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义学
地方儒士对教育的重视，还表现在义学、社学的兴建上，如鄞县应本仁，曾“规建义庄，创屋舍五十余间，割慈溪腴田五百余亩，收其岁入以济亲族里、党之贫乏与婚姻丧葬之不能举者。又即其中为义塾，延名师以训导亲族、里党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时其出纳，定其条约，使后裔世守之”[47]。鄞县陈氏义塾，自宋明道、景佑间创建，子孙“垂三百年世守不堕”[48]。至大二年(1309年)，邑士童金创立义学，拨田养士，其子童桂添拨山田以赡学。后至元二年(1336年)，都省准设，立额为杜洲书院[49]。四明石隐先生袁琏，尝立义塾以
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笃学实践，乡人化之[50]。鄞县陆氏兄弟于天历二年(1329年)年建成东湖义学，延师教授乡里[51]。至正二年(1342年)，奉化州儒人余伯蠫与其兄伯璋将已产房屋一所凡一十间，地一十余亩以创社学，延师训诲子弟[52]。与官学和书院有所不同，属于私学的义学完全由个人经营，其教化的对象主要针对宗族和乡里子弟。义学在基层乡里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53]。
可以看到，在官学、书院、义学三个层面上，地方儒士都倾注了大量精力并积极投身其中。毕竟学校是儒士们究理探道、修习举业的场所，良好的学校条件是一种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作为一种物质载体，官学、书院与义学亦承载着儒士对儒家理想的期望与追求，兴举学校即是儒士继承和弘扬圣贤之学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地方儒士对于兴举教育者，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给予褒扬和赞许。正是在这种地方教育的兴举过程中，地方官员与儒士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合作关系。官员兴学，主要体现统治者重视文教之圣意，同时也是官员职司所在，更联系着考课政绩之要求，客观上需要有地方儒士的支持。当然，这里并非要排除一些具备儒学修养之官员对于教育本身的尊崇因素。地方儒士兴学助学，既能体现对儒学思想的躬行实践，同时亦能借助官府的力量来维护儒学的发展。某种程度上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官员与儒士双方的理想追求与现实期待借由兴举学校而联系起来。只有两者的互动关系处于一种良性状态中，地方教育才可能有较好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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