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方法论的革命

二、社会调查方法论的革命

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崭新的无产阶级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不仅完成了社会科学上的伟大革命变革，而且实现了社会调查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

这种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一种崭新世界观的提出。他们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找到了物质生活条件这一决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从而为我们正确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提供了一把钥匙。恩格斯指出:“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10]以往的一些学者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这一条重要规律，所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感到迷惑不解，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至多只能对社会现象作一些片断的描述。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群众的观点等等，还为我们的社会调查提供了最基本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更是社会调查实践的典范。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注意社会调查。1842年他任《莱茵报》主编时，实地考察了摩塞尔地区农民状况，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护》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揭露了普鲁士政府压迫人民的真相，猛烈抨击了普鲁士的社会制度。

1843年10月至1845年2月间马克思在法国巴黎生活了15个月。当时，巴黎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巴黎期间，“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11]，不仅与许多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经常见面，“整夜整夜地辩论”^[12]，而且还经常到“咖啡馆和其他许多地方去和工人们交谈”^[13]。这些调查研究活动，使得当时还带有黑格尔主义印记的马克思产生了新的世界观。

1845年7—8月，马克思在恩格斯的陪同下到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去直接考察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因为有恩格斯的帮助，他扩大了同工人的接触，深入研究了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以及英国人思维的民族特点”。^[14]

1849年8月，马克思到伦敦定居以后，就以他的全部精力从事他一生中最宏伟的工程——从历史和现状两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研究。马克思认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15]为了“充分地占有材料”，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多年在大英图书馆收集和研究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以及工厂视察员写的大量调查报告，最终写成了不朽名著《资本论》。

马克思不仅自己重视社会调查，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力提倡社会调查。1866年，他为工人阶级状况调查提出了最初的调查提纲——《普遍的劳动统计大纲》，并在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建议中指出:“常务委员会建议代表大会按下列调查大纲对工人阶级状况进行调查:

a.行业名称。

b.从业工人的年龄和性别。

c.从业工人的人数。

d.雇佣的条件和工资:……。

e.工厂中工作日的长短:……。

f.吃饭的时间和对工人的态度。

g.劳动场所的情况和劳动条件:……。

h.工种。

i.劳动对身体的影响。

j.道德状况。教育。

k.生产情况……等等。”^[16]

1872年底，马克思在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草案”时又提出“每个地方支部内均应设一专门的统计委员会”，并“建议所有支部对统计委员会书记均支付薪金”。要求协会在各国的分部能同时在同一思想指导下，按照统一设计的调查大纲进行社会情况调查。^[17]

1880年4月，即在马克思逝世前三年，他还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亲自编写了著名的《工人调查表》^[18]。该调查表分四部分共近100个问题，是马克思所设计的最完整的、最有代表性的一份调查提纲。这份调查表的发表不仅为工人生活状况调查提供了一个依据，而且对于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引导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一生中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1839年，19岁的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在这篇文章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清晰地描述了宗教神秘主义在乌培河谷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愤怒地谴责了虔诚主义的反理性性质和资产阶级的残酷行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恩格斯的第一篇调查报告。

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的曼彻斯特生活了21个月。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到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参观访问。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19]。通过社会调查，年仅25岁的恩格斯写出了长达22万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845年）。这不仅是他的第一部专著，也是他的最有代表性的社会调查研究文献。40年后，恩格斯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20]这说明，在曼彻斯特的实地调查，对恩格斯崭新世界观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恩格斯所使用的调查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观察法。

1844年8、9月间，他和马克思在巴黎会见以后，两人多次在一起进行社会调查。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在马克思的帮助下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以后马克思又在恩格斯的陪同下，到英国的伦敦、曼彻斯特直接考察英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这说明，共同进行社会调查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晚年，恩格斯仍然十分重视社会调查。他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不仅分析和借鉴了摩尔根的调查材料，而且补充了他自己掌握的许多材料。

总之，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色的社会调查实践和艰苦卓绝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实现了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为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