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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夫子庙社区“异化”的机制

时间:2022-03-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其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社区商业化的运作。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在夫子庙社区,由企业、政府、社区居民和大众游者共同出演了一出商业化气氛的狂欢剧。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气氛和狂欢造成了夫子庙社区对于维护文化稳定性和保护环境的参与是零散的、非自觉的和被动的。
造成夫子庙社区“异化”的机制_城市角落与记忆Ⅱ———社会更替视角

三、从博弈到合谋:造成夫子庙社区“异化”的机制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夫子庙空间结构的异化和景观的商业化呢?我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由社区的开发者——企业——单独造成的,在此过程中,政府、社区居民和大众游者都促进了这一进程。

先来看看政府和企业。可以说,在社区的开发和再造过程中,企业和政府是一种利益博弈基础上的“合谋”关系。在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和企业都是单独的利益主体,这两个利益主体本来有着各自的目标和明确的社会分工。就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来说,它本来应该把经济资源的配置和经济增长任务主要交给企业和市场,而将提供公共物品,或管理社会事务变成其主要职能,并基于“公共权力”的性质和道德律令而对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视同仁,但是,基于追求GDP总量和税收财源的扩大、实现赶超、完成上级任务等诸多强大的压力,它仍然更加偏重于经济,把推动投资和增长作为首要任务,成为一种经济型或企业型的政府,并因此在现实中表现得更加亲近资本和商人,而远离一般的民众,并为了满足自己的以及前者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者的利益以及平等、正义等原则。而由于企业的运行和超额利润的获得也要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以权力为中心的“关系网”,两个原本独立的利益主体就结成了牢固的政商同盟

这样,政府和企业就走到了一起,形成经济上的合谋关系。那么,面对周围空间不断被殖民,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景观逐渐受到商业化的侵蚀,甚至是破坏,社区的居民是如何反应?

我们知道,在中国,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组织化程度都相对较低,作为个体(或几户)居民无力对抗强大的企业或政府,更不用说二者的合力了。虽然也有个别居民进行抵制,但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或者遭受压制、被迫接受现实,或者被“收买”。从另一方面来看,社区的商业开发也会为居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益。夫子庙社区的居民可以利用政府和企业开发当地旅游资源的机会,出售具有社区历史和文化符号的手工艺品、土特产品等。一旦受益,他们便会逐渐默许、认同及至参与到社区的商业文化开发中,这样,三者的共谋状态就形成了。当然,这种共谋是相对大众游者而言的。

大众游者同样促成了夫子庙社区的空间和景观的商业化进程。他们是通过“消费”活动参与进来的。事实上,来到这里的大众游者并不只是想看看(或者说欣赏、领略)文化历史景观,在消费主义的引导下——商家宣传、媒体的炒作等,刺激的是其消费欲望,购物消费倒成了他们来此的主要目的。其消费需求进一步促进了社区商业化的运作。当然,大众游者并不对社区的发展走向负责,他们只是游戏者、娱乐者、观光者、逃避者、解脱者,带上旅游者的面具,他们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行为而置后果于不顾。

总体来看,政府、企业、社区成员三者利益博弈,在旅游社区的规划上最具发言权的大多是由企业和政府来把持,而政府为了一定财政收入,往往会把规划及管理的权责转交给企业。众多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其实达成了一种合谋,这种合谋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所有参与主体都是旅游的利益相关者,他们都希望通过参与旅游社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大众游者通过消费进一步激发了上述为经济利益而合谋的动机,本身间接地成为历史文化异化的合谋者。在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在夫子庙社区,由企业、政府、社区居民和大众游者共同出演了一出商业化气氛的狂欢剧。应该明确的是,这种气氛和狂欢造成了夫子庙社区对于维护文化稳定性和保护环境的参与是零散的、非自觉的和被动的。

根据夫子庙社区目前的规划,以及一系列新的文化景观的出现,原有的那个灵动的历史文化空间已不复存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商业消费文化的进一步升级,可以预测,夫子庙社区的旅游资源会更加脆弱,历史文化极易发生异化,污染问题可能会更趋严重(如流经该社区秦淮河段的污染问题等)。那么夫子庙社区的历史文化记忆将如何存续?社区各方参与者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实现夫子庙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点评】

城市历史空间的文化传承与延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一种社会的过程。空间的生产与更新,都离不开社会历史条件与背景。空间的变迁也是一个权力博弈的过程,在博弈的过程中将决定着文化传承的质量与数量。夫子庙历史文化空间作为南京市的一大标志性的历史文化载体,因其本身的文化意象功能而获取了更多的自我博弈的力量,因此得以有了一个比较丰富的延续。本文作者通过夫子庙这一历史文化空间的各种文化载体,包括建筑、景观、仪式、商业、旅游等各方面的描绘,给出了一幅历史文化空间的传承地图。同时也为我们理解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了一个形象的案例。

读者感言】

【注释】

(1)本文作者:陆丽娜,南京大学。

(2)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都市与文化丛刊》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30-240

(3)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史林,2006(6)。类似的研究可参见苏智良等人对上海城隍庙社区的研究,他们认为从晚清到民国,源于传统的上海城隍信仰,随着其与近代化过程中的城隍庙社区的互动,其信仰、仪式等同一象征点——城隍庙,使整个社区呈现一种空间性的整合,最终成为具有传统气质的以信仰为内核,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活动空间。苏智良.庙、信仰与社区——从城隍信仰看近代上海城隍庙社区.社会科学,2007(1)

(4)吴福林.夫子庙史话.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

(5)陈蕴茜,刘炜.秦淮空间重构中的国家权力与大众文化.史林,2006(6)

(6)既然有众多学子读书、举子考试,旅馆、茶舍、书肆文具、古玩等业在夫子庙地区繁盛开来。祭孔时节也有一些商贾汇入其中。

(7)作者所指的是原来在露天的寺庙广场上举行的活动改为在室内举行。

(8)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册).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31

(9)赖美琴.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燕山大学学报,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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