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镇在明代防卫体系中的作用

第一节　甘肃镇在明代防卫体系中的作用

明朝设置西北边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抵御北元和安抚西番以保证西北边疆的稳定和安宁，史学界对其作用和影响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代九边四镇的设置，不但考虑了敌军从正面(即蓟州、宣府、大同诸镇)发起的进攻,而且考虑了敌军取甘、陕、晋组织战略迂回的可能，其军事考虑是相当缜密的，战略眼光是独到的，充分体现了环形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历史实践证明，甘肃镇的设置，所产生的实际防御效果，反映了这一战略思想的成功，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明廷，但河西一带仍然保持着和平与安宁。

甘肃镇是明朝特殊的西边保障地区，在明王朝的国防体系和对外贸易中有着其他边镇不可比拟的作用和难以替代的功能，而嘉峪关则是甘肃镇最西边的前哨阵地和堡垒。

明代“九边”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分布在西北边境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做为明长城防线上的“九镇”中的四大重镇，其地位在整个防御体系中举足轻重。明代对北部的防务建设始终是明朝的头等大事。元顺帝虽在明军的强大攻势下逃往漠北，但仍有很强的军事力量，对明朝的国防安全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威胁。元顺帝逃至塞北后，“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领土。在陕西、甘肃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蒙古是明王朝最大的威胁，对此朱元璋及以后的历朝君臣都十分清楚。洪武初年，已稳坐江山的朱元璋说道，“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一是历代传国玺在胡;二是统兵王保保未擒;三是前元太子不闻问”。言三事无一不与蒙古有关，直到晚年，他仍然“对北鄙尤加系心”。到了嘉靖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今日之事莫大于边防”。明代的北部边防主要是为防御蒙古而设。”可以说，欲图复辟的残元势力是明朝在北部的主要边患，也是明廷特别重视北部防御的主要原因。

甘肃镇位于明代九镇最西端，是设镇最早的边镇之一。“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宋国公冯胜将兵略定河西。甘肃镇，即汉河西四郡地。明初，下河西，弃敦煌到嘉峪关为界。由庄浪迤南三百余里为姑藏地，置镇番卫”。洪武五年六月戊寅征西将军冯胜至甘肃同月壬寅奏捷。洪武十年正月甲午，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于庄浪(今甘肃永登)，后徙甘州。洪武二十年癸酉“命都督宋晟为总兵，其西凉、山丹诸卫军马凡有征调，悉听节制”。这是洪武期间北边较早的总兵官。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乙丑，肃王之国。所以说甘肃镇设于洪武时期。甘肃镇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正式派设总兵官前往镇守,此甘肃镇守总兵官成为常设。《九边考》、《明史》将其列为继设边镇的说法明显不符实，甘肃镇应是初设边镇之一，时间为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尽管对甘肃镇设置的时间看法不尽相同，但学者对于甘肃镇应为明代初设边镇的认识基本一致。甘肃镇在明代九镇中具有特殊性,甘肃镇北有蒙古，西有诸番，朱元璋担心两者如若联合起来共同对明朝，那将会造成严重的军事危机，西北地区永无宁日”，而甘肃镇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使其在九镇中更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特别是在西域朝贡贸易中，甘肃镇的“首要职责就是确保丝路贡道的畅通和安全，这是西域朝贡贸易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也是昭示世界大国明朝形象的一个窗口”。

在明代九镇中，甘肃镇位于最西端，其“夹以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虏”（程道生：《九边图考·甘肃》），“近而蕃垣四镇，远而纲领九边，通玉帛于天方，列毡庐于疆场，黄河、黑水、昆仑、崆峒际天极地，巍然一大镇也。”（《甘州府志·艺文志》）甘肃镇处在内外复杂的民族关系中，使其在九边中独具特殊的政治地位。正如弘治帝对经略甘肃守臣所说：“盖以本朝边境惟甘肃为最远，亦惟甘肃为最重。祖宗于此地屯兵建阃，非但制驭境外之生夷，亦以扶绥境内之熟羌也。”明代人将甘肃镇比作九边之中的“踵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认为“京师犹人之腹心也，宣、大项背也，延、宁肢体也，甘肃踵足也。”（《甘州府志·艺文志》）查继佐在《罪惟录》中也说：“以守之难易论，诸边皆难，而辽东、甘肃尤难。何则？辽东偏远海滨，三面皆敌；甘肃孤悬天末，四面受警也。”明大学士杨一清则说：“甘肃一镇，自兰州渡河，所辖诸卫绵亘二千里，番虏夹于南北一线之路。其中肃州嘉峪关外，夷羌杂处寇盗无时，自昔号为难治。”（《明经世文编》卷一一九）嘉峪关处于甘肃镇的最西边，三面临戎，其防御体系完善与否关系着整个甘肃的安危。而嘉峪关的防御体系则是逐渐建立和完善的。

明代甘肃镇及肃州卫辖下的嘉峪关，防御体系可称得上是全方位的综合防御体系，尽管战争兵灾经常笼罩着嘉峪关、肃州地域，但由于嘉峪关防御体系严密，朝廷和甘肃镇重视嘉峪关防御体系建设，并不断完善，从而较好地担负了河西锁钥保障的作用，使河西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局面，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并成为明代多民族相互交往，相互融合，友好相处的主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