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人的解放”显著特点亦行亦知与人性寄托

2-2.25年“人的解放”显著特点/亦行亦知与人性寄托

现在，让我们把“六群体”放到“改革图”中看。

从社会心理分析角度看“改革图”中的“六群体”发展，有两个构成要素是不可缺的，一是25年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向前发展和巨大进步，二是“六群体”的角色活动，而从“事情是由人做的”观点看，这两种发展要素是通过“人”实现的。由此，在笔者看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以下简称“三中全会讲话”）及其在实践上产生的社会效应，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解放”，而“南巡讲话”则是在实践验证基础上推进的更深层的“人的解放”。在中国，这个“人的解放”，是在把全党工作重点急转直下、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晴朗气候”下出现的，这在当时显得是那么广泛而又迫切，当时，上自高级干部下至普通百姓，其间更有毛泽东称谓的“梁上君子”知识分子，都被捆在“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绳索上。要知道，“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行为准则在当时是带有相当深不可测的隐秘性的，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百姓对其真面目的解读与认知，并非一蹴而就于“笔墨”，不那么容易。因此，我们看到，由“三中全会讲话”创生出来的这个“人的解放”，也就自然而然具有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少特点。就特点而言，在笔者视野里，其中有两点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这两点，在当时是带上了中国人特有而又十分宝贵的显著特点的。

一是先行而后知、亦行亦知的特点。先是在行动上“做起来再说”的“行为解放”，之后才有“观念更新”之类“头脑解放”。这个“行为解放”包括人口迁徙和职业流动，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且迅速形成“气候”的出国留学、下海经商、外出打工等“自由”现象，二十余年延续下来，则是书中为其申张的“六群体”之成型和登场。

行动起来、走南闯北，是为了什么呢？看起来是为了“赚钱”，但在广阔的意义上，是在创造新型的“劳动者”。闯到一个新的生活领域，没有什么人敢偷懒、敢无知、敢任性、敢目中无人，相反，人人必须吃苦、必须勤劳、必须学习、必须自律、必须“入乡随俗”；这一点，即使在出国留学或出国打工者那里，也是一样的，甚至应该说是更突出更严峻的。回眸25年，活跃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六群体”功绩，令人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创生出来的这种从群体性迁徙到重新定位、到艰难困苦、到创造新生的“流浪式”职业经历和人生体验，是劳动者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资源。

所以，改革开放一开始，被解放了的广大的人们，基本上是在还没有来得及反思的情况下先行动了起来，真是一簇簇、一片片“先行而后知、亦行亦知”的创造景象，这向我们揭示出，中国人不仅是个勤劳、吃苦的民族，而且是有悟性、有灵气的民族。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人的解放”特点，从另一层面看，则是政策上的“人性寄托”或“天命寄托”，我把这一点简言为“寄托”。此点更多是指邓小平决策所产生的中国改革开放式“人的解放”。

这要从邓小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启动的决策起点说起。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话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有个不可不言及的起点，就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的同时，又面对着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重心转移和历史遗留即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解决高级干部功过是非问题，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问题，解决与否、如何解决都关涉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邓小平讲话提出“向前看”，他说，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又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这在当时，人们对由于阶级斗争而造成的遗留问题，不仅是关心，而且是敏感，因为，上面有干部功过是非问题，下面还有民众由于分派而造成的隔阂尚未消除，存在闹别扭、心里过不来的问题。可是，“向前看”这个说法，在当时百业待兴的情况下全国上下比较容易转换成一种中性态度，一种“大度”，一种“涵养”，一种遵从，易于化解怨气。“向前看”在实际上保护了不同派别的大多数，保护了中国人和睦相处的社会气氛，也保护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

邓小平的聪明和才智，表现出他对中国历史、对执政党经验，对干部经历的深切思量和大彻大悟，他1984年1月24日—2月10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和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都是他的“悟道”现场。邓小平一方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全面“松绑”，一方面“向前看”，安定团结，全面“安抚”，使一个若大的国家、众多的人口、古老的民族，比较平安地摆脱了全党全国几近悬崖的艰难困境，基本按部就班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南巡讲话”说，1981、1982、1983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1984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1989年开始治理整顿；“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足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全面改革又是千辛万苦，没有解放思想和向前看的勇气与气魄，是难有驾驭改革的精神支撑的。“南巡讲话”用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经验，回答了长久以来让人们感到困扰、受到束缚的种种重大问题，之后的十年中国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现在，中国终于可以宣告，中国已经跨越温饱和总体小康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

现在看得比较清楚，邓小平当初决定的“向前看”，换来25年基本安邦定国，国泰民安，是有多么宝贵。邓小平不是“神”，却是民族智慧的代表。困境在即，全党全国“向前看”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寄托的民族。这种“向前看”是潜于民族救亡责任的一种意识显现，是有文化根源的，因而，我觉知到，邓小平“向前看”决策下的“人的解放”，是一种对“人性”、对“天命”的寄托，或叫“人性寄托”、“天命寄托”，是对“人性”与“天命”祖训的天然性恪守，“人性”与“天命”之不可违抗、必予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