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昭新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受战局的影响,北平、上海两个文化中心相继沦陷,大批作家被迫开始流亡。老舍适时“由青岛跑到济南,由济南跑到武汉,而后跑到重庆”,“到处,我老拿着我的笔”[1],为抗战尽力,为抗战服务。在抗战中,老舍共发表了近百篇散文[2],这些散文记录的“是流亡,是酸苦,是贫寒,是兴奋,是抗战”[3],是他抗战文化心理和生命精神的真实反映。这些散文映现出来的老舍抗战文化心理层面,一是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二是对家庭的眷恋保护,三是“国家至上”的爱国情怀,四是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
一
战争改变了老舍的日常生活及心理状态,战局的变化时时牵动着作家的精神世界。从1937年1月至6月,老舍散文中呈现的还是日常生活心理状态,他在青岛正常地进行写作,写小说、散文,多次在青岛青年会做学术、创作演讲,时而到公园一游,有时晚上还去看看电影,保持了作家日常生活较平稳的心态。但是到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沦陷,青岛、济南吃紧。老舍在1937年7月11日发表的《友来话北平》中记述了老向,《实报》社社长管先生、周先生等从北平逃难至济南,谈及逃难中的遭遇,至友赵水澄过天津被敌人毒打,北平的平民遭轰炸,学生失踪,周先生说北平“尚无恐怖,只是恐慌”。平民的恐慌心理,文人、作家们的纷纷逃难,也促使老舍不得不作逃难的思考,逃难逃到哪里?逃难如何逃?老舍感到“顾虑而迟疑”[4]。这种由逃难而引起的“顾虑而迟疑”的心理,又紧紧围绕着个人与家庭问题而展开矛盾:“我独自逃亡吧,把家属留在济南,于心不忍;全家走吧,既麻烦又危险。这是最凄凉的日子。”[5]在这“最凄凉的日子”里,8月11日,老舍与夫人商定,家眷不动,他独自准备由青岛南下,但8月12日接陶亢德电:“沪紧缓来”,只好放弃“南去之计,乃决去济南”[6]。11月15日,老舍痛别妻子儿女,离济南去武汉。他到了武汉,还写了一首小诗,抒发了他与妻儿别离时的悲伤情景:“弱女痴儿不解哀,牵衣问父去何来?话因伤别潜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7]作家含泪与妻儿告别,弱女痴儿不堪与父分离,强忍心中悲痛互道珍重。他依依不舍离家逃难,开始谱写抗战期间实现人生价值的辉煌篇章。
是的,老舍别离妻儿独自逃难,并不是个人的心理恐惧、害怕敌人、逃避现实,而是为了坚守他在战时的生命价值观以及他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当老舍欲逃离济南时,在“心中盘旋”的问题即是一不做俘虏,二不当汉奸,一定要保住“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8]。而这个最珍贵的文人的气节就是“奋斗的生活,光荣的死,活得有劲,死得有价值”[9]。那么如何实现这种生命的价值呢,首先就是要保住个人的生命,在《三个月来的济南》一文中,他不仅记述了逃离济南时的经过,而且表达了他逃难的意图是为了自救,“必先自救,而后能救国”,“逃亡激进了努力”,“奔往异地定会打回故乡”。并且他还进一步说明:“在这生死关头,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认清我们的长处,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弱点。”[10]从军事上说,国民党的士兵是“非常优良的”,“兵是好兵”,但部队“没有新式武器,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政府“没有想到全面抗战必须军民合作”,轻易放弃了“民间的力量”[11]。“北方军事上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可是军队与军队,军队与人民之间的毫无联络,民间的毫无组织,不能说不是致命伤。”[12]老舍在分析了“我们的长处”和“我们的弱点”后,即形成了他散文中的“歌颂与暴露”的情感旋律。
“歌颂英雄的战绩”是“战时文艺的常道”[13]。老舍满怀对抗战英雄的崇拜,突出了抗战文艺这一“常道”,满腔热情地歌颂抗战将士、抗战英雄。他在《轰炸》一文中,既暴露了日军对武汉的轰炸罪行,又记述了三次空战大捷,歌颂了我国空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我们的空军没有惜命,自一开仗到如今,我们的空军是民族复兴的象征!”[14]在《张自忠将军的战绩与殉国经过述略》中,既记述了张将军的殉国经过,留下了珍贵的抗战英雄史料,又以英雄崇拜的心理歌颂张自忠的战绩,称张将军“从抗战到殉国,张自忠将军一贯的是战则在前,退则居后。这是舍身报国的决心,与‘身先士卒’的实践。每次战役,张将军都以必死的决心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以殉国的精诚感召部下去拼命。他战胜,他战死,都同样的光荣”[15]。随张将军殉国的官兵“不下百余人”,尤其令老舍敬仰的是高级参谋张敬,“张高级参谋敬,年壮气刚,始终随张将军督励士众……遇难时,张高级参谋已身中数刀,仍发手枪,毙敌数人,壮哉!”[16]老舍以对张自忠的崇拜为心理情感基础,还创作了话剧《张自忠》,在剧本的《写给导演者》一文中,老舍称“张将军在抗战中几乎是每战必胜”,剧本除了写“战争而外,他的治军方法,对百姓的态度,和他自己的性格,自然也都须描写”,全面写了他的“战功与人格”[17],塑造了张自忠这一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形象,用以表现伟大的抗战精神。他在为冯玉祥将军的《抗战诗歌集》作序时,高度赞扬冯将军的抗战精神。他说冯将军送给朋友的茶杯上面都写着:“非抗日不能救国”,“他寝食不忘的是抗战,奔走呼号的是抗战。抗战第一,所以作诗也是为了抗战”[18],以将军的抗战精神激励士气民气。
抗战英雄不仅来自军队的将士,也有许多来自民间,老舍对民间的抗战英雄同样加以热情歌颂。《归自西北》记述老舍随北路慰问团到陕甘绥等地慰劳抗战将士,当他行至豫西黄龙山等处,一向被称为“土匪窝”的地方如今“全无匪迹”,匪到哪里去了?老舍非常欣喜地告诉人们,“请到抗战英雄的行列中去探询”,由“匪”成为抗战英雄的情景,老舍感受到不仅是西北,而且整个中华民族“精神都是非常的焕发”[19]。在《悼赵玉三司机师》中,他同样怀着崇敬、爱戴的情感,悼念为抗战服务而牺牲的普通汽车司机,称他是为抗战而“光荣的死去”的英雄,“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20]。由为抗战服务“翻了车”而亡的汽车司机赵玉三,不禁让我们想起《四世同堂》中的司机钱仲石故意翻车摔死一车日本兵的壮举,二者可能有一种塑造抗战英雄人物的连带关系。
歌颂抗战英雄,高扬民族精神,成为老舍为抗战服务、为抗战尽责而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方面。与“歌颂”相对应的“暴露”,也同样能体现他宣传抗战、激励民气,做一个战时“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的心理诉求,“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21]。老舍在散文中“暴露”的对象有两个方面:一是暴露敌人的暴行;二是暴露社会民间存在的文化思想弱点。
老舍从战时生活出发,用大量的笔墨暴露了日本侵略者灭绝人道的暴行。随着作家战时的迁移,由济南而武汉而重庆,每到一地,他亲身经历的就是遭受敌机轰炸的残酷现实。老舍于1937年8月13日至济南时,济南已逃走20万人,“八月初与十月初的两次迁逃,使济南差不多成了空城”[22]。济南已变成灰色的济南,济南“已被敌人的炮火打碎”,“济南是久已死去,美丽的湖山只好默然蒙羞了”[23]。从老舍“吊济南”的悲愤声中,照见日本侵略者残害中国大好河山的暴行。在《且讲私仇》中,则直接控诉了日本鬼子在东北、在平津、在上海烧杀抢掳,“日本鬼子并不讲什么情理”,由天津打到上海“论万的杀人”[24]。“杀人放火,把自己变为野兽,把别人变成猪狗”,“正好证明了日本野蛮,中国文明”,而中国的抗战正好代表了“正义”[25]。这里既暴露了敌人的罪行,又张扬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与正义。敌人的烧杀抢掳,“论万的杀人”,敌机的狂轰滥炸,使中国大地充满了血腥恐怖。《轰炸》一文记述了敌人对武汉的轰炸,仅1938年7月19这一天,民众被敌机轰炸得血肉横飞,“死伤过千”[26]。老舍在武昌也身受敌机轰炸之苦,为躲空袭炸弹,曾藏在华中大学图书馆的地窖里。《血债——敌机轰炸重庆》不仅记述了重庆遭受敌机“五月里四次轰炸”,而且表达了中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烧杀抢掳、狂轰滥炸吓倒,“中国人不怕饥荒,不怕死亡”的精神旗帜仍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更令人气愤的是日本侵略者把轰炸当作游戏,“用各种花样轰炸。有时候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炸重庆”,有时候用三五架一二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老舍说他随北路慰问团至陕西时,差一点被炸死,“在陕州,我几乎被炸死”[27]。敌人的轰炸,炸毁的是物质、人的肉体,但炸不掉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抗到底”的勇气,“敌人能攻破我们的城池,但绝不能攻破我们的心”[28]。老舍虽遭受战争带来的流亡痛苦以及“几乎被炸死”的生命悲境,但他仍在险境中坚持抗战,“抗战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须服从抗战的命令”[29],他“服从抗战的命令”,一直书写着抗战文章。
如果说敌机的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伤亡,但轰炸有时还可躲避,而日本侵略者制造的“饥荒”,则使成千上万的人无法逃避。当他的家属从北平逃出,来到重庆时,老舍在1944年1月1日发表的《新禧!新禧!》中写道:“我问儿女们可曾玩过走马灯?可曾吃过杂拌儿?他们没有玩过吃过。他们只告诉我,街上如何有饿死的人,和行人如何夺小孩和妇女手中拿着的食物。北平已不是我记忆中的乐园而是饥寒交迫的地狱。”[30]敌人在北平制造着人为的“饥荒”,将人民推向“饥寒交迫的地狱”。不单是北平,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都在人为地制造“饥荒”。老舍在逃亡中即看到了人民遭受“饥荒”的灾难,并亲身体验了“饥荒”的痛苦,乃至后来在国外写《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时,才会有敌人在北平制造的地狱似的“饥荒”惨状,才会有北平人民与“饥荒”抗争,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欣喜情景。
老舍不仅用笔暴露敌人的罪恶,而且用笔暴露社会民间存在的文化思想弱点。在民族危亡之时,许多人认为捐点钱捐点物,“发点善心”即可聊以自慰了,老舍对如此“善心”不以为然,在《善心》中告诫民众不要只顾及“发点善心”,重要的是要“把前方战士放在你的心坎上”[31],给抗战将士以精神的支持和心灵的慰藉。在《是的,抗到底》中既批判了那种麻木不仁、逍遥世外的思想行为,又批驳了那种“加入反共协定”与敌人“讲和”实则卖国的思想行为。老舍满怀希望奔赴抗战中心武汉,本想感受武汉积极抗战的精神状态,可眼下呈现的却是“消极抵抗”的景象,这让老舍感到痛心:武汉的“一切都在动、挤、乱,全无办法”,“武汉确实成了一切的中心,吃喝玩乐在其中矣!”由此他召唤人们“有血性者理当切齿复仇”[32]。在《事情要大家做》中特别指出“最可怕的倒不是现有的这一批大小汉奸,而是这种怕汉奸心理的普遍”,“汉奸真可怕”是一种可耻的心理,汉奸不是“可怕”的问题,而是“可恨”“可杀”[33]!在敌人的轰炸中,人们普遍的心理是生命不能自保,“胆寒,愤恨,渺茫,飘忽”[34],对这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老舍唤醒他们要复仇雪耻,“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狂炸”[35]。老舍在成都,看到成都人平和从容的生活现状和心理状态,希望成都人克服这种“从容”的心理,在抗战中“能更紧张一些”。“只是街平,房老,人从容,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北平的陷落,恐怕就是吃了‘从容’的亏”[36]。在整个抗战期间,老舍都是用笔宣传抗战,唤醒民众,激励民气,让人们的精神感奋起来,勇敢地投入抗战洪流中去。
二
抗战时代只允许时代选择作家而作家无力选择时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只能服从时代的需要而不能游离于时代之外,老舍呼吁作家们的写作要“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37]。他紧随时代,服务抗战,不仅在散文中突出“歌颂与暴露”的主题,显现作家的责任感,实现作家的生命价值,而且积极从事抗战文艺运动和抗战文艺创作,以实现他的“奋斗的生活”“活得有劲”的生命价值。抗战需要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未成立之前,老舍就在济南撰文召唤“文艺家联合起来”,有组织地开展“集团创作”,“用文艺作品作一种抗战的武器”[38]。“文协”成立后,“文艺界已恢复了他们的常态,文协包括了全国各派的作家,开始以集体的力量为抗战而服役”[39]。早已盼望作家们联合起来的老舍,对“文协”的成立更充满了一般作家所未有的心理情感和价值期盼。他在《我们携起手来》一文中,向人们表露了他参加“文协”筹备会的心情,“我快活,而有些泪横在心中”[40],他心里“快活得要飞了”[41]。在《记“文协”成立大会》一文中,更表露了自抗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欣慰心情,“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起,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42](抗日的大将指冯玉祥)。文人们多么需要“文协”,“文协”为全国各派作家带来了联合起来从事抗战文艺创作的新机遇,而作为被全国各派作家推选出来的“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实际上的总负责人)[43],他更负有“文协”全部工作的责任担当。在《关于“文协”》[44]一文中,记述了“文协”的艰难困境以及他为“文协”所做的艰苦努力:“文协”穷,靠借款、捐款。因为穷,办事难。办事再难,但大家精诚团结,还是办了许多有利抗战的事,办会刊,慰劳将士,开茶会,讨论会,座谈会等等,全都落在老舍身上,而老舍又是在“家,国,穷,病”[45]的现状下,为“文协”卖命、为“文协”尽责的,他的生命价值在“文协”的生成发展中闪耀出光芒。
老舍在抗战中的生命价值还表现在他对《抗战文艺》的巨大贡献上。他把《抗战文艺》视为“五四”新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46]。老舍在《八方风雨·抗战文艺》中特别记叙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历程、刊物的宗旨及其特色。它的发展经历:最初是三日刊,出到5期改为周刊;在武汉出了20期(连同4期周刊),自17期起,即在重庆复刊。重庆印刷条件差,用的都是“土纸”,从“文协”周年纪念日起,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为月刊。到日本投降时,共出了70期。老舍提供的刊物发展史料,为之后对抗战文艺研究以及文学史的研究所接受。关于“文协”的办刊宗旨,老舍说:它是“在抗战文艺的大前提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它的特色:“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持住相当高的艺术水准;这不大容易做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而且《抗战文艺》发表的文章,均集中于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47]。从老舍对《抗战文艺》的真实记述中,我们看到了《抗战文艺》与老舍生命相连,体味到了《抗战文艺》每一页所蕴含的老舍的抗战精神和生命价值。
抗战时代,由于受战争的影响,作家们不可能静下心来,从容地进行文学创作,战前日常生活状态下写作的心态被打破,因而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形式、风格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老舍把抗战文艺称为“怒吼的文艺”[48],为创作这种“怒吼的文艺”以达到为抗战服务的目的,老舍特别强调文艺必须“住脚民间”,用民间的言语道出民间的热情与共感[49]。因此,面向民间,从事通俗化的文学创作,成了老舍抗战时期的重要艺术追求。老舍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50]他又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有失身份”[51]。老舍在武汉的8个多月时间里,就写了10篇鼓词、6出旧戏、1部旧型通俗小说和好几个小曲、快板。后来到了重庆,他将这些在武汉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通俗文艺作品,选出了3篇鼓词(《王小赶驴》《张忠定计》《打小日本》)、4出京剧(《新刺虎》《忠烈图》《王家镇》《薛二娘》)、l篇通俗小说(《兄妹从军》),汇印成册,共6万字,取名为《三四一》。此书在重庆3个月内连出5版,很受民众欢迎。除了这些通俗文艺作品,老舍还创作了戏剧、小说,据他自己在《八方风雨》中所记:抗战中,写了“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52]。而且这些作品大都是在贫穷、头晕、贫血中写出来的,它们生动地展示了老舍的抗战精神和生命价值。
老舍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仅体现在他所从事的抗战文艺运动和抗战文艺创作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抗战文艺的价值评价和理论的探讨上。老舍在抗战期间发表了许多篇有关“文协”工作的文章和会务报告,及时对抗战文艺进行经验总结,以促进抗战文艺的健康发展。在《三年来的文艺运动》一文中,认为“抗战文艺,在全部中华历史上,甚至世界史中,还没有与它相同的运动”[53]。它的成因:一是“时代的伟大”: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抗战文艺;二是“战争的性质”决定了文艺“必为抗战与胜利的呼声”;三是抗战文艺传承了新文艺为革命的传统;四是抗战文艺是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抗战文艺呈现的新面貌:一是具有清醒的责任感;二是具有乐观的心态,“抗战文艺是胜利的信心”;三是直接为“百姓士兵”服务;四是有组织地开展文艺运动。抗战文艺有其独特的价值,但也存在不足,老舍提出批评说它在人事方面:团结各派作家“有极大的成功”,但由于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培养青年作者做得不够。在文艺方面,“抗战文艺的质和量都还差得很多”。对抗战文艺“质”方面有一种态度是否定,将抗战文艺视为抗战八股;又一种是肯定的态度,说它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宣传抗战有功。老舍对这两种批评均不赞成,他主张对抗战文艺要以“客观的态度去探讨”,“精深与俗浅,艺术与宣传,抗战中必须兼容并纳”[54]。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中,他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了“文协”提出这一口号的意义:新文艺发展了二十多年,“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可是群众与新文艺太隔膜了,“一个村子里连鲁迅这个光耀的名字都不知道”,而抗战文艺则弥补了新文艺的缺陷,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为导向,将“精神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55]。抗战文艺走的是战时文艺的“正路”,它具有“爱国家民族的诚意”,团结一致抗敌的精神,自家的语言形式风格。“顺着这条正路往下走,它将由狭小而伟大”[56]。所以,创建伟大的抗战文艺,成为老舍抗战文化心理的价值追求。
三
实现个人生命价值,固然是老舍抗战文化心理的诉求,而对家庭的眷恋保护、“国家至上”的爱国情怀以及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更是老舍抗战文化心理的核心价值和情感表现的主体内容。
前文已论及老舍在离家逃亡时的矛盾心理和凄凉情感,从中已透视出他对家的依恋。他爱家、顾家,“离家之时,他将绝大部分的积蓄都留给了妻子,为得让她日后用以养婆母和抚养孩子们,随身带出50块钱”[57]。何以离家?老舍说他“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作一点有助抗战的事”,但离别妻儿后“四年没有听见她的语声了”[58],又经常忍受思念的痛苦。老舍每到一地,妻儿形象总是蕴藏在心中,他眷念“家”、顾盼“家”。他爱家、恋家、爱妻子、爱儿女的情感非常深厚。老舍从离家的第一天起,就记叙了他坐在拥挤的车厢里,惦记着家属妻儿:“我猜想着,三个小孩大概都已睡去,妻独自还没睡,等着我也许回去!”“后来接到家信,才知道两个大孩子都不肯睡,他们知道爸走了,一会儿一问妈:爸上哪儿去了呢?”[59]爱家爱妻儿的情感,真切动人。他恋家爱家的情感在“生日”那天更加波动起来。他说在日常生活状态下,每逢生日,朋友们是要来庆贺的。可如今是战乱、贫穷,无法也无心过生日。他想给家人写信,但“家信非常难写,多少多少的心腹话,要说给最亲爱的人;可是,暴敌到处检查信件”,他担心书信“有被焚化了的危险”,因而写家信的欲望只好作罢,“我搁下了笔。想起妻与儿女,想起沦陷区的惨状……”。他心里非常忧伤。他又“想到接出家眷的问题”,可接家眷的路费无法解决。家信既不能写,他又不愿“空过这一天”,那就在写文章中过一下“穷人的生日”吧。但是,“写几个字,抹了;再写,再抹;看一会儿桌头上小儿女照片,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爸的生日,今天!’而后,再写,再抹……”。写作不成,思家成疾,只好把这因思家而生成的“头痛”作为生日“自献的寿礼”[60]!生日中的思家心理一波三折,感人肺腑。他在北碚养病,“既病,又值新年,故有游离之感”,作小诗一首,以寄思乡之情:“雾里梅花江上烟,小山峡外又一年;病中逢酒仍须醉,家在卢沟桥北边!”[61]老舍说他在抗战中,家属留在北平,“我自己在武汉,在陪都,都随着大家庆贺年节,可是我的心却在北平”[62]。在《八方风雨·想北平》中,以七律《乡思》中的“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诗句,寄托无限乡思之情。思乡恋家情感之深,给作家带来忧伤、痛苦。而家属的到来,又使老舍欣喜,“家”给了他动力。老舍在《八方风雨》中记述:“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妻儿到了他身边,向他讲述了北平沦陷后的情况,提供了有关素材,触动了老舍写《四世同堂》的愿望。老舍说他从1944年元月开始写《四世同堂》,这一年就写了30万字,可见,“家”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四世同堂》。
老舍爱家,恋家。但家、国相连,“为国卖命,事体更大,使家庭吃点亏,也就无法”[63]。他更爱国、爱中华民族。老舍从小就由父亲与八国联军巷战而阵亡的事件,培育了他痛恨外敌、保家卫国的朴素的爱国情感。后来在学校所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精神的教育,更使他的国家、民族观念增添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精神。“五四”运动使他认识到:“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64]因此,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爱国思想、民族精神。早期长篇小说《二马》通过老马、小马在英国遭受民族歧视的独特感受(同时也是老舍自身的感受),表达了“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的民族自强意识和强烈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的民族振兴精神。二十年代,老舍在英国期间时时关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65]爱国情感在国外表现强烈,回国后,三十年代的小说大都以暴露、批判现实为主调,但在暴露、批判中蕴涵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到了抗战时期,老舍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
“国家至上”,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国家、民族献身,这是老舍抗战散文中反复张扬的爱国意识、民族精神。抗战初期,老舍就召唤民众要把国家放在心上,国家至上,“国家是我们今日的爱人,我们必须为她死,为她流血”[66]。“有国家,全好;亡了国,全完”[67],鼓动全民抗战,精忠报国,“要做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68]。老舍“以热血写出民族挣扎的真象”[69],激励士气民气,坚强抗战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同时他还告诫民众:“爱国家爱民族须先明白国家与民族”[70],要让广大民众明白中国是最讲文明的,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中华文化精神是忠恕仁义,孝悌廉耻,能宽恕别人的过错,而不能屈膝受辱”,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抵御外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中华民族是明礼知耻的民族,人民肯用血去争取解放与自由”[71]。老舍召唤人们“日本强盗来了,我们便迎杀上去”,“我们非全心全力杀上去不可”[72]。老舍在散文中,多次鼓动全国人民要复仇雪耻,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灭种灭族”的民族大仇,“此仇必报”!“有血性者理当切齿复仇”[73]。老舍在《述志》中联系自身遭受的战争灾难,下定决心要向侵略者复仇。老舍说:“一·二八”上海的大火,“烧掉了我的《大明湖》,七七后,敌人又劫夺了我所有的书籍字画与文稿”。他痛恨敌人,要报仇雪恨,“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74]。他在散文中时常透露为全民族复仇,为国捐躯的“死而后已”的精神情操。他自身具有民族骨气,又特别向民众宣传要保持民族骨气,他说:“有骨头的人才肯为国捐躯,有骨头的人才肯死里求生;有骨头的今日死,有骨头的明日生;这就是民族的复活。”[75]他在重庆时,准备敌人如果打进来,滚滚的嘉陵江“便是我的归宿!我决不落在日寇手里,宁死不屈!”[76]老舍此间还写了不少诗篇,以抒发报国雪耻、扫荡日寇的雄心壮志和死而后已、为国捐躯的爱国情怀:“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死而后已同肝胆,海内飞传荡寇旗!”(《沔县谒武侯祠》)可以说,“国家至上”的爱国意识,为国捐躯的民族精神,成为老舍抗战时期文学创作的中心主题。
为国家、民族献身只是老舍抗战文化心理的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层面,还有一个重要层面就是老舍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老舍在《双十》文中,就明确表示:“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77]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必须树立民族复兴的信心,“我们须在民族复兴的信念,与驱击暴敌的努力中,造出一种新的风气,新的生活精神”[78]。在民族危亡之时,老舍常常“默祷民族的复兴”[79]。他从台儿庄我军对日作战的胜利中,发觉“在血染过的战场上会生出民族复兴的新芽来”[80]。为了民族的复兴,老舍放眼把抗战与建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认为学生是“国宝”,他不反对把青年学生送到战场上去,但更强调要把青年学生用到“建国”上来,“建国的伟业不仅需要力与血,更需要智与才”[81],主张把青年学生送到后方,让他们多学些知识与技能,以备将来建国之用。为了民族的复兴,老舍甚至提出了“新的西北”建设方略。他把西北视为一块宝地,提出移民到西北,建设新西北,具体途径办法:一是略通民族语言;二是培养人才;三是种树与开渠,美化环境,开发水利;四是禁私与禁烟(这一条实际上是我们今天讲的反腐问题)[82]。你看,老舍为民族复兴梦的设计,多么具有超前之远见。而且在他的民族复兴梦中,充满着对真理、文明、和平、自由的追求,“人类文化的明日,恐怕不是家家造大炮,户户有坦克车,而是要以真理代替武力,以善美代替横暴”[83]。如果我们将老舍追寻民族复兴“梦”的散文篇章与其剧作《大地龙蛇》联系起来读,就可以看到老舍对民族复兴“梦”的追寻,不仅有民族的识见,而且具世界的眼光。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说剧本表现的“文化是三段——过去,现在,将来;抗战也是三段——自己抗战,联合东亚的各民族,将来的和平”。尤其是第三幕写“中华胜利后,东亚和平的建树”,“写了天下太平”[84]。戏的结尾以游行合唱之曲,表达了作家对于世界和平的畅想:文化的将来,中华民族和东亚各民族建立友谊,那将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是一个“美满的生活,坚定的生活,教真理正义,管领着人生”的世界,是一个“世界和平!永久的和平!”和谐温馨的“大同世界”!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1]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2]据《老舍全集》第14卷所载,自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2日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老舍共发表95篇散文,当然,全集不一定“全”,但笔者所论,即以这95篇散文为主体加之像《八方风雨》这样的记述抗战生活和心理情感的散文,大致百余篇,以此透视其抗战文化心理。
[3]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4]老舍:《友来话北平》,《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5]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页。
[6]老舍:《南来以前-致××兄》,《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7]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8]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0页。
[9]老舍:《大家都成为英雄吧》,《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页。
[10]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11]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8页。
[12]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13]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田仲济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4]老舍:《轰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15]老舍:《张自忠将军的战绩与殉国经过述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16]老舍:《张自忠将军的战绩与殉国经过述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17]老舍:《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18]老舍:《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页。
[19]老舍:《归自西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20]老舍:《悼赵玉三司机师》,《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页。
[21]老舍:《入会誓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22]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23]老舍:《吊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24]老舍:《且讲私仇》,《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页。
[25]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26]老舍:《轰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27]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页。
[28]老舍:《友来话北平》,《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29]老舍:《这一年的笔》,《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
[30]老舍:《新禧!新禧!》,《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9页。
[31]老舍:《善心》,《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32]老舍:《到武汉后》,《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33]老舍:《事情要大家做》,《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34]老舍:《轰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35]老舍:《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狂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36]老舍:《在成都》,《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37]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38]老舍:《写家们联合起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页。
[39]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田仲济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40]老舍:《我们携起手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41]老舍:《快活得要飞了》,《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页。
[42]老舍:《记“文协”成立大会》,《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43]“文协”没有会长和理事长,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部的主任,老舍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性质差不多,主持全协会的日常工作。
[44]老舍:《关于“文协”》,《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7页。
[45]老舍:《生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46]老舍:《八方风雨·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9页。
[47]以上均引自老舍:《八方风雨·抗战文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0-391页。
[48]老舍:《一年来之文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页。
[49]老舍:《三个月来的济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9页。
[50]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8页。
[51]老舍:《八方风雨·写鼓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6页。
[52]老舍:《八方风雨·写与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02页。
[53]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
[54]老舍:《三年来的文艺运动》,《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页。
[55]老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9页。
[56]老舍:《略谈抗战文艺》,《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2页。
[57]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58]老舍:《自述》,《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59]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60]老舍;《生日》,《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209页。
[61]老舍;《自谴》,《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62]老舍:《新禧!新禧!》,《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页。
[63]老舍:《致友人书》,《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9页。
[64]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1957年5月4日《解放日报》。
[65]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66]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67]老舍:《善心》,《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页。
[68]老舍:《战》,《老舍新诗选》,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85页。
[69]老舍:《“一·二八”感言》,《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4页。
[70]老舍:《血点》,《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
[71]老舍:《以雪耻复仇的决心答复狂炸》,《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2页。
[72]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页。
[73]老舍:《到武汉后》,《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74]老舍:《述志》,《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4页。
[75]老舍:《是的,抗到底!》,《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
[76]萧伯青:《老舍在武汉、重庆、北碚》,《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77]老舍:《双十》,《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6页。
[78]老舍:《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79]老舍:《到武汉后》,《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页。
[80]老舍:《致台儿庄战士》,《老舍书信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81]老舍:《国宝》,《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82]老舍:《西北是块宝地》,《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9-231页。
[83]老舍:《可爱的成都》,《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5页。
[84]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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