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及洋芋在山区的种植

（二）红薯及洋芋在山区的种植

红薯在陕南山区引进较早。乾隆十年（1745年），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发布《劝种甘薯檄》，其中有云：“甘薯一种，易种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伤，以充民食，与米麦同功，非寻常果品可比。陕西高地沙土最属相宜，而向来未见此种。”⁽⁴⁹⁾因此，乾隆十年可视为陕南山区较为普遍引种红薯之始。据记载，当年反应较为积极的州县中，陕南有略阳、銩稨、宁羌、岐山、商南等，少数州县于次年开始试种。不过，汉中、兴安二府仍被列为迟后推广地区，“俟近省各处种成，由近及远，再为推广”⁽⁵⁰⁾。

有关记载表明，红薯之推广与玉米大不相同，玉米似乎没有花费什么特别大的敦劝力气就已遍地漫野，而红薯却自上而下，屡经劝种。陕南山区自乾隆十年（1745年）陈宏谋劝种之后，到道光年间，有的州县地方官仍在敦劝种植。道光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间（1835～1839年）任紫阳县令的陈仅，曾专门作《劝谕广种红蕱晒丝备荒示》和《劝民种蕱备荒六十韵》等用以敦劝。文中有“查访紫邑山内薄地，小民间种红薯以作杂粮，无关轻重”之语，可知陈宏谋劝种之后近百年时间中，红薯种植并未得到真正推广。陈仅敦劝紫阳百姓将山地一半种玉米、一半种红薯，前者供本年食用，后者供储蓄备荒，以解决玉米产量、质量较高却不能久储的问题。⁽⁵¹⁾时人又云：“薯有红白二种，陕人呼之曰蕱。此物宜陆种，而红土尤蕃美。南山近年歉收，四民恃此度岁。曩见銩（稨）、（县）有此，他邑则否。不知此物冬月可削片晒干，贮之竹，每夏晒一次，永不生虫，以之御饥，不亚于谷。而西（安）、同（州）、乾（州）、凤（翔）不知广种，岂非坐失陆地之利耶！”⁽⁵²⁾可见，当时大面积种植红薯的范围似乎仍然有限。

鄂西北山区关于红薯的记载，较早见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所修《郧西县志》中，该志《方产》卷列有芋、蕨粉、葛粉等多种根实可以疗饥的植物品种，其中就有红薯。其后的同治《竹山县志》、同治《房县志》、同治《巴东县志》、同治《宜都县志》、光绪《兴山县志》等皆有记载，如：“甘薯出交广，故一名番薯，有红白二种。”⁽⁵³⁾又如“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黍亦不殖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⁵⁴⁾或云“红薯蓣，种自蜀来，旱地多种之”等。⁽⁵⁵⁾

川东北山区个别地方种植红薯之记载，清初已有，中经乾隆五十年间（1785年）政府劝种，始有较大面积种植。乾隆《潼川府志·土产志》记载：“薯蓣，种来自西南夷。瘠土沙土皆可种……潼民之由闽粤来者多嗜之，曰红薯。”这与其他地方所见红薯多由闽广流民传种的记载是一致的。道光《城口厅志·物产》有按语称：“乾隆五十年，高宗纯皇帝特允侍郎张若渟之请，敕下直省广劝栽种甘薯，以为救荒之备。一时山东巡抚陆鐀所著《甘薯录》颁行州县，自是种植日繁，大济民食。”道光《忠州直隶州志·物产》亦见有同样的说法。此事在《清实录》中是这样记载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一月癸未，谕军机大臣等：据张若渟奏请申伐蛟之令以除民患，并请于江浙地方学种甘薯以济民食等语……至甘薯一项，广为栽种以济民食。上年已令豫省栽种，颇著成效，此亦备荒之一法。著传谕各该督抚，将张若渟所奏二事酌量办理。”⁽⁵⁶⁾较为广泛的种植应在此之后。不过，在旱作杂粮作物中，红薯似乎一直是作为玉米的补充而处于辅助地位，且在清前期仍处于劝种推广的过程之中。

马铃薯在秦巴山区的广泛种植亦较晚。道光《宁陕厅志·物产》载：“洋芋，此种不知所从来，山多种之，山民藉此济饥者甚众。”道光时安康人张鹏飞称：“洋芋来自海岛，自兴平杨双山（磆）载归⁽⁵⁷⁾，种于南山。乾隆时知食者少，嘉庆时渐多。近则遍高山冷处咸莳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资此养生。”⁽⁵⁸⁾道光《城口厅志·物产》则云：“厅境嘉庆十二三年（1807～1808年）始有之，其种不知所自……”光绪中，兴安知府童兆蓉则称：“查洋芋一种，不知始自何时……询之土人，佥称嘉庆教匪乱后，各省客民来山开垦，其种渐繁。高山地气阴寒，麦豆包谷不甚相宜，惟洋芋种少获多，不费耘锄，不烦粪壅，山民赖此以供朝夕。其它燕麦、苦荞偶一带种，以其收成不大可恃，以洋芋为主。”⁽⁵⁹⁾因此，固然难以断定其具体引种时间，却可以根据诸多记载推测其在秦巴山区较多地种植、为人们所瞩目，可能始于嘉庆年间。⁽⁶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