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的何建军

何建军——葛优跳槽后新找的“主儿”?

冯小刚的影片没有了葛优的笑脸就开始去赚观众的眼泪,葛优离开了冯导跑到哪里去发财了?其实一个导演最大的悲哀就在于在拍了好多电影后还是默默无闻。如果没有葛优,很多人并不知道何建军是谁,并不知道他也许是第六代导演里面最有才气的一个,并不知道他和第五代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在他的经历中有黄健中、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名字,他就是葛优跳槽后新找的“主儿”——大器晚成的何建军。

何建军新片的完成,给他更多带来的是葛优的转型和一个明星选择低成本电影的惊讶,在这之后才是一个导演最在乎的作品本身的东西。这是一种悲哀!但不管怎么说,何建军请来了影坛大腕,葛优委身给了何建军,在这两厢情愿的背后,一个导演的魅力是至关重要的。

问:葛优在这部戏中的表演如何?

何:我觉得比较成功,至少和他这几年来演的人物不太一样,不是什么喜剧、闹剧,演的是很平常的一个人,他演得非常到位。

问:为什么会选葛优呢?

何:我为什么不能选葛优呢?我选他是比较正常的,双方看了剧本都比较满意,这是很自然的事,同时我想葛优能到我的戏里来演也有他自己一定的想法。以前他演的都是冯小刚的片子,演个喜剧人物,给别人都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了。其实演员也希望自己有不同的人物塑造,我为什么不应该选葛优,葛优应该演什么,这都不是一定的。同时我选葛优也是对市场的挑战,在中国,哪有明星演低成本电影的,可能葛优是首例了,这体现了他对电影的执著。

问:这跟国外的一些演员靠商业电影来赚钱和出名,而靠演艺术电影来锻炼演技有些相似。

何:这一点在国外很正常,在中国每一条都有框框,高片酬演员就一定演高成本电影?

问:你的《蝴蝶的微笑》的剧本成形和《说出你的秘密》相差多久?两个本子的基本情节非常相像。

何:《说出你的秘密》我没有接触,直到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剧本,才听说黄建新导演的新片也是讲交通肇事逃逸的。但是我想这不会影响到我的影片,每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

问:不可否认的是,故事原型的相似和媒体宣传的误导会给人造成一定误解,那么你追求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何:应该说是一个肇事逃逸者和一个助人为乐者的心理对抗的过程,一个罪犯良心逐渐发现的过程。我想表明有时人犯罪是一种本能,罪犯其实也是需要了解的。

问:你的《邮差》、《悬恋》的风格都是比较舒缓的,那这次会不会还是延续那种艺术片的风格?

何:以前的电影是带有实验性质的,而这部电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所以叙事上就是以事件为主,叙事风格会有所改变。

问:从《邮差》至今也有四五年了,到《蝴蝶的微笑》,这些年有没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何:肯定有所调整,以前的东西毕竟是在小范围内的,现在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我。但是在表达方法上,肯定还会带有何建军色彩的。更多的是讲述两个人之间的斗争,我始终讲自己的作品落脚在人上,于是葛优就要去发现一个肇事者的内心世界。

问:在拍《蝴蝶的微笑》之时,有没有其他的构思?

何:当时我想拍另一部片子,是讲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和一个小歌星的爱情童话,演员我想请濮存昕来演,遗憾的是,北影厂不同意。

问:你的那部《律师》怎么样了?

何:到目前还没有完成,由于各种原因,我想我大概是完成不了了。

1.独嗜病态的表述方式

在这么多导演的影片中,只有何建军的影片流露出了一种病态的品味:同性恋、精神病、畸形恋、吸毒、婚外恋,这些东西在他的影片中都得到了足够的呈现,为什么他独嗜病态?为什么他一定要将人置于一种非常态的境地?

问:你的影片从《悬恋》到《邮差》都透着一种病态的东西,精神病状态、姐弟之间的畸形恋等等,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表述方式?

何:社会在进步、在变化,旧的东西已经没有了,但新的东西还没有建立,这个时候就会有许多人会遇到尴尬的事情。我选邮差、精神病人、同性恋者,都是为了完成我的一个想法:当环境给你制造一个尴尬的局面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这是我前两部影片的思路。所以实际上电影是谈及人的内部世界的东西,这跟有没有金钱和所谓的现代消费运行的社会没太大的关系。当然,我想,在所谓发达的社会里,人的内部世界就越来越复杂。

问: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你所选择的人的病态状况在社会上已经存在,但也还是处于沉默的话题,对此你是怎么把握的?

何:我觉得用准确的态度去看待、去描述一些已经存在的事物,总比粉饰来得更准确、更可信。我们必须面对这些东西,并依赖这些建立一种社会法则,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但是你的影片中流露出来的好像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意味,你是不是在这方面接受的影响比较多?

何:没有。我认为当一个人被环境推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是非理性的,我并不批判他们,我只是努力地想展现出来。

问:所以你在《邮差》的结尾安排了一场亦真亦幻的姐弟恋。

何:我当时拍的时候没有现在想得这么多,只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可能要的是那种感觉。

问:作为一个实验电影的导演,你最想实验的东西是什么?

何:实验电影是在完成一个人的讲话,完成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表述。《悬恋》就是一次实验。《邮差》弱一些,就是讲故事,相对来说常规一些。当然拍《悬恋》的时候钱少也是一个问题。

问:为什么要把实验和经费少必然地联系一起?

何:当然那也不是绝对的,但是经费少能使人发挥更大的主动性。

问:拍电影之余,你靠什么生活?

何:去电视台给他们剪片子,维持生活。

问:在你的片子里,一以贯之的原则是什么?

何:是人,我无非就是关注人的命运,这是不会变的。

问:这一点是第六代身上非常可贵的东西。

何:我认为真正的好电影就是能打动人,当然我并不认为每一部电影都是人见人爱的。只要你打动了人们,不管多少,那都值。

问:那当你这么多年后,重新看《邮差》时有没有遗憾?

何:我也好几年没有看了,当然如果今天再让我拍,我不会那么拍了。遗憾肯定是会有的。当时想展现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但是当时偏于注重外部了。

问:你的电影总是给人一种怪怪的味道,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

何:小时候比较淘气,而且我的性格比较复杂,不是很能概括的。但是我性格中比较深刻的东西就是那些和我生命有关的人对我的影响,而且我的经历也不是很顺,我干过很多工作,在报社也干过。人的机遇是不能把握的,和陈凯歌合作前做过很多,我的片子不多,说多了没意义。

问:你的片子不多,但足以形成一种力量。

何:其实现实生活中哪怕是头发丝一样的感觉,只要他触动你了,你把他拍出来了,就一定会打动人。《悬恋》的故事原型就是我童年经历的一个事情。其实中国电影特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态度。现在有些人说只要给我两亿,我也能拍出好莱坞,那是扯!中国人是拍不出好莱坞的。你的生存环境和你的消费方式直接影响创作。我个人更喜欢小的构思和故事,这是中国目前应该做的。

2.和第五代称兄道弟

和其他第六代导演不同,何建军对第五代的态度没有其他导演那么激烈和不屑,对曾经创造了电影界辉煌的第五代导演,何建军是怀着知遇之恩的。他过于复杂的经历和没有天生优越感的勤恳使人们很容易一眼就认出他的影片。

问:你是第六代导演中唯一一个和第五代导演有密切联系的人。

何:这还是和我的经历有关。

问:从简历上看,你做过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场记、副导,这种经历是其他第六代导演所没有的,对你有什么影响?

何:我想无论走什么样的路,都是为了拍自己的电影,我和王小帅、路学长不同的是,他们是电影学院的本科生,我是进修生。最大的区别在于,本科是不懂电影才上学的,进修是懂了电影后上学的。我说我没有受影响,是因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成长过程是会影响拍片的。但是第五代他们对电影的执著态度给了我很大影响。

问:那这种执著精神是不是在第六代身上有些缺失?

何:我不知道。但张艺谋、陈凯歌他们身上的执著精神是很独特的,现在电影人所缺少的。

问:是怎么和第五代导演合作上的?

何:最早在北影参加《如意》的拍摄,开始跟着黄健中。1983年拍《一叶扁舟》时,陈凯歌是副导演,他那时刚毕业,他爸爸说,你谁也别跟,一定得跟(黄)健中一回。(陈)凯歌看我当联络,干活认真,玩命一样,就说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后来我去帮他的《黄土地》做场记,场记单据说是洗印厂建厂以来最清楚的。厂里人还说何建军你来厂里讲一次课,教大家怎么做场记。后来《大阅兵》我当副导,接着是《孩子王》,管服装、化妆、道具和演员,再进电影学院进修班。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我也任副导,拍到一半,他叫我别去现场,带着拍摄剧本回北京改稿。《蓝风筝》我也是副导,电影中的三个小子都是我找的。现在工作人员可以说,“我累了,要回家”,我那时是病了也不走。

问:跟第五代导演在一起,有什么感想?

何:(陈)凯歌、老谋子(张艺谋)、(田)壮壮三人都是把电影当做使命,真正是当生命在做。他们三人的热情是其他导演做不到的。拍《黄土地》时,凯歌、张艺谋和何群三人抱团在一起,才能拍出那么好的电影。现在电影人一堆一堆的,各有各的轨道,比较固定。说到启发,那还是黄健中导演,是他教我“场记单不过夜”,现在的场记三天才做一次,当场就忘了很多东西。我很幸运跟了黄健中,工作时,他天天像讲课一样,一说就是八小时。

问:与其他第六代导演有联系吗?

何:有新生代导演座谈会,我从来不去。才拍一两部戏有啥可说,尤其我每部戏都不完整。电影是积累的东西,我宁可去写一篇创作体验,不是创作简述,而是电影记忆,这也是文字积累。

问:现在年青一代的电影创作者与你们当时面临的情形有什么差异?

何:现在外面有消息说,想关注年青一代的中国导演。他们的拍摄题材应该是比较自然的,即使是不成熟的,但这毕竟是需要练习的、好好磨炼的。因此,拿一个不成熟的作品来论述、分析的观念是不对的。所以,我很少回电影学院去交流。当然,在电影学院是有着系统化的教学,但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为什么要进电影学院,为什么学电影、拍电影。

问:有人说你的电影风格跟基耶斯洛夫斯基很像,你自己怎么看?

何:我看过《爱情影片》、《杀人影片》,只能说特别喜欢这个导演,与他有若干相同的想法。我真觉得他是一位有想法的导演,探讨一个人的精神层面,但是电影手法极简单。

问:你觉得理想的电影创作状态是什么?

何:把电影当做生命去做,更应关注的是诚意与诚恳。创作所在意的不是他的方式,而是他是否在创作。至于我的电影是在表示我所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同时也是我所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

问:这段时间李安也在北京,谈谈你对台湾电影导演的一些印象?

何:看过蔡明亮的《爱情万岁》、李安的《推手》,很诚恳,但之后必须格局更为扩大。但是,如果要去感受中国,表达中国人的感受,我觉得还是认同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就是他最好的电影,他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将整部电影控制得非常好。最认同的是他能表达出自己的感受。

问:你的作品比较关注人的内心,担不担心自己的创作题材会枯竭?

何:社会在改变,人也会跟着变。所以,题材是不会缺乏、局限的。若真的创作有所阻挡时,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感受、耐心吧!同时创作题材方向的改变并不会随酬劳的多少改变,因为我所真正在乎的是对题材感不感兴趣。只要对电影还有耐心的话,我就将继续创作下去。

何建军,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人,穿一件很一般的灰衬衫,一条黑裤子,一双很旧也许会在豪华酒店里遭到侍应生冷眼的旅游鞋,长相更是平凡地流入人群中,没有人会注意。那天约好采访,电影学院不远处黄亭子酒吧的服务生说:“何建军?不知道。看看门口坐着那几个人有没有你要找的人。”

(文:丁玉兰、汪方华)

何建军,1960年生于北京平民家庭。

1978年高中毕业,1978—1979年做过短工、搬运工、管道工、瓦工,中间上过一个短篇小说创作讲习班。

1979—1980年在一个科学杂志的编辑部《潜科学》,同年给黄健中做杂工。

1983年遇到陈凯歌,开始做场记。

198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学习。出来后给张艺谋、田壮壮做副导,之后开始独立拍片。

1993年完成第一部作品《悬恋》,1994年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影评人奖。

1995年完成《邮差》,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和影评人奖。

1997年,开始拍摄城市系列之二、电视电影《律师》未果。2000年,拍摄《蝴蝶的微笑》。

2003年,《蔓延》入围第33届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

2006年,拍摄《我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