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背后的意图

“推恩”背后的意图

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十一月，刘彻下诏说：“朕殷切地嘱咐各个官吏，兴举孝廉，一定要养成风气，从而继承并发扬圣人们的事业。但凡有十户人家的村落里，必定能够找到忠信之士；但凡是三个人之中，也必定有能够成为各位老师的贤能之人。可是现在，有的郡却甚至连一个贤人都不能向朝廷举荐，这说明朝廷的政令根本不能贯彻执行，导致那些具有贤才的能人被埋没，不能被天子所用。推荐贤能的人，必定能够受到上等的封赏；而那些埋没贤才的人，则应该给予公开的惩处，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治世法则。所以，那些二千石的官员们不向朝廷举荐人才是应该定下罪名的！”

刘彻诏令一颁布，朝廷中马上有官员提出了奏报，称：“以后但凡是不举荐人才的官员，就是违反朝廷诏令，要按照对天子‘不敬’来处置；而但凡是不兴察廉洁的，则要按照不胜任职务进行免官处理。”

对于这一奏报，刘彻欣然同意，自此，向朝廷举荐人才正式成为了官员们需要履行的“责任”之一。(www.guayunfan.com)

就在这一年，刘彻收获了三位“相见恨晚”的“知己”。

这第一位就是临淄人严安。严安上书刘彻，建议刘彻能够设立相关制度来约束民众的过度欲望，让富有的人不再向贫穷的人夸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借以调和人心，安抚百姓。严安认为，老百姓们的本性就是只要看到好的、漂亮的东西，就会想要效仿、追求，而这种本性会使得人们为了追求财富而放弃农桑业，从事工商业。长久以往，将会摧毁国家的基本，使得人们失去对善恶的明辨，迷失本性，丢失羞耻心。严安还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会走向衰亡，往往是因为君主坚持错误的国政，比如秦朝的覆灭，便正是因为君主坚持着穷兵黩武的错误政策。而如今，朝廷征服夜郎，攻打匈奴，这些计划实际上只能让一部分主持此事的大臣获利，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却不是好计策。

第二位是燕郡无终人徐乐。徐乐上书刘彻说：“臣闻天下之大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在奏疏中，徐乐解释道，所谓“土崩”，指的就是秦朝末年时候的情况。秦朝末年，君主暴政，使得臣民心生怨恨，社会风俗已经混乱不堪，国家政治却没有进行任何整治。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区区一名既没有尊崇地位，也没有咫尺封地，甚至没有圣人贤德和乡人赞誉的陈涉，才可能振臂一呼，便获得天下人的响应。这便是土崩，是天下最大的祸害。

那么，什么叫“瓦解”呢？景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便是瓦解。七国谋逆，带甲数十万，其兵力足以威慑境内，财力也足以收买士民，但是最终，诸国却未能攻陷尺寸之地，反而兵败中原。这其实正是因为先帝的德政依然影响着万民，百姓们很满意当时的生活，所以都不愿意投靠反叛的诸侯王。因此，瓦解是无法真正撼动一个国家的根基的。

徐乐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贤明的君主要避免国家出现危机，就要善于观察，防止土崩的局势。以此，徐乐进一步提出，近来在函谷关以东的地区，因为粮食连年歉收，导致百姓处于穷困之中，而同时，却还必须肩负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再这样下去，百姓之中必然会出现不安分的人。只要不安分便容易产生动乱，而一旦产生动乱，就说明土崩的局势将会形成。因此，圣明的君主一定要注意这些导致国家根基动摇的根源问题。

第三位和严安一样是临淄人，名叫主父偃。主父偃是西汉王朝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最初的时候，他曾在齐、燕、赵等地进行活动，但始终没有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众儒生们也联合起来共同排斥他，以致他一直过着十分贫穷的生活，甚至连借钱都找不到地方借。于是，主父偃左思右想之后，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进入了长安，并拜见了卫青，希望卫青能够引荐他。当时，卫青虽然是皇上的亲戚，但实际上还没有大的作为，因此在刘彻面前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所以卫青虽然多次在刘彻面前推荐主父偃，但始终没有引起刘彻的兴趣。直至此次，主父偃直接向刘彻上书议政，当天便获得了刘彻的召见。那么，主父偃上书主要向刘彻讲述了什么？为什么能够直接俘获刘彻的心呢？

主父偃上书主要谈论了九项事情，其中八项都是关于律令问题的，而第九项则是力劝刘彻停止对匈奴作战。主父偃引用了《司马法》中的话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亡战必危。”并引用了自秦朝以来对匈奴作战的历史结果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主父偃说，当初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求胜欲望的驱使下决定攻打匈奴，但是丞相李斯力劝始皇，认为匈奴既没有既定的居住地，又没有储存钱粮的仓库，要攻打必然会导致军队深入敌境，断绝粮草。而即便夺取了匈奴的土地，也难以为国家带来好处；俘虏了匈奴人，也难以教化他们。所以，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行为。但秦始皇没有听从李斯的劝告，一意孤行开疆辟土，最终，正是因为这长期的征战使得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天下人的反叛。而当初，高祖皇帝平定天下之后，也曾想要攻打匈奴。当时有位名叫成的御史劝阻高祖，但高祖依然不听从劝告，最终被匈奴围困平城。之后高祖非常后悔，与匈奴缔结和亲盟约这才使得全国上下一片太平。

主父偃认为，匈奴人向来是难以降服的，而自虞、夏时代开始，君主都不曾对匈奴实施过掌控和监督。但如今，朝廷却没有遵循远古先人的传统，反而开始沿用近代的失误，实在让人备感忧虑！

我们看到，这三人的奏疏实际上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劝阻刘彻征讨匈奴。这实际上与刘彻的为政方针是背道而驰的，况且，此时正是刘彻开始重用卫青开疆辟土的重要时刻。但刘彻在看到此三人的奏疏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十分激动地召见了他们三人，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意思是说：“你们当初都在什么地方啊，为什么我们会相见得如此晚！”

于是，刘彻将三人都任命为郎中。郎中是刘彻身边的侍从，官阶虽然不高，但对国家大事却具有发言权。因此，这三人实际上成为了刘彻内朝的主要组成人员。而其中，主父偃尤其受到刘彻的宠信，仅仅一年之内就升迁了四次，官拜中大夫。可见，刘彻爱惜贤才，也不会因其与自己持不同政见便埋没他们。

此前说过，主父偃在获得刘彻赏识之前，一直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仰人鼻息。大约正是这段苦难的经历，使得主父偃在得势之后开始肆无忌惮地收敛财富，对百官也为所欲为地进行羞辱，完全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态度。曾有人劝诫主父偃，让他不要如此蛮横无理。主父偃却是这么回答的：“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意思是说：“我活着要是享受不到五鼎进食的富贵，那么死的时候就去享受五鼎烹煮的酷刑好啦！”古代进行祭祀的时候，大夫用五个鼎分别盛放羊、肤（切肉）、鱼、豕、腊这五种贡品。因此，“五鼎食”往往用来形容贵族奢侈豪华的生活。

主父偃这人虽然表现得贪得无厌，但实际上却也是绝顶聪明之人。此前说过，他对西汉王朝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向刘彻提出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推恩”政策。

诸侯势力强盛，不服管制，向来是封建帝王最为头疼的问题。楚汉相争初期，刘邦为了与项羽抗衡，不得不分封异姓诸侯，借以笼络人心。而当西汉政权建立之后，这些异姓诸侯的野心也越来越大，甚至想要凌驾于皇帝之上。于是，刘邦开始了剿灭异姓诸侯的道路。但在剿灭异姓诸侯的同时，刘邦也在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刘邦此举，一是为了借同姓王来一步步消除异姓王，二则是因为他始终认为，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正是因为孤立无援，枝叶零落，不肯放权，因此，想要巩固统治，就要分封诸侯王。但异姓诸侯王显然是不可靠的，因此，还要封同姓本家的人！这样一来，刘氏诸侯王便能和功臣集团形成一个相互制衡的作用，皇权也才能稳定。

但正是高祖刘邦此举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令人头疼的问题。随着各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皇权反而受到了制约，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正是诸侯问题的一次大爆发。

刘彻想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皇权，就必须首先解决诸侯割据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西汉王朝长达数十年，却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就在此时，主父偃站出来了。

主父偃对刘彻说：“古代的诸侯封地不过百里，因此强大的朝廷容易制衡弱小的诸侯王。但如今，有的诸侯王所拥有的城池多达数十座，其封地也方圆千里，朝廷只要对他们放松管制，他们便骄奢淫逸起来；但如果朝廷对他们管制严厉，那么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朝廷；如果公然颁布法令削藩，那么他们很可能会有叛乱的心思，此前的七国之乱便是例子。现在有的诸侯王有十几个子弟，但除了嫡长子能继承王位之后，其他人却没有一点封地，这显然不太符合朝廷所推行的仁孝之道。所以，臣希望陛下能够让诸侯王把恩惠推广到其他子弟的身上，即诸侯王可以自行决定，以其本国的封地来封赏自己的子弟做侯。到时候，那些得到恩泽的子弟必然欢欣鼓舞；而陛下呢，表面上是‘推恩’，但实际上却是让诸侯王主动分割了自己的土地，削弱自己的实力。”

主父偃这番话让刘彻顿时豁然开朗，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方法完全解决了困扰刘彻多年的诸侯割据问题。刘彻欣喜非常，立即同意了主父偃的意见，很快便颁布诏书，让众诸侯王但凡是想分封土地给子弟的，便可一一奏报，而刘彻将亲自为他们确定封邑的名称。

该诏令一颁布，众多诸侯王以及其子弟果然欢欣鼓舞，无一反抗。这毕竟是朝廷的“推恩”，而非“削藩”，况且还是自愿以为之。从此之后，朝廷没有动用一兵一卒，而诸侯王们却自觉地分散了自己的力量。

据《汉书·王子侯表》所记载，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颁布推恩令后，河间王国先后分为了11个侯国，而淄川王国则分为了16个侯国，赵王国也被分为了13个侯国。此外，城阳、济北、中山、广川、代、鲁、齐、长沙等诸侯国也都被分为了若干个侯国。而按照西汉的制度，侯国是隶属于郡的，也就是说，侯国实际上地位相当于县。实际上，推恩令的实施从本质上缩小了诸侯国的土地，并且扩大了朝廷的直辖土地，从根本上动摇了诸侯国的根基。

聪明绝顶的主父偃不仅仅看透了刘彻心中所想，更为刘彻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自然博得了刘彻的重视与喜欢，得以在官场之中大展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