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鸡毛一样飞舞”的孟京辉

“像鸡毛一样飞舞”的孟京辉

孟京辉说话的样子像一个孩子,尤其是那圆圆的大眼睛不时地闪烁着戏剧的智慧的光芒。颇为得意的神采真是像极一个偷了苹果的孩子。他似乎有点像“暴发户”,也只是几年之间突然成了先锋戏剧运动的代言人。“先锋”这个词总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在这个个性化越来越浓的时代,谁都希望自己另类一点、各色一点,和牟森、林兆华等比起来,孟京辉要幸运得多,也能闹腾得多,所以他拥有了更多的成功。

问:跨过《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的新千年之后,最近有一些新的想法吗?

孟:最重要的是出了一本书:《先锋戏剧档案》。在这之后我觉得对我的创作应该有一个新的要求了,除了带着《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到北京、上海、都灵各地做了一次巡演外,也就没做什么。现在在家四处找钱,完成电影《爱情像鸡毛一样飞舞》,还有就是在构思两部话剧,每天很紧张又很悠闲。

问:可能现在是一个过渡阶段,去激发新的灵感。在你的新片中,几乎还是你的原班人马,包括廖一梅、陈建斌等。

孟:现在基本上是待着,明年也许会多做一些事情。现在主要在思考下面的路怎样走,怎样表达得充分,让更多的人能参加到戏剧这个行当里来,到“戏剧运动”里来。

问:那你就是“戏剧运动”的发起人了。

孟:文化太大了一些,我们谈不上。希望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创作一批作品,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对原创的东西感兴趣。电影其实就比较强调原创性,但是戏剧则更愿意改莎士比亚、曹禺、老舍等一些经典的作品,也就是旧瓶换新酒,但是我又在想能不能新瓶装新酒。

问:你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了。

孟:对,这些年已经做了一些。但是,我还想再做一些,这也是我拍电影的一个初衷,在这个时代下能够充分表达自己,能把自己的想法充分展现出来。

问:相对而言,我不喜欢把你的这种现代戏剧归为先锋戏剧,先锋只是一种标志,和一些如《茶馆》、《冰糖葫芦》等传统话剧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你认为你概念中的话剧应该是什么样子?

孟:没什么样子。有些人为什么不看话剧,就是因为话剧和他们离得太远,要么曲高和寡,要么就是太假。所以新的话剧,要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你就首先要和人近;其次就是要真,要说生活中的事,别假惺惺地胡说八道。你得说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而话剧把这两个东西捡回来就是现代的了。

问:说实话,看《思凡》的时候,我觉得在故事层面的接受上没有太大障碍,尽管在三个故事的衔接上有些生硬,但有一种努力;而《我爱×××》就让我感到了一种无逻辑的烦躁,却又好像不是创作激情的喷薄。你究竟想表达什么?

孟:它有很多东西是非文学性的,而烦躁之后你也会感到一种执著,它从头到尾都是我爱、我爱,就这么执著、这么贫,演出效果非常好。

问:我看一个东西喜欢看它背后的东西,而这部戏我不是感受特别深地看到一些东西,也许这是我的欣赏习惯问题。

孟:我就是要破坏你的这种欣赏习惯。而我们最后要破坏的就是那些电视连续剧、春节联欢晚会等一些让人受够了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是很容易让人的思维格式化的,我就是要打破这些。现在看起来,那个作品是很极端的,是这十年非常特殊的一个演出,当时有很多笑声,到最后观众都疯了,受不了了。

问:是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还是受不了这部戏了?

孟:都有。他们被一种力量控制住了。这种力量来源于演员,也来源于对一种共同的东西的思考。这时剧场就像一个战场,观众都愤怒了。我爱、我爱,多枯燥呀,演员傻了,观众也傻了。这就是原创,不是故事多精彩,不是细节多精妙,只要能开采出社会和时代的诗意,并让它们盎然,就够了。我比较满意我的两部作品,极端的《我爱×××》和轻松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问:你说想破坏一些东西,那你现在建立一些东西了吗?

孟:我也建立了一些东西,如舞台的视觉冲击力、假定性的想象力、语言的魅力,我现在已经把台词上升到一种语言的冲击力,语言的诗意、重复。

问:是什么契机使你接触到戏剧的?

孟:1983年的时候,我看了北京人艺的《推销员之死》,特别喜欢,然后就和戏剧结上缘了。

问:我记得你说过,你是一个同时具有大无产阶级情怀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这是不是和你受的教育有关?

孟:这和我受的教育和我的美学修养有关。我始终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知识这一方面我是有一些思考的,在我的作品中有一定的主观的想法。而且我主观上抛弃商业性,我认为商业性是一种堕落。再说我坚持做艺术,到最后也挺“商业”的。这两个“商业”是不同的。所谓的商业戏剧,是一些大资金、视觉冲击等一些感官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艺术是应该考虑氛围、心灵和脑子的,只要考虑了这些,你就不会认同那些所谓的商业戏剧了。

问:那这个视点是不是太高了?

孟:话剧就是一种高雅。

问:我觉得实验戏剧现在好像成为一种时尚,然而时尚的东西,它的生命力会令人怀疑的。

孟:成为时尚是观众的事。对创造者来说,生命力、想象力,对社会的敏感、对时代的把握,比什么都重要。实验戏剧是一种叫法,是一个姿态,是一种理想。

问: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你现在的这种表达方式,你的语言、你的歌曲、你的肢体语言等等。

孟:这可能跟我个人的美学经历有关。我1980年代初上大学的时候,接受的是西方的现代派,什么意识流、荒诞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把我都砸晕了。但同时在1980年代以前我受的是革命理想主义的教育,这样这两者在我身上都有痕迹,即跟人性有关的东西和跟社会性的东西交织在了一起。我能看革命题材的东西激动不已,但我也能看谁也看不懂的东西,还觉得特棒,这个东西形式感强,让你觉得艺术在你生活中的刺激,这就好玩了。

问:你觉得西方现代派的教育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孟:当时接受的教育虽然都是片段性的,但都是些经典的片段。我最喜欢卓别林,诗意、浪漫、俏皮、讽刺、滑稽,这些对我影响都很深;还有我对一些特别恶的东西也很感兴趣,像布努艾尔,他怎么能那样看待生活?这就比较刺激人了;还有就是布莱希特、梅耶荷德。当我把这些营养都吸收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把他们搅和成一锅粥,慢慢地这粥就好喝了。

问:那我觉得做粥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不太会做到做得很好。

孟:我还不是那样,我第一部作品就很牛逼。1990年的《送菜升降机》,当时只有三百多人看,但是很好,那是我们一帮人的集合。当时我是研究生,我比他们早点儿可以弄作品。当时施润玖弄灯光,张友代帮我画招贴、找配曲,张扬给我做音响,大家高兴死了,一起干,不容易。这就奠定了当时的很多合作是集体力量的结晶,所以我的第一部作品很不错。也有一些遗憾,《爱情蚂蚁》太小,技术上太精良了。但是整体上每部作品都不错,没有特差得让人恶心的。我们当时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创作起来了,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

问:在你的一些表述中,好像并不承认自己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格,而且你就是要打破一些东西,颠覆一些东西,那你觉得已经做到哪些了?

孟:我只是形成了一定的说话方式,但不是风格。我现在和我三年前说话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因为我的美学、我的教育背景、我的人际关系会影响我。

问:而你好像也不希望形成自己的风格。

孟:形成风格是成熟的标志。而且创作者自身如果也知道自己的风格,那么就比较好,这样就能很好地打破它。而我还不到时候,我就只能不断地变换自己。

问:你的话剧在精神上和这个时代还是比较接近的。

孟:创作是需要积累的。积累到一定的阶段,你就会有收获,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怕失败。你得乱试、闯荡、刨地,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成功了。

问:也就是说,你的性格使你的戏剧带有你的痕迹,或者你已经形成了一种孟京辉式的戏剧,但同时戏剧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你。

孟:戏剧是最早改变我的。我原来很害羞,但是后来和很多人接触会发现,你必须真诚地对待别人。而到最后,我发现我把戏剧的很多规则改变了,不再是老头老太太们制定的游戏规则,也不再是他们的画地为牢,就是话剧的献身精神没变。这是必须传承的,也是赖以生存的营养。这就够了。闹呗,人家说“做音乐、拍电影、搞戏剧”,戏剧是搞的,有搞头、有搞好,搞深、搞透,就得搞一搞。

孟京辉能在两年内连续抛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恋爱的犀牛》、《盗版浮士德》三部戏,而且每出戏都受到好评,这都是必然之事。即使现在是搞戏剧优而搞电影,还是本着一种去拯救电影的姿态。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拯救了中国戏剧,但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中国电影比起中国戏剧来说确实有些门道。

问:我觉得戏剧和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你这搞戏剧的现在去搞电影,中间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孟:我不觉得,电影直接就行了。电影和戏剧一样都需要新鲜血液。我原来是学中文的,是个业余搞话剧的,现在希望我是业余搞电影的。我只有站在业余的角度,才能有更多的敏锐保持清醒的感觉,避免自己掉进去。

问:谈谈你的新片,据说是一个关于城市爱情的荒诞喜剧?

孟:电影不能谈太多,还没拍完。是城市的、爱情的、荒诞的、诗意的、诗人的……两个相爱的都市人互相改变的故事。它的故事性不是很强,不好说,不是一个记流水账的故事,保留了一些演员即兴的东西。

问:回到戏剧,你觉得现在搞戏剧还是北京这块土壤比较好?

孟:在北京肯定比其他地方好。对于这些年商业因素的冲击,许多地方的思想观念变化很大,别的城市都没有戏剧了,但是北京就还保留了。为什么这么好呢?北京是个多元文化的聚集地,它有容纳百川的肚量,真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文化特点。

问:在你的戏剧中,有一种感觉,告诉大家生活是美好的,还是有期待的,但是,你也会告诉大家生活本身是残酷的。所以我们看戏的时候,会笑,但接着会变成一种麻木,一种没有释放的麻木。

孟:这是不一样的。廖一梅她悲剧的东西可能要多一些,她很悲观,而我是乐观的。这样两者之间就会有一些张力。我会把我的东西做到一种极致,但我会抓住这部作品所有的悲剧性,两者混杂在一起,叠加,最后会有一种隐隐作痛的疼的感觉。

问:从你的创作年表上看《秃头歌女》、《等待戈多》、《思凡》、《阿Q故事》、《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到《恋爱的犀牛》的原创、《盗版浮士德》的颠覆,尽管中间有些努力,但感觉好像一直笼罩在经典的光环下,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孟:原来是旧瓶装新酒,现在是新瓶装新酒。

问:这中间有一个过程?

孟:老做那种古典的西方话剧就发现,完全古典的东西好像能发现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它是一个磨刀石。要是一个戏剧导演没有导过莎士比亚,那么他就什么也不是,得一边站着去。只有你导过了,才能衡量你的技能如何,这部戏在现代社会的含量如何。为什么呢?因为戏剧是可重复的,词句就是重复、排练、交流,再改变,和电影不一样。所以排经典,一方面锻炼了自己,另一方面也展示了自己。但到头来最重要的还是原创性的东西。从《思凡》到《放下你的鞭子》、《沃依采克》、《我爱×××》就开始有所变化。前两部做了一些国内国外的嫁接,而《我爱×××》就比较狠了。

问:在《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中,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关于“屁”的顺口溜,怎么想到这么搞的台词?

孟:都是集体的智慧。这部戏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温文尔雅的东西,那就想到了“屁”。原来还想蹲着。观众不是来看戏吗?其实是来看“屁”。就是要告诉观众,你们的思想太小资了,太风花雪月了。我恶心恶心到最后,你能怎么样?然后我再给你讲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这也是一个简单的招数。

问:你靠戏剧过得滋润起来是什么时候?

孟:差不多1998年、1999年。其实不是物质方面,而是在精神上你可以无忧无虑地搞了。以前人们不理解实验戏剧,觉得是瞎胡闹;现在的人宽容多了,能够接受了。

问:当年《思凡》出来的时候,老一辈艺术家能够接受吗?

孟:挺好的。和反封建、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说的是年轻人别给自己规定一个框子。而像《阳台》,就有点乌七八糟的,完全是凭本能,这些老同志就真看不明白了。

问:一直听说,搞话剧很辛苦,你自己觉得呢?

孟:话剧其实没有搞别的辛苦。但是从观众层面来说,好不容易搞了一个话剧,看的人也不是很多,影响没有预想的大,从这一点上看,话剧有点辛苦。话剧曾经激动过很多人,但那是原来的话剧。而像样板戏什么的,又使很多人不再看话剧了,觉得烦了。这就是我不再说我是话剧,我是实验话剧,这样人们才来剧院。而且它的整个质感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

问:对于现在的话剧,你觉得有哪些问题?

孟:就是缺少创新,特别是一些经典。如果不创新就是对原作者的犯罪。时代发展了,那些经典也应该发展,你必须往前走,必须符合时代的精神力量。但是,现在很多话剧都缺少那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问:话剧虽然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毕竟是小范围,你觉得话剧还有希望?

孟:从全世界来说,除了好莱坞电影、百老汇戏剧,所有其他原创性的东西都在萎缩,但它(话剧)还是有希望的,它所急需的是更多的原创性,更多的当代精神。为什么在北京拍一部电影没人知道,而排一个话剧大家都知道。

问:因为它少?

孟:但同时就是拍电影越来越难了,而排话剧越来越容易了。在资本上,是300万对30万。同时话剧带动了文化事件,而电影还承担不起文化的职责,或者沦为市场的奴隶,或者称为评论家把玩的把戏,或者是政治的筹码,话剧还是有希望。

从异端另类到风行时尚,从默默无闻到市场突围,如今戏剧中的“先锋—前卫—实验”,已成为众多人心目中追逐的目标,也已经成为人们自我标榜的一种标志。不管怎么样,孟京辉改变了戏剧,也改变了人们对于戏剧的很多认识,尽管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改变是让我们离戏剧的本真远了还是近了。孟京辉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勇气,成为新时代戏剧的一面旗帜。

(文:丁玉兰、汪方华)

孟京辉,1982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 198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92年成为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

1991年在中央戏剧学院发起组织实验戏剧集体,举办“实验戏剧十五天”演出季。

1992年创立“穿帮剧团”,编导话剧《思凡双下山》。

1993年编剧、导演话剧《思凡》。

1994年参加第一届布鲁塞尔国际戏剧节,率《思凡》剧组赴日本参加Tiny Alice戏剧节、松本戏剧节、PAW国际戏剧节,编剧、导演、制作实验戏剧《我爱×××》。

1995年与歌德学院北京分院合作,根据德国剧作家乔治·毕希纳的作品改编并导演《放下你的鞭子/沃伊采克》。

1996年赴香港导演莎士比亚戏剧《第十二夜》,制作、导演根据鲁迅先生传世之作《阿Q正传》改编的话剧《阿Q同志》。

1997年导演音乐戏剧《爱情蚂蚁》(中央戏剧学院戏剧研究所演出)。

1998年导演话剧《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1999年导演小剧场戏剧《恋爱的犀牛》、话剧《盗版浮士德》。

2000年导演话剧《臭虫》。

2002年9月首部电影《像鸡毛一样飞》上映。

2005年导演话剧《琥珀》。

2006年导演话剧《镜花水月》。

2007年导演话剧《艳遇》、《两只狗的生活意见》。

2008年导演话剧《爱比死更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