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二节　保安人民的反抗斗争

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保安族人民在艰难的历程中，同统治者进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斗争，参与了西北地区历次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

保安族人民早在同仁居住的时候，就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同清王朝的统治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由循化苏四十三领导的起义爆发后，部分保安族人民也遥相呼应，参加了斗争。这一举动，使同仁地区的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感到保安人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其统治极为不利，于是采用“以夷治夷”的方法，利用宗教信仰的不同，多次挑起民族不和，最终使保安人付出沉重的代价后离开了同仁地区。

保安人迁到大河家后，又积极参加了西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在同治元年到十三年（1862～1874年）的回民起义中，保安人民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精神。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保安人民同回、东乡、撒拉等民族一道在河州太子寺南面的新路坡，以“黑虎掏心”的战术，打败了骄横一时的清军，清军提督博先宗、徐文秀和总兵郑守南、李其祥均被击毙，四十营的清兵溃不成军，狼狈逃跑。但在取胜之后，领导这次起义的马占鳌却向左宗棠缴械投降，从而使这场起义以失败而告终。马占鳌从此深得朝廷宠爱，取得了马氏家族对河州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封建统治权。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农历三月，在循化发生了河湟反清大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循化教派之间的矛盾引起，清统治者首先捕杀了老教头人10余人，后来他们又不分新老教凡是穆斯林都统统剿办，迫使所有穆斯林放弃教派之争而联合起来反抗清军。各族穆斯林联合起来在循化截杀清军，在积石关击溃前来围剿的凉州练军王正坤部，起义声势如滚滚黄河，排山倒海，震惊了清政府及西北地区。保安族人民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起义斗争。1896年，镇压这次起义的清统治者的代表马安良，将参加这次循化起义的马申望、韩哈子等27名保安人以通撒拉“造反”之罪杀死于河州。这些为反抗清朝民族压迫而流血的同胞，将永远铭记在保安族人民的心中。

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反帝斗争中，守卫在北京的“甘军”中有几十名保安族兵士，他们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英勇地打击外国侵略者，在正阳门的战役中，攻取了“八国联军”的正阳门据点，献出了自己的热血。

1928年发生的河州事变，是一次大规模的回、撒拉、东乡、保安等各民族联合的武装起义，是反抗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壮举。许多年来，这场由马仲英（也称“尕司令”）领导的起义始终得不到公正的评价，不是说“回汉仇杀”，就是说“军阀争夺地盘的混战”。其实，河州事变的目的是反抗当时的统治者，它不但是回族现代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保安、撒拉、东乡等族现代史上闪光的篇章，因为这些民族都投入了这场起义。

1927年，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北伐战争和大革命失败。从此，旧军阀刘郁芬又挂起了“国民军”的新招牌，在甘肃省各地拉夫抓兵、派粮派款，大肆向人民掠夺。刘郁芬派自己的亲信赵席聘（十七师师长）为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在河州一方面加紧派粮派款，抓兵拉夫；另一方面纵容部下士兵，在回民饭馆吃猪肉，殴打回民群众，甚至强迫回民吃猪肉。他们的这一切罪恶行径，很快激起河州各族穆斯林的极大愤慨。当时，虽然穆斯林内部的教派之争正在激化，但出于民族压迫而很快联合起来。在民族尊严受到凌辱的时候，他们在“天下穆斯林一家人”的口号下，形成了牢不可破、坚如磐石的力量。到1928年初，河州地区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穆斯林群众从要求减免租税开始，逐步对统治者采取了反抗的行动。赵席聘自恃有刘郁芬作后盾，一意孤行，电告刘郁芬说：“回民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违抗捐税，图谋造反。”刘郁芬接电报后大为震怒，说：“好！我这次叫他们三百年、六百年都反不起来。”刘郁芬怀着民族屠杀的凶狠心情，一面电令赵席聘对违抗不交捐税者都以军法论处；一面将前来省府请愿的穆斯林代表枪杀。刘郁芬、赵席聘的血腥镇压，犹如火上浇油，更激起河州穆斯林的愤怒。

在刘郁芬、赵席聘任意屠杀河州穆斯林的时候，任职于宁海军的（代）营长的回族青年马仲英，于1928年3月初离开青海直奔河州。最初，他只有七个人、七支枪，他们经过循化捣毁了县衙，夺下了警察的几支枪，到临夏县的乌龙沟又搞了国民军在循化的一部分军装。这支起义部队很快聚集起一万余人。马仲英明确提出的主张是“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的办事员”。3月下旬，马仲英的起义队伍首次围住了河州城，与守军展开了浴血搏斗。

对马仲英的起义，青海的回民统治者先观望后镇压，马仲英便同他们断绝了关系，并将原来和马步芳同辈排名的“马步英”改为马仲英，其弟改名为马仲杰。当时马仲英提出：“国民军到了我们甘肃以后，要粮要款，还要抓兵，逼得我们无法生活。现在我们只有决心把国民军赶出去，才能过幸福的日子。”他还规定了“不准抢劫回汉百姓的财物；不准杀人，如有杀一回民百姓者，本人抵命；杀一汉民百姓者，两人抵命”的严明纪律。马仲英对执行这些规定是十分严格的，如一回民部下叫马舍力夫，抢了汉民的财物，查获后立即枪毙。马仲英部队到临夏时，有个士兵的马肚带断了，他到店铺拿了一点土布，恰好被执法队看见就地枪毙。马仲英经常和士兵同吃住，因此国民党有些报刊宣传马仲英“勾结共党，破坏西北国防”。可见马仲英起事的结果，直接威胁着反动统治者对西北的控制。信仰伊斯兰教的保安族，从始至终地参加了马仲英领导的起义。因为刘郁芬、赵席聘的屠杀政策，不光激怒了河州的回民群众，也同样激起河州地区保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的反抗情绪。当时信仰伊斯兰教者统统被称为回回，或东乡回、保安回，所以赵席聘也不管回族、保安族、东乡族，凡是穆斯林都统统列为屠杀对象。他们的屠杀政策，成了各族穆斯林联合反抗的催化剂。正因如此，马仲英从青海起事后，保安人和其他穆斯林纷纷响应，使马仲英队伍形成为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参加的穆斯林联合体。

保安族居住的积石山地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个灾难区。统治西北40年的马步芳以及马占鳌家族世居于此，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是穆斯林而对其他穆斯林有所宽大，对汉、回、保安、东乡等族一样的对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违者一律杀头。保安人民在马步芳的统治下，受压迫最深，受剥削最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和参与了同国民党统治者的斗争。

1930年，“八大家”地主企图把流经高李村前的刘集河堵塞，禁止高李村等村保安人灌溉。这一霸道行动，惹怒了高李村的保安人，他们联合了邻村的回族、撒拉族人民，拿起了刀枪与“八大家”地主势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痛打了前来堵水的地主狗腿子，夺回了灌溉权利，获得了斗争的胜利。1947年保安人民又与“八大家”地主为灌溉问题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八大家”地主派400多人到甘河滩村破坏水渠，践踏庄稼，企图挑起武斗，但全村男女老幼手持刀枪，齐心对抗，在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保安人民面前，地主走狗仓皇逃命，这次斗争保住了水渠，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保安三庄”之一的大墩村，紧靠着巍峨的积石山，山脚下是天然的白杨树、桦树、松树林带，“八大家”地主早已垂涎这一片林地。1934年，“八大家”把许多牲畜赶到这片林地，践踏破坏树林，大墩村的保安族群众立即组织起来，痛打了狗腿子，并把“八大家”的7头牛拉到村子的一片树林里宰了。这下可气坏了“八大家”地主，以100元的贿赂买动了县衙门，县府就把林地所有权判给了“八大家”。大敦村的保安族群众不服这一判决，全村老少步行80公里，前往河州县府请愿，表示县府不撤回原判决不罢休，最后终于夺回了林地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