仁厚德，附庸风雅，实际上却是加紧了对他的控制。更主要的是使他那爱好上流社会交际活动的妻子能经常出入宫廷，以便制造暧昧事件，激怒并侮辱诗人，伺机加害于他。沙皇在舞会上纠缠冈察罗娃，波旁王朝的余孽、近卫军军官丹特士不顾一切地追求她。于是，流言四起，一封封辱骂诗人的匿名信接踵而来。普希金忍无可忍，终于向丹特士提出决斗。虽然这是拿“鸡蛋”砸“石头”！结果在意料之中，身负重伤的普希金在决斗的两天后，在心痛和伤痛的双重打击下死去了，他与妻子只共同生活了6年。诗人在弥留之际还回忆起他与冈察罗娃快乐的6年，在他的眼里冈察罗娃永远是完美无瑕的，他曾对妻子说：“我爱你的心灵，胜过你的容颜。”

诗人的短暂一生中有着挚爱、柔情和生命之火。普希金在《致恰达耶夫》中，有着一段脍炙人口的诗句：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象征，别林斯基认为：“从普希金起，才开始有了俄罗斯文学。”高尔基称普希金是“俄国文学之始祖”。果戈理说，“在普希金身上，俄国大自然、俄国精神、俄国语言、俄国性格反映得这样明朗，这样尽善尽美，正像风景反映在光学玻璃的凸面上一样”，其崇高地位可想而知。普希金不仅在俄罗斯，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盛誉。郭沫若说他是“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开山，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类似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

4. 莱蒙托夫与他的“毕巧林”。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生于1814年10月15日。他生活的年代，被赫尔岑称为“专横暴虐、沉默无言的时代”。当时俄国贵族革命力量已经被粉碎，市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还在“沉默”中酝酿。

莱蒙托夫的文学创作既表达了反专制的倾向，也反映了当时先进人士的孤独、痛苦、愤懑和追求。在莱蒙托夫的家庭里，彼得和尤里这两个名字世代交替，但是他的外祖母，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芙娜坚持要外孙叫米哈伊尔，为的是纪念死去的外祖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尔谢尼耶夫。

诗人的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是一个退伍军官，他出生在一个古老的但已经衰落的小地主家庭。他们是西班牙公爵莱尔马的后代。在同摩尔人斗争时期（11—14世纪），莱尔马被迫离开西班牙，逃往苏格兰，后来又辗转来到俄罗斯。

莱蒙托夫不到3岁就失去了母亲。外祖母是一个富有的地主，她瞧不起自己的穷女婿。他们之间围绕着米哈伊尔由谁抚养的问题争吵不休，最后外祖母许诺，只要孩子让她抚养，她可以将全部家产由外孙继承。父亲为孩子的未来着想，决定离他而去。

童年时莱蒙托夫经常看到外祖母和邻近的地主欺压农奴的情景，这使他看到人间的不平，从而产生了对农奴制度的憎恨。同时他又从外祖母的几个弟兄以及其他亲戚朋友那儿听到关于卫国战争、关于“十二月党人”等等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表达的热爱祖国、追求自由的思想，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很大影响。

1827年，外祖母把他带到莫斯科，随后他考入了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并开始写诗。1830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他虽读的是伦理政治学，但他仍热衷于文学创作，写诗、写剧本。1832年他离开莫斯科大学，随外祖母到了彼得堡。因无法转学入彼得堡大学，他考上了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过了两年纪律严格的军营生活，但他仍笔耕不止。从1829年到他去彼得堡的几年中共创作了300余篇诗歌和剧本。当然这些早期作品主要是习作性质，但其中《乞丐》《天使》《帆》《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等后来也成为传世佳作。

军校毕业后，莱蒙托夫被派往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1835年发表长诗《哈吉·阿勃列克》，这是诗人首次正式发表作品，受到社会的关注。随后他又创作剧本《假面舞会》等。

1837年，莱蒙托夫所崇敬的大诗人普希金决斗身亡，消息传来令全俄震惊。人们普遍认为普希金实际上是被宫廷和上流社会所杀害，但上流社会中的一些人却为凶手开脱并诽谤普希金。莱蒙托夫满怀悲愤地写下了著名诗篇《诗人之死》，向统治者和上流社会发出抗议。他认为，谋害普希金的是整个统治集团而不只是那个法国流亡贵族丹特士，他直指“蜂拥在宝座前的一群人”是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诗人之死》在人民中激起巨大反响并很快以手抄本形式传遍整个彼得堡，同时也传到了沙皇手里。沙皇十分恼怒，下令拘捕莱蒙托夫并将其发配到高加索，以原阶职在高加索的军队中服役。但是《诗人之死》却成了莱蒙托夫的成名之作。

在纪念抗法卫国战争25周年之际，《现代人》杂志刊载了诗人的新作《波罗金诺》。那时他正好在流放去高加索的途中。评论界认为《波罗金诺》的发表标志着莱蒙托夫的创作步入了成熟阶段。

1838年，经外祖母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向宫廷请求和说情，莱蒙托夫被允许返回彼得堡骠骑兵部队。不久他写了一首长诗《沙皇伊凡·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军人和勇敢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写16世纪伊凡雷帝时代的一个故事。1840年2月，莱蒙托夫在一次舞会上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发生冲突，公使的儿子要与他决斗。其实这是法国公使想借机报复莱蒙托夫，因为公使认为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侮辱了法国。决斗中公使的儿子先开枪，但未命中，而轮到莱蒙托夫时，他只朝天开了一枪。事后诗人被送往军事法庭，结果又被放逐高加索。1841年他获准回到彼得堡休假两个月，他本想从此脱离军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但他未能如愿，只能重返高加索。1841年7月27日，一些正在高加索的彼得堡贵族设计谋害莱蒙托夫，他们唆使一个哥萨克军官与莱蒙托夫决斗，因为诗人曾取笑过他。决斗时对方先开枪，莱蒙托夫当即中弹倒在血泊中，子弹穿过他的心脏，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5分钟后就去世了。这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诗人的遗体在雨中浸泡了几个钟头……

莱蒙托夫只活了不到27个春秋，但他短暂的一生却为俄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发表于1840年4月，由5个中篇组成，即《贝拉》《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和《马克西姆·马克西姆奇》，由主人公毕巧林将这5个中篇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小说描写贵族青年毕巧林来到高加索，在一次婚礼上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贝拉的姑娘，贝拉美丽动人，使毕巧林一见倾心，于是他想方设法追求她，终于赢得了她的爱情。但毕巧林不久就对贝拉失去了兴趣，觉得异族姑娘与贵族妇女同样使他厌倦，因此他逐渐对贝拉冷淡，整天外出打猎，贝拉对毕巧林态度的改变十分伤心。某日，她因心烦意乱而外出散心，不料被人杀伤，两天后不治身亡。失去了贝拉，毕巧林痛悔不已，他大病了一场。病后他在疗养地邂逅旧日情人维拉。维拉虽已有丈夫，却仍爱着毕巧林。在疗养地毕巧林还遇见了老朋友葛鲁式尼茨基，后者正在追求同在疗养的梅丽公爵小姐，由此毕巧林也认识了梅丽。公爵小姐对毕巧林本来无好感，但他的谈吐与风度颇具魅力，不知不觉她竟对他产生了爱意，这使葛鲁式尼茨基醋兴大发，他决定要与情敌决斗。然而毕巧林并不真爱梅丽，他与梅丽的交往不过是得到某种满足，以解寂寞，因为他不愿为婚姻失去个人的自由。有一次他与维拉幽会后又来到梅丽的窗前，这时葛鲁式尼茨基突然出现，毕巧林脱逃而去。由于葛鲁式尼茨基到处散布毕巧林窥窗之事，毕巧林决心与其决斗。决斗前夜他作了自我反省，他自责醉心于空幻、卑劣的情欲，他没有为自己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幸福……

决斗的结果是葛鲁式尼茨基中弹身亡。而当毕巧林回到住地时，维拉已离去。毕巧林奉命调离，他向梅丽告别并坦言他玩弄了公爵小姐的感情，梅丽回答说：“我憎恨你！”毕巧林后来去了波斯，在返国途中死去。

莱蒙托夫所概括、所塑造的毕巧林这位“当代英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英雄，而是如作者自己所说，“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充分发展的缺点构成的肖像”。是继奥涅金之后的又一个“多余人”的形象，而且比奥涅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聪明能干，渴望自由，反对专制制度；同时又冷酷、自私、空虚。他并非不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弱点，但他无法改变。毕巧林是“当代”亦即莱蒙托夫生活的那个时代所造就的“英雄”。实际上作者试图通过毕巧林这个人物的塑造来批判19世纪30年代沙俄的现实。

莱蒙托夫虽然英年早逝，但却是俄罗斯文学中承上启下的重要作家。他留下了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部分。

5. “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年），出生在格鲁吉亚山区的巴格达吉村的一个林务官的家庭。他童年时代就喜欢文学。1906年随全家迁居莫斯科，不久即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他中学时代就是个叛逆者，1908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他欢呼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称之为“我的革命”。在苏维埃政权最艰苦的时期，他写诗、画宣传画，坚定地捍卫年轻的国家。作为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是革命年代最激进的旗手，他的《穿裤子的云》《列宁》《好！》等名作贯穿着“巨大的爱，巨大的憎”，简洁的词句、喷发的激情，不愧他“憎恨一切尸体，崇拜一切生命”的宣言。作为剧作家的马雅可夫斯基也并不逊色，他的《宗教滑稽剧》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上演，成为“戏剧的十月”最先锋的实践。

1911年，马雅可夫斯基进入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并开始写诗，早期诗歌具有未来派的色彩。长诗《穿裤子的云》（1915年）是一部爱情诗，但其基调是批判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进入一个新时期。他写出了短诗《我们的进行曲》（1917年）、《革命颂》（1918年）和《向左进行曲》（1918年），以及剧本《宗教滑稽剧》（1918年）和长诗《一亿五千万》（1921年）等许多歌颂革命的作品。1919—1922年，马雅可夫斯基为俄罗斯电讯社的“罗斯塔之窗”工作，他作的诗画题材广泛，简洁鲜明，颇受群众欢迎。他的讽刺诗《开会迷》（1922年）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

1924年以后，他的创作进入成熟期，先后发表了长诗《列宁》（1925年）和《好！》（1927年），长诗序曲《放开喉咙歌唱》（1930年），讽刺喜剧《臭虫》（1928年）和《澡堂》（1929年），以及美国组诗和特写《我发现了美洲》等。长诗《列宁》从正面描写列宁的光辉一生，描写群众对列宁的深厚感情。他的喜剧讽刺了小市民，揭露了官僚主义，并在戏剧艺术上有创新。

苏联戏剧史上的《臭虫》是和一连串光荣的名字结合在一起的：编剧马雅可夫斯基、导演梅耶荷德、作曲肖斯塔科维奇、舞美设计则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美术创作集体库克雷尼克塞。1928年12月28日，马雅可夫斯基在剧院朗读了《臭虫》的剧本，大导演梅耶荷德毫不犹豫地肯定了它卓越的风格：“它不仅在我们剧院演出的剧目中，而且在整个现代剧目中将占有一个特殊的位子。”大师立即投入了工作，他没有对台词做任何改动。梅耶荷德平时排戏从不许别人插手，唯独欢迎马雅可夫斯基的参与。戏排得飞快，只用了6个星期就完成了，1929 年2月13日在莫斯科国立梅耶荷德剧院首演。《臭虫》的艺术处理无疑是成功的，但它的前途并不美妙。因为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都站在当时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拉普”的对立面，《臭虫》尖锐的讽刺性显得不合时宜。

1929—1930年间，马雅可夫斯基和梅耶荷德并肩站立承受着大量的攻击，他们则以排演马雅可夫斯基的新剧本《澡堂》作为回答，这部讽刺官僚主义的天才喜剧更加坚定地捍卫了他们的理想、趣味和信念。尽管马雅可夫斯基在各地朗诵《澡堂》的剧本时获得了热烈的反响，然而仓促上阵导致了1930年3月16日首演的失败。

马雅可夫斯基情绪低落，不仅剧作备受攻击，他筹办的个人创作20周年成就展览会也遭到冷落，没有多少参观者，也没有重要人物出席。他还患上了喉咙病，医生劝他不要再像从前那样到处去朗诵。由于长期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加上爱情遭遇的挫折，诗人开枪自杀，身后留下13卷诗文。

马雅可夫斯基追求女子的固执恐怕世界上绝无仅有，然而只有深知自我价值的人，才能像马雅可夫斯基那样在生活上表现得如此执拗、果敢与坚毅。马雅可夫斯基很喜欢和女子在一起，尤其是年轻美丽的女子，这样他会变得令人惊讶的温顺。如果他爱上了谁，他会拼命地大献殷勤。

马雅可夫斯基那强烈无可扼制的爱情，就像他声如巨雷的嗓音一样让人震颤。莉莉，虽已是勃利克的妻子，但事实上是他的女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激情像狂风暴雨般向莉莉袭来，他把自己的著作全献给了她，从相识的那天起到临死的那一天，他每天都要送给莉莉一首诗，哪怕只有一句，从未间断过。

1922年，莉莉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纹。马雅可夫斯基几乎神经质了，天天以酗酒来打发日子。1925年，莉莉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要与他分手，她说自己已不再爱马雅可夫斯基了，而且她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也不像以前那么爱她了，她说她相信，这次分手不会给彼此带来多大的伤害，希望马雅可夫斯基今后不要再来找她了。然而，这只是莉莉个人的感觉，马雅可夫斯基仍然爱着她，虽然不再是那么疯狂，但却是深情的。他非常听莉莉的话，从来都不曾违背过她的意志。他不敢继续去靠近莉莉，他怕那样会导致他们之间彻底的决裂。马雅可夫斯基只有偷偷地爱着莉莉，他也尝试着去爱上别的女人，但只有莉莉才是他的女人，他这一生只爱过莉莉一人。

1930年4月14日早晨，女演员维罗尼卡刚离开马雅可夫斯基的工作室，屋内便传来一声枪响。马雅可夫斯基用勃朗宁手枪打中了自己的心脏，结束了他的短暂生命。他留下一封《致大家》的信：“我现在的死，不要责怪任何人，更不要制造流言蜚语。死者生前对此极为反感。”实际上这封遗书写于数日之前，他对未了之事一一细心交代，而唯一遗憾的事就是与论敌的斗争——“应当对骂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