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北山区茶种植的发展

（二）陕南、川东北山区茶种植的发展

秦巴山区自古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之一，本节以陕南、川东北茶叶生产发展的状况为例，看山区粮食生产之外，多种经济作物发展的一个侧面。

明朝初年，在继承前代遗法的基础上建立了“茶马制度”，在川陕设置茶马司，以内地之茶易西番之马，盛时每次用茶百万斤，得马14000余匹。汉中、兴安、保宁、夔州等府州所产茶叶，成为易马茶叶的主要来源之一。始初定制缜密，严禁私茶。据洪武四五年间（1371～1372年）统计，陕西汉中府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县产茶，有茶园4572亩，茶树864058株。四川巴茶产地427处，有茶2386943株，民茶官取十分之一为课，官屯茶取十分之八。⁽⁷⁰⁾纳课茶之外，余茶亦须卖与官府，不得私相买卖，违者茶园入官。其后，私茶盛行，屡禁不止。正因种茶有利可图，茶叶生产获较快发展。“产茶处所竟以细茶货卖，而以粗茶纳官”，以致不得不在汉中、保宁、夔州等地设官巡茶，又在紫阳建置茶坊，为盘验课茶总汇，后来干脆以汉中府等地民纳茶叶及巡获私茶为易马茶源而不及其他。⁽⁷¹⁾

若从茶课推算，远在成化年间以前，汉中地方的茶叶生产已有较大发展。前引洪武四年（1371年）有茶树80余万株，课茶在6000斤左右。后来，仅金州一地生产茶之七铺一里即定课茶6220斤，而西乡一县产茶之云停、归仁、游仙三里之课茶更高达18568斤，加汉阴县之1308斤，石泉县之192斤，共计26290斤，已是原课额的四倍左右。到成化年间，金州又增3872斤有零，西乡县增5651斤，汉阴县增723斤，石泉县增669斤，计增茶课10906斤有零，总计课茶37196斤。弘治、正德中，汉中府课茶分别解纳洮州茶马司10190余斤，河州茶马司18370余斤，西安茶马司25600余斤，共计54160斤，已是洪武初年的九倍。⁽⁷²⁾

茶课的增加，是以茶叶生产的发展为基础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前后，督理陕西马政的杨一清、陕西按察司佥事唐希介、延安府绥德州知州洪平等，为督理茶课、马政，曾先后论及汉中、川东北地区茶叶种植的发展。据杨氏等人奏疏，当时增加茶课数量，是委派专官会同各相关地方掌印官、督同各该里老及茶园人户，亲诣茶园踏勘的结果。茶叶种植的发展则与各地流移落居、人口增加、开垦茶园有着紧密关联。所谓“成化等年，奉例各增添里分，人民佃买老户茶园地土，各人开垦不等”⁽⁷³⁾，乃茶叶种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杨一清指出：

看得汉中府前项产茶州县，国初人民户口不多，茶园亦少，所以额课止于如此。成化年间以来，各省逃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数多，已经节次编入版籍，州县里分，俱各增添，户口日繁，茶园加增，不知几处，而茶课仍旧，致令各处奸顽官舍军民，递年在山收买私茶，通番交易觅利，以此番人不乐官市，沮坏马政……

访得前项州县所产茶斤，不假种植，随田而出，荒山茂林，耕治燔灼之余，茶从而萌蘖焉，民获其利。一家茶园，有三五日程历不遍者，有百余户所佃茶园止帮一户茶课，其甚少者亦多赢余，较之农夫终岁勤动而恐不赡，又称贷以输官者，难易不同。故汉中一府，岁课不及三万，而商贩私鬻至百余万以为常，是其明验也……新开茶园，日新月盛，漫无稽考。⁽⁷⁴⁾

杨氏在疏中又特地举出了汉阴厅之例：

汉中府金州并西乡、石泉、汉阴三县俱系产茶地方，如汉阴一县，原设在廓、新安二里，后因招抚流民，增添九里，近因大造黄册，又添一里，今以十里之民止纳二里之课，况自招抚之后，其延安、庆阳、西安等府人民流移到彼，不可胜纪。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其沿江一带茶园，多不起课，乞行严督各该州县官员查理。⁽⁷⁵⁾

从这些报告中我们不难看出，陕南汉中一带的茶种植业较之明初有了显著发展，“新开茶园，日新月盛”，“连山接陇”，茶叶生产量相当可观。同时，个体茶园的规模已很惊人，三五日程历不能遍，至少有数十百顷之广。要知道，洪武初年汉中地方包括“无户茶园”在内，总共茶园面积不过四十余顷。

陕南茶种植业所以取得如此的发展，是与大量流移的到来分不开的，是“各省流移人民聚集，栽植茶株”，“开垦日繁，栽种日盛”的结果。据乾隆《汉阴县志》卷4记载，唐希介曾于弘治八年（1495年）出任汉阴县令，所述汉阴流移开垦、种茶之发展情况当为可信。流移之经营茶种植业亦不外两种途径：佃买老户茶园和开垦地土栽种。所谓“有百余户所佃茶园止帮一户茶课”，这百余户中当有相当部分为外来流移。我们还看到，茶种植较粮食种植更为有利，“其甚少者亦多赢余”，但亦不能不受到市场因素之外的限制，梁材针对明政府茶业政策限制生产发展的问题曾经指出：“山人治茶，犹农人治菽粟，勤力经理，俯仰所资。今商茶之外，严禁私卖；又以茶多阻滞，商人不得多中，则将使小民终岁收获置于何地？而衣食之资取办于何所耶？”⁽⁷⁶⁾这是专门种植茶树的茶农或称茶户的困境，而这种困境最终大多需要通过私茶的途径得到摆脱。因为，一方面是有商品；另一方面有消费市场，仅靠行政禁令难以完全阻止茶叶贸易的进行。

川东北保宁、夔州等地茶叶生产发展情况也有与汉中相似之处，在严禁私贩茶叶的情况下，四川夔州府属东乡、太平，保宁府属通江、巴州、广元等州县以及利州卫诸处，却成为“今日私贩之渊薮”⁽⁷⁷⁾。“各处兴贩之徒，窥知彼处产茶地方广阔，有利无禁，往往前去收买，通番货卖”⁽⁷⁸⁾，以至于“有禁茶之名而无禁茶之实。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权要之人，每私主之以图利。迩者巡按卢公稍一盘诘，即得十数余万，则其平日可知也”⁽⁷⁹⁾。私茶之盛，可从一个方面体现茶叶生产的状况。毋庸讳言，在所谓“递年在山收买私茶”进行贸易的“各处奸顽官舍军民”中，流民亦应该占有相当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