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内_山本体制时代_关于山本五十六的事迹

米内_山本体制时代_关于山本五十六的事迹

1936年12月，在航空部本部长职位上刚刚工作一年的山本五十六，又被升迁为日本海军省次官。此时，日本的国内形势与前几年相比，又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山本就任航空部本部长时，日本陆军的少壮派官兵发动了以下犯上的“二二六”政变。因为在日本军队内部，激进的中下级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与军队的高阶将领组成的“统制派”一直矛盾重重。为了使日本走法西斯军国主义道路，“皇道派”准备“清君侧之佞臣，粉碎重臣集团”，除掉阻碍法西斯发展的“统制派”，“用大和民族主义来改革帝国”，进行“第二次维新”。1936年2月26日，陆军第1师团的第1步兵联队、第3步兵联队和近卫师团的第3近卫步兵联队的1483名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他们的使命是分别刺杀支持裁军的首相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内大臣斋藤实海军大将和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主张削减陆军预算的藏相高桥是清子爵、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以及亲英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公爵和牧野伸显伯爵。在事变中，藏相高桥是清、海军大将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惨遭杀害，冈田启介、铃木贯太郎等在官邸受到袭击后负伤，幸免于难。整个东京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少壮派军人占领了陆军省、参谋本部、国会大厦和首相官邸等政治、军事中心，同时占领了东京五大报纸的报社，要求各报刊登他们的《崛起宣言书》，并到处张贴“尊皇讨奸”、“七生报国”等标语，勒令影院剧院关闭、电台停播文娱节目。

当时被袭击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总理大臣冈田启介和内大臣斋藤实都是海军重臣，也卷入了这次事变中。海军内部的一部分青年军官对陆军的叛乱持支持态度。他们跑到航空本部山本的办公室中，请求山本：“陆军采取如此重大的行动，我们海军不能表示沉默，不能袖手旁观。”山本听后，很少发怒的他竟然拍案而起，狠狠地训斥了他们，告诫他们不可参与此事。在山本看来，日本目前的重心是要举国一致地进行陆海军建设，以便将来有与美国抗衡的实力，而不能偏离方向，舍本求末。对于皇道派这种以下犯上的叛乱行为，不能置之不管，必要时也要采取行动。他对古川敏子和森村勇说过：“如果陆军做得太过分，使叛乱恶化下去的话，海军也要出面干涉，最终难免同陆军兵戈相见。”但是以他当时的职务，无权发出任何指示或采取任何行动，也只能静观事态发展。

当时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是山本比较尊敬的一位老前辈、老上级。当年他以少尉实习生之身份任“宗谷”舰队的指导官，铃木为该舰的舰长，对他十分关照。所以，山本一直对铃木有感恩之情。据说铃木在中日战争开始时对日本的国力表示担忧。他说过，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无论胜负，都将降到世界上三等国家的地位。山本也持有同一观点的。得知“二二六”事变发生的消息，他第一时间即想到了铃木的安危。于是，他急派一位海军军医和东京帝国大学的外科医生近藤博士赶往铃木的住所，为其医治，才使得他转危为安。9年后，铃木出任了日本首相，并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www.guayunfan.com)2月28日，在天皇的施压下，军部下令镇压讨伐叛军。至此，4天的叛乱结束了，海军和陆军并没有发生冲突。不久组成了广田弘毅内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皇道派”发动政变时所要求的军部独裁、国家政权法西斯化等，却在广田弘毅内阁时期得以实现。广田内阁顺从了法西斯分子的意志，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其内阁一上台便体现了陆军的主张，确定了“在外交、国防密切配合下，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的同时，向南洋加紧发展。”的国策，从而使日本大大加速了发动全面侵略的战争步伐。“二二六”事变表面来看被镇压下去了，但是陆军内部，却留下以下犯上的风气，以至于后来发展到了只要政府不按陆军意图行事，陆军就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拒绝向内阁推荐大臣，或以武力相威胁的行为。

山本得知要赴海军省担任次官的消息，没有任何喜悦之情。他正全身心致力于海军航空事业，突然又去从政，心中并不情愿。而且，现在的日本政坛多变，与其周旋于各个派系之间，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在航空本部继续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在海军大臣永野修身的强力邀请下，他勉强地答应了。果不出其所料，在他做次官不久，日本就发生了“以切腹为誓的辩论”，由此又引发了一次政坛之变。

1937年初，针对军部干预政治的做法，政友会滨田国松在国会上发表演讲，措辞尖锐地指出军部的独裁政治的思想，已破坏了日本安邦治国之道，并指名陆军大臣寺内寿应该剖腹自尽。而陆军方面的反应强烈，寺内寿要求政党反省，并主张内阁召集会议，解散国会。双方剑拔弩张。在解散内阁问题上，山本表示反对，毕竟政坛的变化对于日本的长期发展是十分不利的。但永野修身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最后，国会虽然没有被解散，但陆军态度强硬，拒绝与政府合作，从而导致了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的垮台。

1937年2月11日，林铣十郎组阁就任首相。经山本的斡旋，他的好友米内光政替代永野修身就任了海军大臣。山本仍为海军省次官，他积极配合米内，从而开启了海军省的米内—山本体制时代。

米内光政，海军大学毕业。1904年参加日俄战争。曾历任日本驻俄国、波兰、德国、中国大使馆武官。1932年后，历任第3舰队司令长官、第2舰队司令长官、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长官等职。1936年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1937年，成为林铣十郎内阁的海军大臣，晋升海军大将。

山本五十六与米内光政，二人志同道合，友谊深厚。早在日本海军炮术学校时期就相识了，他们同任教官，当时米内是大尉，山本是中尉，他们同吃同住，一起锻炼，许多观点不谋而合，彼此非常信任。在林铣十郎组阁时，永野修身已不能再担任海军大臣。这时，山本拜托永野推荐米内继任他海军大臣的职务。而永野则担任了米内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这样，山本和米内得以在海军省共同任职。

米内赏识山本，知道这样的好搭档甚为难求，故对其信任有加。每次参加内阁会议回来，他总把详细内容告诉山本，山本则毫无忌讳地指出其优缺点。但每逢正式场合，山本对米内表现出特别的尊重，聆听他的教诲。公事之外，他们又恢复了原有的状态，有说有笑，无所不谈。在许多公开场合，米内都对山本由衷地肯定，为有山本这样一个的助手而深感欣慰。当时的副官兼大臣松永敬介少佐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说米内是斧子，那么，山本便是矛。”这确实是对米内—山本体制时代他们二人关系的最形象描述。

米内长期担任日本驻外大使馆的武官，对日本的国力、国际形势等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对于英美等强国，米内光政坚持与英美进行协调外交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被一些主战派认为是主和派、投降派。在1935年和1936年前后，米内曾经对《二六新报》记者松本赞吉说过，日本人民从没有吃过败仗，如果战争失败，一定会引起社会混乱，他对此非常担心。因此，他反对扩大战争。

山本担任次官赞襄海军行政事务以来，担负起海军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分子对扩大战争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他们要求动员日本国内的一切力量，借机一举击败中国。陆军一再宣称，要3个月解决中日战争。山本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争，认为真正阻碍日本扩张的是苏联和美国，日本应该在国内进行战备训练，不主张将兵力消耗在中日战争的泥潭里，给苏美以可乘之机。他认为当前日美矛盾已经日渐尖锐，战争一触即发。他担心日本一旦陷入了对华战争中不能自拔，势必会影响对美作战。所以，他积极支持米内的主张，制止陆军的独断专行，统一海军内部的思想，反对扩大战争。

从甲午中日战争始，日本对华战争一直获胜，并且从中获取了巨大收益，补充了国内资源的不足，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本和原材料。所以，他们以“主权线”“利益线”相号召，动员民众支持战争。中日战争爆发后，主战派扩大战争的呼声很高，并且在日本国内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全民都处于一种非理智状态。正如绪方竹虎所言：

当那些狂人起步迅跑的时候，那些本未发狂的人，也会随之疾驰。日军在中国大陆上所向披靡、节节胜利的时候，甚至连那些对日中战争漠不关心的人，也开始为战争寻找理由和依据，设法肯定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对的。

在这种错误潮流面前，要想保持头脑冷静是相当困难的。米内和山本则是在这股逆流中能正确分析形势、审时度势之人。

山本在历时2年9个月的次官生涯中，经历了日本的四届内阁：广田弘毅、林铣十郎、近卫文麿和平沼骐一郎内阁。其中，山本和米内共同经历林铣十郎、近卫文麿两届内阁。他们团结一致，反对陆军一味地去干预政治之做法。他们首先从自身做起，采取措施，控制海军内部的强硬派，统一海军内部的思想。面对社会上所评价的“无知的陆军、软弱的海军”的议论，他们不加理会。米内常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也是海军的一个处世之道。他们拒绝向当时的潮流妥协，同海军的强硬派、陆军的右翼分子展开了斗争。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拒绝向陆军妥协，是为了维护海军的地位、同陆军保持平衡的需要。

其实，对于近卫文麿首相，山本等海军人士也颇有微词。认为他意志薄弱，一味地推卸责任，在重大问题的处理上，他没有调和双方矛盾的能力，而是让有分歧的双方无休止地争论下去。他经常希望海军出来表态，把对方攻击的锋芒引向海军。对此，山本很不满意。

也许因为山本这种直言不讳的性格特征，使得近卫内阁不敢轻视他，反而对其意见更为重视。比如近卫在选派外务次官问题上，准备启用白鸟敏夫。他在处理伪“满洲国”问题、日本退出国联问题上态度强硬，近卫认为他是日本对外扩张、侵略得力的“有豪杰气质的外交官”。当时的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强烈推荐他，但近卫恐怕米内—山本领导下的海军省不同意其当选，所以，派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前往摸底。米内对此不置可否，而山本却观点明确地指出：

海军的人插手海军部以外的人事问题，这是海军历来的传统所不允许的。如果想让白鸟任海军次官的话，恐怕我是要表示反对的。可是，若让他出任外务省次官或外务大臣，那海军没有理由说三道四的。特别是作为海军次官的我，更不能开这个头，去干预海军部以外的人事问题。对白鸟，我并不太了解，只是偶然的机会，因间接的关系，才对他的品行和为人有所领略。如果我直接打交道的那些人，不是白鸟亲自差使的人，那我也就没有什么想法了。恰恰相反，那些人真是白鸟手下最得力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官吏纪律所不允许的。当然，如果是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出自政治上的某种需要，无论如何也要任用白鸟为外务省次官的话，那么，作为帝国海军来说，是绝对不会从中设梗或说坏话的，更不能揭露白鸟的缺点。而且在工作上，我们还一定会给予支持或协助。尽管难免也会有发生矛盾或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但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去进行斗争。这里，我丝毫没有掺杂我个人的任何恩怨或私心，只是你特意来问我，我才不得不这样说。所以，如果你允许我再补充一句的话，那我就要说，我想作为总理大臣，是不会曲解我的话，是一定能予以宽谅的。

山本这番话正是海军大臣米内所要表达的。在外务省次官的任免问题上，作为主要负责人的米内唱红脸，山本唱白脸，充分表达了海军省的反对意见。海军省不希望主张扩大战争的右翼分子当政，即使知道会因此得罪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也无所顾忌。果然，近卫首相尊重了米内和山本的意见，提拔白鸟之事作罢。

另外，近卫文麿推选末次信政担任海军参议员之事也遭到了海军省的反对。近卫提出“内阁参与制”，任命了松冈洋右、乡诚之助、末次信政等为参议员。其中，末次信政为海军“战舰派”的首脑人物。他鼓吹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海军中网罗了许多右翼分子，他本人对松冈洋右言听计从。近卫准备让末次代表海军出任参议员。但当他询问米内的意见时，却遭到了反对。米内说，海军中除了海军大臣以外，任何现役军官，包括次官都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这是海军的传统。既然让末次出任内阁参议，那么，他自然应该列为预备役之内。这一次，米内坚决反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让近卫非常尴尬。

既然米内明确反对末次担任海军参议员，近卫转而又酝酿末次担任内务大臣职务。对此，山本表示出不满。他宣称，如果末次就任内务大臣并坚持他的反英主张的话，那就是置日本国家的现状和国际环境于不顾，就是愚昧加荒谬，是毫无自知之明和丧失警惕性的表现，不能审时度势决定国策，就是对帝国的不忠。其实，山本就是告诫末次，海军省反对他的反英立场，如果他一味地坚持，海军省在必要时可能会加以阻止的。虽然末次在1937年12 月13日担任了内务大臣，但他知道山本等人的反对，内心惶恐不安，极不自信。

可见，在米内—山本体制时代，由于他们的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在海军中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有效地抵制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合力处理政党与右翼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控制住海军内部的强硬派，对陆军的主战立场也竭力抵制，尽量避免日本过早地卷入战争。

虽然米内、山本竭力反对扩大战争，但并非出于热爱世界和平、主张友好的目的，而是建立在维护日本长远发展的基础上的，是从本民族利益出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当时也称为反战派。海军省虽然不如陆军强硬，但稳中有进，其立场在国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在中日战争中，如果没有海军的参与，陆军也不会掀起全面侵华战争的。

1937年7月7日，米内和山本所担心的中日战争还是爆发了。米内光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9日，陆军大臣在内阁会议上，陈述了各种理由，要求派兵前往中国。海军大臣表示反对，强调指出：要尽力防止事态扩大，争取尽快和平解决为上。在11日举行的五相会议上，陆军大臣又提出来派遣军队的具体方案。与会者全面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最后还是不主张出兵。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大臣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声称：倘不派人前往，我天津的5500名官兵和京津地区的侨民的安危将不堪设想，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在陆军大臣一再呼吁的情况下，会议很不情愿地通过了他的主张……

从陆军大臣的态度和要求看，给人的印象是：派兵纯为救援，只求使天津的官兵和京津地区的侨民脱险，别无他图。

然，海军大臣考虑再三，生怕陆军以派兵救援为名，扩大事态，达到全面侵华之目的。因此一再声明：派兵前往必将导致事态扩大，力求争取和平解决乃为上策。

可见，最初由米内主持的海军省反对增兵，力求和平解决，反对战争扩大。当时的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也对陆军少壮派挑起战火非常气愤。他和米内商议对策。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见日本陆军已经扩大了对华战争，已经无可挽回，所以他们二人马上转变了观点，主张对华增兵，尽快击败中国，结束战争，以免日本在战争中消耗过大，即速胜论。山本发誓从此戒烟，直到中国的统帅蒋介石投降为止。山本不饮酒，抽烟和喝咖啡是其平生最大的爱好，他宁愿舍弃自己最大的爱好来赌取日本的获胜。这时，他已经不再是战争的反对派了，而成为一个支持战争的战争赌徒了。而他没有想到，由日本单方面挑起的中日战争本身就是一场正义和非正义之间的较量，日本的侵略必定遭到中国全民族的抵抗。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使日本兵力陷于中国战场上不能自拔。山本戒烟也是徒劳，也无法赌取日本的获胜。

尤应指出的是，米内—山本时代的日本海军已经全面卷入了对中国的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陆军在华北节节获胜，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海军的野心。驻上海的日本海军一再向日本国内请求增兵，扩大战争。于是，日本海军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在陆军的配合下对上海作战，将战火扩大到华中和华南。1937年8月12日，根据米内的要求，内阁召开了有首相、海军省、陆军省、外务省参加的会议，米内正式要求陆军出兵，他们确认了向上海增兵的方针，以第3师团、第11师团为基干组成上海派遣军，与驻上海的第3舰队相配合，组成海军陆战队。米内竟然以强硬的态度表明：“不扩大主义已不复存在”，甚至主张占领南京。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以租界和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舰为基地，对中国上海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淞沪会战爆发。8月16日，日本海军派在旅顺口并准备在青岛登陆的横须贺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吴镇守府第1特别陆战队共1400人，佐世堡海军陆战队2个大队1000人来增援上海。日军在舰炮优势的攻击下和掩护下，夺取了沿江一些重要据点并陆续登陆，向上海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在上海人民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双方都不断增兵，战争不断升级，会战持续3个月之久。米内、山本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由不扩大主义转变为速胜论，观点前后矛盾，思想转变之快令日本内阁成员都瞠目结舌。

淞沪战役是由日本海军直接发动的，身在东京的海军次长山本五十六时刻关注着战局的发展，负责许多具体的工作。他积极部署海军增兵事宜，封锁中国沿海，调动海军航空兵支援陆军进行轰炸、侦察等重要任务。日军投入10个师28万人的兵力，其中海军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死于炮火之下，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山本五十六虽没有直接参战，但手上同样沾满了屠杀中国人民的鲜血，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滔天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