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插手军队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四人帮”插手军队_关于李德生的事迹

“四人帮”插手军队

历史进入1974年，江青一伙更加起劲地推行他们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1日，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大权，指令《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说“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2日，他们将从林彪住地收集到的孔子言论摘录，交由他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御用班子，汇集为《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12日，江青、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国。信中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批林批孔”时的参考。《通知》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通知》强调，“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这份文件是作为197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的。江青一伙搞的“批林批孔”从此合法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青在中央文件还没有正式印发之前，就背着中共中央，于1月13日、22日，以个人名义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驻浙江的陆军第20军防化连写信，要求部队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开展批林批孔。在此先后，江青还给中央党政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下乡知识青年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俨然以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自居。她说：希望“批林批孔运动能够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江青把这种做法，称为“点火放炮”。她还向迟群等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

1月13日，江青看了解放军报社编的《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南京军区陆军第20军防化连对“批林批孔”的反映后，撇开中央军委、南京军区，直接给该连写信，并派他们的帮派骨干迟群、谢静宜前往防化连，送去《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江青一伙煽风点火，公然提出要解决南京军区的问题。他们还策动军区的一些单位去“揭发上级领导机关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是大非问题”，并指使他们的亲信到南京军区去送大字报。

江青一伙为什么如此重视南京军区呢？(www.guayunfan.com)

李德生告诉笔者：许世友司令对张春桥那些人从无好感，早把他们看透了。他曾对人说：“别看张春桥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但是他什么都不懂，一个兵也调不动。”许世友经常与张春桥来点针锋相对。李德生不止一次听到许司令讽刺张春桥：戴眼镜，夹皮包，能总结，会提高，打起仗来往后跑。有一次，许世友还开玩笑地说：“春桥同志：给你一个连，你能指挥吗？”因此，张春桥等人早就对许世友恨之入骨了。

事实表明，“四人帮”很看重南京军区的战略地位，这是“倒许”搞得很厉害的根本原因。张春桥说得很清楚：“江浙是上海的两翼，沪、苏、浙连成一片，上海就没问题了。”意思是只要控制了南京军区，他们在上海搞篡党夺权就心里踏实了。王洪文诬陷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搞独立王国”。“四人帮”为了扳倒许世友，还动用了“重型起重机”，派马天水参加南京军区党委、江苏省委联席会议。马天水说，林彪“571工程纪要”中说要“争取南京中立”，可见庐山会议上许不是上当受骗，而是早就有底。丁盛从广州对调到南京后也马上跑到上海找马天水，向“四人帮”交底说，宁沪线上那个军，我指挥不了，对上海威胁很大。

就在江青一伙“倒许”的同时，江青居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于1月24日给叶剑英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写信称：“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泽东、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同日，已经成为军委成员的张春桥将这封口气极大的信批转叶剑英，“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后，对于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凌驾于中央之上，以个人名义插手军队，指手画脚，感到极不正常，十分气愤。但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主席的旗号，江青的信和报告又是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的，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于是，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在这个会上，迟群、谢静宜宣读了江青给全军指战员的信，并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江青等人还一再指责总政宣传部发出的关于“批林批孔”的通知，没有按党的十大精神办。江青连声说那两个通知讲的都是“屁话、屁话”，矛头直指李德生、叶剑英。江青如此“重视军队”，首先在军队系统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想通过搞乱军队、夺取军权而后达到全面篡党夺权的目的。会上，叶剑英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一句也不讲。工作人员会前给他准备的简短讲话稿，根本就没有用。[5]叶剑英以这种方式和态度对江青一伙的阴谋活动表示抵制和反对。

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迫使他主持召开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江青指令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们则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肆宣传江青，将江青与毛泽东相提并论。谢静宜介绍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的具体的指导下编写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她感到东西不多，让我们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我们在那里翻箱倒柜，这样材料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

接着，迟群讲了他们下部队宣讲材料的情况。他说，我们拿着江青同志给一个连队的信到了部队，军队的领导和我们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迟群吹嘘说，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单纯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党的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他还说什么“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

在谢静宜、迟群讲话的过程中，江青、姚文元也不断插话，别有用心地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6]

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按照江青一伙的意图在全国展开了。

江青一伙得意妄为，把“批林批孔”说成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鼓吹所谓批宰相、批周公、批大儒。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指一些领导干部子女，为了不上山下乡，不通过正常渠道参军、上大学）。江青还点名批评了叶剑英。他们大搞“三箭齐发”(指“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他们的矛头所指是非常明显的。他们就是要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要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一些领导骨干，李德生当然是重要目标。

擅长搞阴谋活动的“四人帮”往往采用的是突然袭击的手法，召开这两个大会以及会议的有关内容，他们事先都没有与周恩来、叶剑英商量，甚至连通气也没有，只是到了快开会时才临时通知他们的。

1月27日，由江青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一个所谓“培养接班人（实为造反派）”的大会，有六七百人参加，周恩来、叶剑英以及总政副主任田维新、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江青在会上俨然以“中央代表”自居，气焰嚣张地质问周恩来为什么不批郭老，指责叶剑英走后门让子女当兵，胡说华楠当军报社长没有经过“我们中央”。周恩来、叶剑英看到江青一伙已经疯狂至极，便以沉默抗议，不再理睬他们。

这时，已对调到沈阳军区的李德生，通过各种渠道，对“四人帮”的这些异乎寻常的活动有所了解。对此，他不能不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思考。他思想上已经明确，在江青等人搞的这场运动中，他是“在劫难逃”。

为了改变“四人帮”插手军队的严重局面，周恩来于2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就一些地方和机关批“走后门”一事提出，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7]

在此之前，1月30日，叶剑英已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江青一伙实施了巧妙的反击，就“走后门”等问题，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对他的“帮助”。毛泽东、周恩来从叶剑英的信中意识到，江青一伙要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再打击一大片军队领导，便于2月15日，在叶剑英的信上对“走后门”问题作了如下批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批示说：迟群、谢静宜在“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8]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共中央于2月20日发出通知，指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毛泽东的批示和中央文件的下发，给江青一伙插手军队的活动踩了一下刹车，无异于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

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下午，周恩来又约迟群、谢静宜谈话，警告他们不要狐假虎威，为虎作伥。他明确指出：毛泽东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这就进一步地打击了江青一伙的气焰。

“四人帮”虽然气急败坏，但也无可奈何。老谋深算的张春桥不得不承认叶剑英斗争策略的高明。他恶狠狠地说：“用检讨的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9]这表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并使毛泽东作出批示的方法，确实使打着毛泽东旗号贩卖自己私货的“四人帮”陷于被动了。

叶剑英在接到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指示后，当即打电话到沈阳告诉了李德生。这不仅使李德生明确了应当怎样看待和处理“走后门”的问题，而且也了解到毛泽东虽然赞同“批林批孔”，但并不同意“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

毛泽东批评的“形而上学猖獗”，并未能减弱江青等人篡夺军权的劲头，他们仍然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继续组织火力攻击军队。从2月间到3月间，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议、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要揭“盖子”；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他们扬言，“就是要整一整军队”，“该夺权的还是要夺”，摆出了一副非要控制军队不可的架式。

事实非常明显，江青一伙已经把“批林批孔”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所需要的“一场新的阶级斗争”来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