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待共产党人_抗战故事

善待共产党人_抗战故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公开向国民党表示“美国政府决不接受在中国以战争对付共产党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就是蒋介石的中国”的思想作祟，在罗斯福的决策中，善待中国共产党人的想法常常退于次要地位。经过高思及其手下外交官的不懈努力，善待共产党人的举措终于被白宫提上了议事日程。

高思及其领导下的外交官们，一直在密切注视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并多方寻求改善国共关系的良策。1942年7月，使馆二秘戴维斯在呈给史迪威将军的报告中写道：“中央政府和共产党的关系已经出现恶化。”中共代表认为“双方关系的恶化是由于中央政府严密封锁共产党控制区”。戴维斯认为现在已不再是能不能避免中国内战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把内战设法推迟到战胜日本以后的问题。高思也向赫尔发回报告，指出国家主义者还不能和共产主义者之间调整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不愿意“采取切实的措施进行土地改革、公平税收……增进国内工业”，而这些都是“挖共产党墙脚”之举。1943年1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致国务院的备忘录中写道：1943年国民党的政治军事形势进一步恶化，虽然国民党仍然封锁着解放区，但是共产党的军队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华北的绝大多数地区，并通过在绥远、察哈尔和满洲等地与日本作战迫其撤退，从而平稳地控制着那些地区。而且在中国北方农村进行深得人心的动员，使得将来国民党对这些地区实行控制已成为不可能。总之，在1943年春共产党比以前更加强大，成为一支国家主义者和美国必须考虑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同年3月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后，高思认为“中国（指蒋介石政府——作者）是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招牌的法西斯主义”。高思随后发回一系列报告，他预言“一场内战在不远的将来即将爆发”。戴维斯、谢伟思更进一步建议1943年美国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与延安建立联系来改善自己的地位。罗斯福对此虽未立即采纳，但指示史迪威，如果国家主义者政府已经瓦解，美国将“寻找另一些人或集团来代替”。

不过，罗斯福在思想深处并不想这样做，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坚信自由与民主的人士，是共产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对者，有他领导的5亿中国人站在美国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在罗斯福的天平上，战后世界格局，比目前尽快击败日本更重要。

1943年年底至1944年年初，一方面中国战区形势更加恶化，赫尔、史汀生和摩根索都不再夸称中国为“大国”，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也趋于强硬。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解放区军民在敌后战场上进行了一系列攻势作战，以鲜血和生命赢得了自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引起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瞩目。1944年初期，高思及其领导下的驻重庆大使馆工作人员写的报告，在国务院、陆军部、财政部以及白宫都有了关心的读者。(www.guayunfan.com)1944年1月5日，戴维斯再次建议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理由有二：（一）为了了解共产党军队的实力、日本在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军事情况，以及如果苏联参战，共产党军队在华北和满洲将采取什么行动；（二）为了打破对共产党的包围，因为政府的封锁正在迫使共产主义者依靠苏联。更何况中国共产党曾经表示欢迎美国观察员前往。

2月9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在美国派观察组去山西北部和陕西以及其他诸如此类有必要去的地方时予以合作，并强调为了指导未来的空中和地面作战，了解尽可能多的有关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军队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重要。2月16日国务院征求高思的意见，2月19日高思回答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但是这一想法值得一试，并建议派遣的观察组应该是军事性质的，不过戴维斯可以一起去。2月22日，蒋介石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果然婉言拒绝了罗的要求，他表示愿意随时帮助美国收集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军队的确切情报，并说他正在派人去和史迪威联系“制订出代表团在国家政府与军队控制地区旅行的路线”。3月1日，罗斯福回函蒋介石，语气和缓多了。在信中，他首先对蒋介石为美国观察员进入中国北部和东北部提供便利表示感谢，并同意说这一地区是日本军事情报非常重要的来源地。然后话锋一转，仍然坚持要求允许派代表团去共产党控制地区，这一次蒋介石不予理睬。3月22日，罗斯福再次致函蒋介石重申上述要求，并补充说明代表团能够为一直困扰蒋的新疆边界争端提供一些线索，蒋介石仍然不予理睬。

高思密切注视着中国局势的发展，继续发回一系列褒扬共产党、贬低国民党的报告。他称赞共产党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日军，实行减税、减租、减息政策提高生产水平，并且进行民主改革，深得民心。与此同时，他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在史迪威要求更多的军队来打击日本的时候，却用30万装备精良的大军封锁陕甘宁边区，致使战场情况日渐恶化；经济上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军火生产难以进行；政治上坚持独裁统治，拒绝任何改革，稍不满者即被斥为“共产党或日本的宣传工具”。尤其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反而有增强的趋势，这将是“中国局势的转折点”，必将导致中国国内各党派的更大纷争。

中国局势的“恶化”迫使罗斯福采取行动。6月中旬，罗斯福一方面命令高思与蒋接洽，敦促其同共产党人签订一项协定，结束对共产党的封锁，使双方的武装力量能用来打击日本人。另一方面派华莱士访华，促使蒋答应美国派军事观察组访问共产党地区的要求。6月21日至24日，华莱士与蒋会谈。华莱士直率地谈到罗斯福总统希望中国通过内部的政治协议和同苏联签订的条约趋于统一和稳定。他告诉蒋介石：“罗斯福总统认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如果双方有矛盾，可以找一个朋友来调解，罗斯福总统可以充当调解人。”但是蒋介石既不愿意美国插手国共关系，又怕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关系对己不利，拒绝了华莱士的要求。蒋的顽固不化使华莱士感到失望，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缺乏远见将使他注定遭到克伦斯基同样的命运。”当谈到要蒋允许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的问题时，蒋一开始拒绝了这个要求，但第二天又来了个令人意外的大转弯。蒋介石的这一转变，可能是指望罗斯福给他相应的好处，可这成了华莱士在华八天访问期间取得的唯一成就。

7月22日，美国空军C-47型客机载着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这个观察组的代号叫“迪克西使团”，由戴维·包瑞德上校任组长。它肩负的使命是收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他们通过几个月的实地考察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强大的和成功的，由于他们和人民保持紧密的联系，他们难以被扼杀。被历史所淘汰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蒋介石政权。谢伟思和包瑞德开始考虑通过美援来加强美国与中共的联系。

但是，在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方式和程度上，高思和使馆秘书谢伟思等人存在着分歧。谢伟思作为军事观察组的成员发回的报告，首先要给高思看，然后才发回国务院。高思比较保守，他不赞成谢伟思的观点和他关于美国政策的建议，拒绝任何与延安建立关系的企图，也反对未征得蒋介石的允许就武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虽然他是最先认识到不利用共产主义者将妨碍抗日并可能延长战争的人之一。高思思想上的矛盾之处正反映了美国政策的矛盾之处，即一方面武装中国共产党就意味着摧毁蒋介石，而蒋是为美国政府所承认，为美国人所接受的；另一方面，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潜力可能意味着一场持续更久、耗费更大的战争。那么有无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呢？美国能够在维持蒋政权的同时利用中共军队打仗吗？

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在高思看来是有的，那就是联合政府。早在7月4日和12日，高思就向赫尔提议，“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党派和各种分子的统一军事委员会”。此议得到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文森特和其他远东司官员的重视。赫尔指示高思就此问题与蒋进行协商。8月30日高思就观察组提出的问题与蒋会晤时正式提出了这一主张。他在否定了蒋对观察组的指责后指出，美国政府对中共的事业并无兴趣，关注点是消灭中国国内纷争，使所有军队一致抗日，而不是对峙。他建议蒋组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委员会，使若干特殊的集团或政党中干练的代表参加政府，筹划并执行计划，以应付中国目前所面对的严重的战争危机。通过这样分担责任，也许可以克服现存的批评和猜忌，使大家共同为中国的统一而努力。蒋听后表示这个建议至少是值得研究的。9月9日，赫尔在与罗斯福商量后进一步指示高思转告蒋介石，总统和国务卿都认为高思的建议是“适时和切实的，是值得考虑的”。还授权高思告诉蒋，根据总统和国务卿的指示，如果蒋愿意安排与中共驻渝代表会晤，高思也将以同样的激情与蒋会晤，并指示高思在会谈时要强调联合的紧迫性和在联合中诚意、宽容、互让的必要性。高思以最快的速度向蒋作了转达。一个星期后，9月15日，高思再次试图说服蒋介石成立一个“包括中国所有政党的联合委员会”。结果高思发现近来的军事失利并没有改变蒋的观点，他仍声称“除非所有的政党服从他，才能成立这个委员会”。当高思建议他亲自与共产党会晤时，蒋介石并没有表示反对，但大声地责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承认他们”。他向高思提出，只要大使说服共产党首先交出军队指挥权和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他就与共产党进行会谈。

此时中国共产党亦与高思不谋而合地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9月15日，在国民党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林伯渠声明：“我们认为，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急救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的讲演中，代表共产党进一步阐明了召集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虽然共产党人和高思提出相同的主张是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但是令人深思。因而，美国作家白修德、安娜在《中国暴风雨》中的一段评述“1944年通过史迪威和高思，美国正在要求符合任何一个正直中国人愿望的基本改革，1944年夏美国为推动国民党改革而发动的猛烈战役，使共产党人深信，美国人所倡导的‘民主’和他们在陕北实行的几乎一样，美国不是改革的敌人而是‘主角’”似乎不无道理。

正当联合政府主张一步步紧锣密鼓地进行时，“指挥权危机”爆发。9月6日，赫尔利为解决“指挥权危机”，由罗斯福派遣来华。他到达重庆后，马上向蒋介石表示“罗斯福派我来华的任务是援助中国早日战胜日本，维护国民政府的巩固，拥护蒋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为了加强美蒋关系，他附和蒋介石撤换史迪威的要求，并命令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不准采取进一步与中共军事合作的行动。他认为“国民党有足够的力量打败共产党，保住自己的地位”。10月12日，他致电罗斯福：“如果总统支持史迪威将军则将失去蒋委员长，甚至还可能失去中国。”而这时，随着太平洋上跳岛战术取得进展，罗斯福已抛弃从中国口岸出击日本的打算，在军事上不再重视中国。史迪威在中国的军事任务已降为次要。罗斯福对中国的关心，主要着眼于战后的政治关系。所以，他不愿意为史迪威的任命问题而失去战后蒋介石对他的支持。因而，罗斯福不顾马歇尔的反对，接受了赫尔利的意见。10月19日史迪威被召回。随后戴维斯和谢伟思亦相继回国。11月1日，高思辞职，由赫尔利继任。高思与他手下的外交官们善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失败了。但是这段插曲，对于延缓中国内战的爆发是有一定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