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认贼为将_谢元恺洒血沙场_关于刘公的故事

黎元洪认贼为将_谢元恺洒血沙场_关于刘公的故事

前文略有交待，从刘家庙车站到滠口铁路沿线，因湖汊众多，中间修了三座铁桥，故名曰三道桥。三道桥长虽然说只有一里多地，但为极艰险狭隘之路。若从正面攻击困难特别多。正因为如此，何锡藩在19日下午攻占刘家庙车站之后，想到弟兄们苦战一天，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再饿着肚子贸然去攻打三道桥，很可能会让赵承武悲壮牺牲那样的场面重演。为此，19日下午，革命军攻占刘家庙车站之后，何锡藩没向革命军下达强攻三道桥的命令。

10月20日上午，敢死队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请缨出战，愿去攻打通往滠口的三道桥之敌。何锡藩十分赞赏他的勇气，说道：“我十分佩服兄弟的勇气，但你和弟兄们昨天苦战了一天，体力都还没有得到恢复。今天上午你和弟兄们好好休息一下，作好应战的各种准备，等到下午再出战吧。”

既然何锡藩如此说，又说得合情合理，徐少斌二话没说就去休息了。

20日下午，战斗打响了，徐少斌带领十几名敢死队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到了三道桥以北，即令队员们开枪射击，清军并不反击。徐少斌见清军如此，以为是清军胆怯，就带领敢死队队员猛攻，不料进入了清军的埋伏圈，敌人十几挺机枪子弹齐发，平坦坦的地方，没有任何东西可遮身掩体，徐少斌同十几名敢死队队员就这样极其悲壮地牺牲了，真正使苍天落泪，使大地涰泣。部队进攻受挫，不能继续前进，再加上何锡藩左肩为流弹所伤，疼痛难忍，没法，只好退回到刘家庙车站。思之再三，何锡藩只好让谢无恺代替自己指挥部队攻打三道桥。谢元恺无私无畏，慨然领命而去。无奈受地形的限制，革命军在三道桥铁路之上，目标显得特别突出，队伍不仅无法展开，也没有任何可以凭借的遮蔽物，清军依托着构筑的工事用机枪对革命军进行疯狂扫射，革命军无法抵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谢元恺指挥革命军攻打多次，不仅没有尺寸进展，还让两百多名弟兄白白地阵亡了。

攻打三道桥伤亡惨重的事传到武昌军政府都督府。黎元洪立即召集都督府的文臣武将开会，商议对策。有人就恶意地攻击何锡藩说：“今天我军攻打三道桥伤亡惨重，追究其责任，应该由何锡藩承担。10月19日下午他若指挥弟兄们乘着锐气攻占三道桥以北的地方，让我军有了立足之地，说不定今天我军已攻下滠口。若如此，我军哪会有今日之惨败？该进军的时候而不知道进军，以致贻误了战机，看来当汉口前线的总指挥，他是不能胜任的。”(www.guayunfan.com)何锡藩听完了此人的话，内心感到十分窝火，也不待旁人插言，立即说道：“我是一介武夫，哪里懂什么用兵之道呢？我愧对今天死去的那些弟兄们，我愧对在座不少弟兄对我的信任。为减少对革命的损失，为减少弟兄们无谓的牺牲，我愿意辞掉我现在的职务而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士兵。”

又有谁能想象得到何锡藩的话一落音，原清军步兵第二十九标标统张景良竟毛遂自荐，他恬不知耻地说：“某虽不才，但对摆兵布阵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愿意到汉口前线去指挥弟兄们同清军作战，一定挽回今天的不利局面，争取立下点滴功劳。”

黎元洪本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他的内心深处同革命党人并不是同心同德、心心相印的，而是处处心怀鬼胎。他怕把指挥军队的大权交给了革命党人会对他造成威胁，使他的安全没有保障，所以他一听了张景良的话，就挺感兴趣，忙说道：“张景良毕业于将牟学堂，又到日本留过学，对用兵之法、为将之道是很精通的。他能不避艰险，请缨上阵，其精神实在令人可敬可佩。现在我们革命党人的伟大事业，正在创建时期，正应该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我看让他当汉口前线的总指挥是再好不过的了。”

刘公一听黎氏之言，真可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也按捺不住刚才被黎氏党徒恶言中伤何锡藩所引发的怒火，倏地站了起来，对着黎元洪怫然而言道：“何锡藩任第一协统领是众革命党人举荐的，让他带领部队去攻打刘家庙也是大家举荐的，他称职不称职，能不能胜任其所担任的职务，事实是最有雄辩力的，18日，19日同张彪对阵，连败张彪，打得他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连火车都没来得及开走而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可见何锡藩深懂用兵之法，有将帅之才。正因为如此，在他的指挥之下，我革命军攻占了刘家庙，并追敌至三道桥。刘家庙大捷使我军士气空前高涨，增强了武汉地区、湖北省乃至全国老百姓对我们革命党人所从事之事业的必胜信念，正因为如此，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我们一道追杀清兵，自发地组织起来帮我们搬运战利品，并箪食壶浆慰劳、犒赏我们的部队，老百姓的所作所为深切体现出了军民鱼水情，军民一家人。综上所述，刘家庙之战何锡藩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是毋庸置疑，也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三道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至于怎样攻打，为将者自然心中有数，我们作为局外之人，怎么可以说三道四而横加指责呢？张景良为何许人也？他怎么能与何锡藩相提并论呢？从思想上来说，他不是积极地参加起义，而是躲得远远的；武昌起义胜利，众革命党人举你为军政府都督，他当着众人之面，对你朗声而言‘朝廷已宣布立宪，不宜更言革命。公受知遇久，诸将惟公命是从，盍三思之？’众革命党人怒，将其关押于都督府中。张景良为何如此仇视革命党人呢？因为他是宪兵营果阿清的大舅子，与铁杆保皇派铁忠是亲戚。他的背景如此错综复杂，怎么可以让他当汉口前线的总指挥呢？再说你身为军政府都督，难道不知道临阵换将是兵家之大忌吗？”

刘公的话字字是利箭，扎得他心慌意乱而不知如何应答；句句如匕首，戳得他浑身难受，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就黎元洪而言，其心目中最怕的就是刘公。他深知刘公威望高，得人心，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定然有不少人拥护。果然不出黎元洪之所料，刘公的话一说完，自己还在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应答之时，张振武、徐万年、邓玉麟、蒋翊武等人皆随声附和道：“刘公所言甚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张景良皆不宜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黎元洪一下子窘住了，感到无法收场了。谁也不敢想象，出人意料的事竟然又发生了。只见蔡济民站了起来，望了望众人，也似有歉意地望了一眼刘公，说道：“俗话说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若以我们革命前的一些事为准绳取人，我们怎么能包容天下人？何况此次是张景良自己请缨上阵要求去杀敌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不能带兵打满人呢？”

张景良见自己的老部下在帮自己说话，赶紧接言道：“我不说学吴起杀妻拜将，我把妻子送到军政府来做人质，以明我的心迹，看我是不是愿意同敌人血战到底。”

黎元洪也赶紧接言道：“现在大敌压境，正是用人之际，我们用人当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怎能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呢？现在军务紧急，就让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此事不再议了。若没有别的事情，散会算了。”

刘公、张振武、徐万年等人只好悻悻地离开了会场。因为大家都知道蔡济民是意志坚定的革命党人，大家怎好与他反目成仇呢？

黎元洪怕汉口革命军力量单薄，傍晚又调张廷辅的第四协到汉口增援张景良，并叮嘱张廷辅说：“在开会的时候大家可以随便说，一旦形成了决议，就不能乱来了。到了汉口，你一定要听从张景良的命令，绝对不能我行我素而忘记了军规军纪。”张廷辅无话可说，他深知黎元洪心里想的是什么，黎元洪的话一说完，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渡过长江，到汉口参战去了。

张景良接替何锡藩当了汉口前线总指挥，心里自然是喜滋滋的，因为他是一个反动透顶的铁杆保皇派，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东西，当了汉口前线的总指挥，就可以实现他罪恶的阴谋了。武昌的军事会议一散会，他就喜不自禁地于10月20日傍晚渡过长江，到了汉口，将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刘家庙。

张景良在司令部里刚坐下不久，就有贵客到了——原第八镇正参谋官刘锡祺微服来访，同其一道来的还有一个伴当——原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郜翔宸下面的后队队官罗家炎。司令部两名站岗人员见来人不阴不阳，且有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就厉声而言说：“这里是革命军司令部，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刘锡祺对站岗人员微微地冷笑了一声，阴阳怪调地说：“我们是闲人，但我们是你们总指挥官的老朋友。我们听说他今天当了总指挥官，是特来向他贺喜、同他叙旧的。烦二位兄弟通报一声，就说刘锡祺到了。”

站岗人员见其说话大辣辣的样子，不敢马虎，其中一人忙走进司令部，向张景良报告说：“总指挥，外面来了两位客人要见您，其中一人叫刘锡祺。”

张景良二话没说，忙走出司令部，将刘锡祺、罗家炎迎了进去。三人本为一丘之貉，自然用不着客套。站岗人员为来人沏好了茶，便到司令部门口站岗值班去了。

刘锡祺将司令部屋子的四下望了一眼，除了司令部门口站岗值班的人之外，屋子里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就开门见山、毫不隐讳地说：“张总指挥，这是革命党合当败亡，让你来指挥汉口前线的革命大军，这是天赐良机，你可万万不能错过，朝廷的存亡此次就全看你的了。大家都知道你是大清朝廷的忠臣，两军作战之时你一定要和清军搞好配合，将革命军予以消灭，争取立下天大的功劳，朝廷是不会亏待你的。”

张景良如同诅咒似地说：“请刘大人回去之后转告张大人（指张彪）及其他各位大人，我张景良生是大清朝的人，死是大清朝的鬼，绝对不做背叛朝廷的乱臣贼子，一定为清军的顺利进攻创造条件。若有二心，天地不容！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多说了，我知道该怎么做。”

目的达到了，坐在这里还有啥意义呢？时间长了反而会引起革命党人的怀疑。刘锡祺待张景良的话一说完，就同他握手道别而去。

张景良任前线总指挥官后，对湖北军政府的命令竟敢拒不执行。荫昌遵照袁世凯“慢慢走，等等看”的指示，于10月22日才到孝感，并把司令部设于此地；其军队配备的有“管退炮”和“马克西姆式”机枪，当时，清海军亦只有5只船在阳逻江面。黎元洪获此信息，令张景良趁清军尚未完全集中之时以优势兵力先攻击滠口之敌，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清廷南下之敌。但张景良不向部下下达作战命令，后来革命党人杨玺章、蔡济民等才代其下达作战命令。

荫昌兵临孝感后分三路进攻武汉，两军于二道桥、三道桥、造纸厂等处相持，均以炮队互相轰击，双方势成拉锯，从22日到25日革命军马队队官王炎斌、陈咏棠、李希濂等相继阵亡。

26日上午清海军偷袭汉口湛家矶，黎明时开至造纸厂江边，炮轰革命军阵地，打死革命军将士五百余名。兵贵神速，由于张景良没传达湖北军政府的作战命令，后来杨玺章、蔡济民等虽代其下达了作战命令，但为时已晚，歼敌良机已被错过，致使滠口之敌未被歼灭，这时他们在海军炮火的掩护之下，同时向三道桥南端发起进攻。革命军挡不住清军的两面进攻，只好向大智门撤退，一直退到大智门才稳住阵脚。两军展开激战之时，身为汉口前线的总指挥张景良却不知躲藏到何处去了，谁也见不到他的影子，而革命军则完全是凭着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在顽强地、分散地同清军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

张景良不知所踪，革命军不能说不同敌人进行战斗，第一协第四标标统谢元恺勇敢地挑起了指挥革命军作战的重担。他同第四协统领张廷辅及第二协的领导人商量说：“现在总指挥不知躲到何处去了，谁也见不着他的影子，而形势是万分严峻。就眼下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下去，汉口就不保了。为此，我提议我们马上组织反攻，夺回刘家庙。由我带领的第四标攻打中路，你们二、四协攻打左右两侧，我们齐头并进，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一定能够夺回刘家庙。”

二、四两协领导人齐声说道：“如此最好。”

清军把革命军追得退到了大智门，以为革命军到了穷途末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就在离大智门不远的地方，伙夫们埋锅造饭，作战的战士们有的斜靠在各种物体上闭着眼休息，有的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扯闲话、叙家常，有的背靠背地坐在地上打瞌睡……

猛然间，枪声大作，子弹如雨点般飞来，炸弹在人群中开花。这突如其来的进攻，打得清军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以为是革命军的援兵到了，大家活命要紧，赶忙站起身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枪顺着来路朝回跑。跑了一阵后，大家才渐渐清醒过来，边打枪边跑，但没有防御的阵地，革命军追得猛，子弹如飞蝗一般，无论当官的怎样吆喝，清军也稳不住败退的阵脚。一直退到刘家庙，有了依托物，清军利用大炮的掩护，才停了下来，架起机枪，进行抵抗。但勇猛刚强的谢元恺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立即让号兵吹响了冲锋号，革命军离刘家庙本来只有二三百米远，冲锋号一响，将士们勇气倍增，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谢元恺在前，大家齐头并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如猛虎一样扑向敌阵，同敌人展开肉搏。敌人的大炮、机关枪失去了应有的效力，起身晚的便被革命军用刺刀捅死。清军不得不又撤退，一直退到三道桥。冯国璋、王占元对部下说道：“弟兄们，后面便是三道桥，如果大家不力战的话，再退下去，路窄人多，就是不被革命党人的枪炮打死，也要被挤掉到湖汊的水里面淹死，与其不明不白地死，不如死里求生，拼死一战。”二人如此一说，众清兵为了活命，方趴下身子放起枪来，拼死防守，再也不败逃了。至此，刘家庙被革命军二度收复。这时，天已黑，又加上清军的顽强抵抗，革命军就放弃了对清军的进攻，而致力于刘家庙的防守。因刘家庙离三道桥不远，为防止清军的偷袭，以一半人休息，一半人保持战斗的队形，随时准备同敌人进行拼杀。10月26日一天的战斗，谢元恺标官兵死五百余人，伤一百八十余人；姚金庸所部死一百余人，伤七十余人；步队四协（杨传连标，吴胜元之一营）死一百四十余人，伤九十余人；炮队蔡德懋标死五十余人，伤七十余人；敢死队、工程队、输送队死一百余人，伤五十余人，共计死伤一千余人。

10月27日是革命军与清军进入谁是优势、谁是劣势的转折点。这一天，清廷召回了荫昌，授予袁世凯指挥军队的全权。北洋军在袁世凯的指挥之下对革命军发动了强大的进攻。一镇以上的兵力在王占元、鲍贵卿的督率下分兵两路由造船厂、姑嫂树向革命军发动猛烈进攻。敌军用山炮猛烈轰击革命军，革命军以牙还牙，也以炮火进行英勇还击，并毫不示弱。革命军步兵也不甘示弱，在谢元恺指挥下分路迎击。谢元恺不畏敌人的枪林弹雨，带领着弟兄们像飞箭一样冲向进攻的敌军，但由于地势平坦，无险阻可依，再加上新兵较多，被清军机关枪射杀多人。迫于形势，革命军只好转入守势。强将手下无弱兵，谢无恺打仗舍生忘死，视死如归，其手下官兵亦多刚强勇猛之士。

刘国璋，字品三，襄阳人，生性刚毅果决，崇尚英雄业绩，有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年幼的时候爱好聚木垒石演习打仗时如何进攻对方的技巧。十四岁的时候，因为家里生活困难，由经商的亲戚资助到武汉谋生，入武昌望山门协泰钱庄当学徒，有空闲的时间就孜孜不倦地读书。十八岁时投湖北新军第三十标（标：相当于现在团的建制）第三营当正目（正目：正班长）。刘国璋脑子灵活，曾仿造兵轮放到水中运行，并给自己仿制的兵轮起了个名字叫“国民军”。他喜欢读兵书，精通用兵之道，熟悉打仗的方法，打起仗来不避艰险，舍身向前，非他人可比，所以深深地受到营官的器重。

1910年（宣统二年）春，湖南长沙掀起了抢米的风潮，湖北的军队奉命调到湖南去弹压。刘国璋对腐败透顶的满清王朝派兵镇压饥民，以汉人杀汉人的罪恶行径极为愤慨痛恨，于是托故回到湖北，暗地里谋划如何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反动王朝。武昌起义爆发了，刘国璋就率领自己平时联络好的那些有志之士在武昌城内揭竿而起，积极地响应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他带领着自己的一班弟兄同起义部队一同斩杀清兵，进攻湖广总督瑞瀓的都署，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奋勇冲杀，越战越勇，令清兵见之胆寒。因作战勇敢，杀敌无数，以其功绩被革命党晋升为排长。

阳夏战役打响后，他随谢元恺一同开往汉口前线作战。1911年10月27日清军猛攻刘家庙，刘国璋奉命率兵守卫，抵挡进攻刘家庙的清兵。他的左腿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受了重伤，但他不下火线，仍然忍住剧烈的疼痛指挥弟兄们同敌人进行战斗。由于敌人进攻猛烈，枪弹如雨，自己的身子又被清兵打中了五颗子弹，他倒在血泊之中，但仍高呼着“前进”而悲壮地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献出了自己年仅19岁的生命。其一生虽然短暂，但悲壮激烈，可光照日月，令肩负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后世子孙不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人生天地间，死谁人能免？

豪壮刘国璋，牺牲重泰山。

刘国璋悲壮地牺牲了，使革命军弟兄们深受教育，他那高亢激越的呼喊声“前进”萦绕在大家的脑际，大家发誓要为刘国璋报仇，要与刘家庙共存亡，要把刘家庙变成清兵坟墓。心怀异志的张景良见革命军拼死固守刘家庙，一个个同仇敌忾，大有与刘家庙共存亡之意，就把已升为革命军营长的罗家炎悄悄地喊到没有人注意的阴暗之处，他环顾了一下，见四周无人，就小声地说道：“现在朝廷大兵压境，无奈这些革命党人不知死活，作困兽犹斗，徒使朝廷损兵折将。眼下为朝廷分忧的最好办法是把革命党人在刘家庙堆放的弹药粮秣的房子，放一把火将它烧了。这样革命党人没有吃的喝的了，没有子弹接济，就会军心涣散，不战自乱。现在大家都瞪着双眼在同朝廷的兵拼命，你去放火，是没人知道的。快去吧。”说罢，把一盒火柴塞给他，并让他拎上早已准备好的一桶煤油。

罗家炎听了张景良的话，点了点头，二话没说，就拎了煤油桶，朝革命党人在刘家庙堆放弹药粮秣的房子走去。不一会儿，革命党人在刘家庙堆放弹药粮秣的房子浓烟滚滚，烈焰冲天而起，弹药的爆炸声劈劈啪啪，响个不停，声震数里远之地。

谢元恺望了望失火的房子，心知不妙，知道出了内奸，但现在同敌人正拼得你死我活，哪有精力去追查放火之事？只好强忍住怒火，狠狠地说了一句：“卑鄙！”然后又镇定自若地指挥革命军同敌人进行战斗。

双方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清兵的指挥官拿着手枪或大刀，督促着一队队的清兵像蚂蚁一样地涌向刘家庙，杀了一队，又涌上来一队……激战中第四协统领张廷辅受伤，一团二营营长河南南阳人孟华臣牺牲。张景良见革命军死战不退，又密令营长罗家炎把子弹主动地送给清军，并让其告诉所属之营的士兵说：“快扔下武器逃跑吧，跑晚了就没命了。”罗家炎把他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向众士兵说了。众士兵听了，皆感到惶恐不安，不知道罗家炎究竟意欲何为？

部队伤亡惨重，谢元恺同张廷辅、马荣、蔡德懋等人商量了一下，为保存有生力量，革命军只好再次撤退到大智门一带防守。刘家庙又被清军占领，日、德租界以北的一带地方也被清军占领。

当晚，湖北军政府得到张廷辅受伤的消息，就委任谢元恺为步队第四协代理协统。

大智门火车站在刘家庙到循礼门之间，建于1902年6月，有一座占地500平方米的法式候车室、3条不长的股道、2座罩有风雨棚的站台，一个客运站的规格。火车站南边是法租界，东北边是日租界，不远是西商跑马场，无险可守。

1911年10月28日是血雨腥风的一天。天刚黎明，清军便从刘家庙出击，向革命军大智门防守阵地发起进攻。革命军在谢元恺的指挥之下以静制动，隐蔽于掩体内进行还击。敌人在明处，革命军在暗处，敌人伤亡惨重而不能进尺寸之地。敌人恼羞成怒，就以猛烈的炮火轰击革命军的掩体工事。在猛烈的炮火之下，革命军的掩体被炸得荡然无存，革命军只好以租界建筑物为屏障进行英勇还击，打退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革命军炮兵在大智门及刘家花园一带布阵，配合步兵进行反击。正午时分，敌人进攻到离革命军阵地只有三百米的地方时，炮队标统蔡德懋立即发布命令说：“全体弟兄请注意，调整好炮位，以排炮轰击敌人！”一时众炮齐发，无数清兵的尸体被炸得飞上了天。清军被炸得不得不暂停进攻。

张景良丧尽天良，为给清军的进攻创造条件，他改派死党罗家炎为军械官，并密嘱道：“你对革命官兵说弹药不多，要给每个人少发子弹，让他们丧失抵抗力。”罗家炎心领神会，就尽量地给革命军官兵少发子弹。

革命军同清军血战到下午时，由于子弹发得少，尽管大家尽量节省着用，众人也没有一粒子弹了，革命军弹尽粮绝了，清军冲到离革命军阵地只有两百来米时，谢无恺命令号兵吹响了嘹亮的冲锋号，革命军官兵端着上好刺刀的枪，有的挥舞着大刀，一个个气贯长虹，在谢元恺的带领之下冲入清军阵内，同清兵展开肉搏，一个个枪刺刀砍，清军一个个来不及上刺刀还手，只好狼狈败逃。谢元恺带领着革命军官兵乘胜追杀，直杀得清兵鬼哭狼嚎，血流遍地。革命军斩杀清兵，一直追杀到刘家庙南端。清军利用刘家庙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强抵抗，并以猛烈的炮火对革命军进行轰击。为减少损失，革命军不得不撤退。反动透顶的张景良又暗地里让罗家炎在撤退的革命军中乱呼乱喊：“我军败矣！我军败矣！”革命军不由人心浮动，人人显出了惊慌不安的样子。防御工事里的清兵见革命军出现了惶恐之状，知道这是进攻的大好时机，他们借着炮火的掩护，一个个抱着枪跃出了战壕，向革命军发起了疯狂的反扑。革命军一是枪里没有子弹，二是寡不敌众，三是军心已乱，不由大败而走。在败走的途中，湖北安陆人炮兵管带蔡德懋、工程队长李忠孝、敢死队大队长等全部死于清兵的乱枪之下，河南信阳人谢元恺也不幸被清兵的机枪扫中而壮烈地牺牲了。有人写诗单赞谢元恺，其诗为：

投身革命意志坚，杀敌冲锋总在前。

浑身是胆似子龙，刘家庙前敌胆寒。

也有人写诗赞蔡德懋，其诗为：

识大体投身革命，战清兵屡建奇勋。

可叹命丧奸贼手，英雄谁不泪水淋？

只因张景良派罗家炎散布流言蜚语，并给革命军官兵少发子弹，致使革命军最终在刘家庙大败，不仅使革命军优秀将官谢元恺、蔡德懋等壮烈牺牲，还使革命军伤亡一千多，均草葬于汉口球场街“六大堆”。

谢元恺牺牲后，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军官在华洋宾馆聚议时都感觉到今天的仗打得窝囊，败得蹊跷，总指挥官张景良不见踪影，只看见与他关系密切的罗家炎总是在做反对革命的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认为张景良通敌。但怎样让他伏法认罪呢？大家一致认为先抓罗家炎审问，让他供出张景良等人通敌的罪证最好。大家商量好了，就把张景良、罗家炎等人通敌的情况向汉口军分政府的主任詹大悲作了汇报。

詹大悲感觉到事态严重，一刻也迟缓不得，就立即派人抓捕了罗家炎。詹大悲同几个革命党领导人正在商议怎样对罗家炎进行审问的时候，有个革命军士兵向詹大悲报告说：“詹主任，我今天拉肚子特别厉害，就在弹药粮秣库房旁的角落方便，我看见罗家炎提着一桶煤油在鬼鬼祟祟地放火烧弹药粮秣库房，还听见他说了一些对我们革命党人极其不利的话。”接着那个士兵就把所听到的话向詹大悲又重述了一遍。接着那个士兵又说：“一天到晚不停地打仗，来不及细想，现在有了点空闲时间，我把罗家炎一天的言行略微想了一下，越想越感觉到不对劲，我感觉到他肯定是隐藏在我们革命党人内部的清廷的眼线或内奸。我感觉到事情重大，所以赶紧来向詹主任报告，免得给我们革命党人带来更大的损失。”铁证如山，罗家炎不敢狡辩，只好低头认罪。为洗清身子，他连忙说：“我怎么会想到干这种破坏革命的事呢？是张景良逼着我干的。我现在一想起来，也感到后悔不已。”

为了让罗家炎说出张景良其他的反革命罪行，詹大悲又厉声说道：“我们革命党人向来不滥杀无辜，采取的策略向来是严惩首恶分子，胁从者从轻发落。只要你招出张景良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我们对你是会采取宽大处理的。否则，就凭你烧毁革命党人弹药粮秣库一事，就是把你五马分尸也不为过。”

听了詹大悲之言，罗家炎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不说出张景良其他的事，自己已是死罪难逃，说了或许还能侥幸地捡一条命，与其这样还是一股脑儿全说了好。”想到这里，他就把张景良当了汉口前线总指挥后，刘锡祺带他去见张景良，张景良与刘锡祺是如何交谈的；当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之后，张景良又如何让他放火烧弹药粮秣库，如何给清军送子弹，如何让士兵扔下武器向后撤，如何给革命党官兵少发弹药，如何让他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来了个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把大大小小的事都说了。说完了，他把詹大悲及几个革命党人的领导人望了一望，摇尾乞怜地说：“该说的我都说了，我没别的指望，只望你们抬一抬手，留我一条狗命算了。”

詹大悲没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张景良名为汉口前线总指挥，而大家皆没在战场上见到他的面，你知道他躲藏在什么地方吗？”

罗家炎道：“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汉口后城马路的那家宾馆里，刘锡祺同他在一起。但现在他们二人还在不在那里，我就不知道了。”

詹大悲说：“在不在那里，我派几个弟兄同你去一看便知。”刘罢，即让何海鸣喊了上10个弟兄同罗家炎一起去抓捕张景良和刘锡祺。

到了后城马路的宾馆，何海鸣留了两个弟兄在门口看住罗家炎，便带着其他的弟兄冲进屋里去抓捕张景良和刘锡祺。二人正在一个房间里，一人搂着一个女人，一边喝酒，一边在寻欢作乐。当他们看见七八个人端着枪冲进了房间，情知不妙，忙推开怀中的女人想跑，但为时已晚，七八个人一拥而上，早将二人按翻在地，用带来的绳索，将二人捆了个结结实实。二人在众人的押解之下走出屋子。他们在门口看见了被人押解着的一脸愁容的低头耷脑的罗家炎，心里便什么都明白了。随后张景良、刘锡祺、罗家炎在上10个革命党人的押解之下到了华洋宾馆。

詹大悲及众革命党人的几个领导人见把案犯俱已抓捕到案，就立即开始审问。詹大悲对跪在自己面前的张景良、刘锡祺厉声而言曰：“你们私通敌人，出卖革命，铁证如山，你们还有何话说？”

刘锡祺默然认罪，张景良却愤然而言曰：“你们所说的事俱是事实。只是我们本是大清廷的臣子，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现在既然落到了你们的手里，要杀便杀，何必多问？”

詹大悲说：“既然如此，那你们签字画押吧！”说着，把早已写好的枪毙三人布告扔到了他们的面前，让他们签字画押。张景良、刘锡祺知道多说无益，俱签字画押了，而罗家炎却可怜兮兮地说：“你们不是说过胁从不问，可以給我留一条生路的吗？难道你们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

詹大悲冷笑着说：“你是胁从者吗？你是赤膊上阵者。正是由于你的赤膊上阵使我们无数个革命党人牺牲了，使他们含恨九泉。如果不杀你，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你罪恶滔天，恶贯满盈，不杀你天理国法何在？”

罗家炎听了詹大悲声色俱厉的话，知道再多说也无益，又怕受皮肉之苦，只好泪流满面地签字画押。既然如此贪生怕死，当初为何要死心塌地地与革命党人为敌，要做破坏革命、反对革命的事呢？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不知何人打电话，把张景良、刘锡祺、罗家炎等人勾结敌人，出卖革命已被詹大悲、何锡藩等革命党人捕获、审判的事告诉了黎元洪。黎元洪一听慌了神，忙给詹大悲打电话说：“詹大悲、何锡藩诸同志，张景良、刘锡祺等人叛国投敌，罪大恶极，望速将他们押到都督府来进行严惩，以儆效尤。”

众革命党人听了黎元洪的电话，一时议论纷纷。有的说：“押到都督府去就等于给了这几个汉奸卖国贼一条生路，黎元洪从轻发落，不处他们以死罪，我们有什么办法？”有的说：“押送到都督府为好。不然，黎元洪怪罪下来，寻茬找事，我们咋办？”独何海鸣说道：“黎元洪当初要用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刘公坚决反对，力言不可。以刘公职权而言，上至黎元洪，下至每一个革命党人，无论谁做了违法越轨之事，刘公皆有权处理。关于张景良、刘锡祺等人叛国投敌、破坏革命的事，我们向刘公汇报，刘公自会作出批示。再说刘公威望卓著，黎元洪能奈刘公何？”众人皆以为何海鸣言之有理。于是詹大悲忙给刘公打电话，把黎元洪要求将张、刘、罗押解到都督府进行处理的事也对刘公说了。刘公听了，不觉义愤填膺，大声地对詹大悲说：“叛国投敌，出卖革命，造成我们数千名好兄弟牺牲了，刘家庙也丢失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他们，我们那些屈死的弟兄会死不瞑目！张、刘、罗三人罪大恶极，人人可得而诛之，何必要押到这里押到那里呢？就地正法，枭首示众！”

听了刘公的话，詹大悲再也没啥顾忌了，立即命令将三个逆贼押到汉口江汉关正法，并将三个人的头砍下来吊在四官殿高竹竿上示众。张景良在行刑时竟然还大呼：“某今日乃不负大清矣！”其如此冥顽不化，如此反动透顶，黎元洪竟然把汉口前线指挥三军作战的大权交付予他，真不知黎氏心中究竟意欲何为也？凡士农工商从张、刘、罗三个枭首示众处经过者无不唾弃谩骂他们是卖国贼。

10月28日汉口的刘家庙车站被清军所掌控，革命军汉口的防守陷入万分困难的境地，竟然无人敢担挡防守汉口的前线总指挥了。下午5时许，黄兴、宋教仁一行人到了武汉。黄兴的到来，使汉口前线如同是久旱得甘霖，枯木又逢春，黄兴真称得上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有诗为证：

不避艰险挑重担，笑杀怕死黎元洪。

汉口丢失豪气壮，休以成败论英雄。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