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的中欧关系：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
吴白乙
一国的对外关系是在国家利益驱动下“由政府政策制定者所选择的国外介入范围以及目标、战略、手段的综合”。[1]由于国家利益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动态中，国与国之间的接触与诉求就成为必然，就会产生实现自身利益的政策行为。[2]换言之，外交是一国内政的延伸，它与国家政治的其他部分有机结合、互相呼应。随着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外交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力量来源，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处于满足其他部分要求保障、服务的压力之下。
考察近15年来中国与欧洲的互动关系，看不到中欧各自的内部变化对其外交政策独立性的巨大促进作用，就不能解释双方在后“冷战”时代复杂多舛的国际环境下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真实含义，也无法充分预见到中欧关系未来的潜力及其对世界新秩序所可能产生的塑造效应。本文从“向内看”（Inward-looking）的视角来梳理中欧关系的来龙去脉，将中国和欧洲作为后“冷战”国际体系中的自变项加以考察，从中寻找双方相互接近的动力来源。[3]
一、中国和欧洲的自我转变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变化幅度最大、最深刻的历史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间。这个历史性跨越阶段恰与“冷战”结束、全球经济迅猛扩张以及国际关系急剧调整，出现多极化迹象等一系列外部体系的重大变动相重叠，意味着中国的内生变量与世界的外生变量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揭示了中国外交转变的必然趋势。
很明显，由于近十多年来国内发展加快和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外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加大，对外经济关系已经上升为历届中国领导人持续关注的主要议程之一。[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高层决策者就明确认识到“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关键的因素”。[5]利益观念的变动带来安全目标排序的调整，中国国家安全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已发生质的转变。[6]此外，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增多，内外利益的界限日益模糊。新的社会构造既为外交提供了深厚的民意根源和多种需求，也潜含着“日益增大的民众制约和社会心理否决的可能”。[7]这些因素决定了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在嬗变中的基本取向。
关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相对弱势的一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与其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敏锐地注意到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些新趋势和新特点。他要求新一代领导人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两大问题”的基本判断，稳住阵脚，利用多极化发展的矛盾和有利条件调整外交政策，“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8]此后中国历届领导集体冷静地把握这一基本判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即使“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行径和强权政治态势上升，大搞军事上的单边主义，甚至当美国直接针对中国的制裁、拦截商船、轰炸使馆、撞机人亡等危机出现之时，中国的决策者也没有改变“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的看法，而是准确地把美国的具体霸权行径与其在全球维持和平的基本政策加以区别，坚持不搞对抗，不集中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9]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21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新判断。这一判断为制定中国在新世纪更加“温和与务实的”国际战略提供了理论出发点，它既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继续以国内建设为要务的强烈意愿，也暗含着可以在继续上升和发展中“避免同美国或其他大国战略对抗”的预期与判断。[10]对外部环境的较为乐观的判断也使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对待国际问题更多地趋向建设性的合作态度，在处理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上强调互信互补的伙伴性质，主张“睦邻、安邻、富邻和强邻”的新思维。2002年以后，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通过融入国际体系获得发展，但不借助军事力量膨胀和武力扩张的兴盛模式，以有别于历史上的苏联、日本和德国道路。[11]尽管其理论化过程还在发展，却已反映出中国战略文化在时势作用下正在寻求深层次创新的重要动态。
关于新的国际安全观中国的国际安全观念是与后“冷战”时代国家安全国际化程度上升的现实相应而生的。首先，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影响一国安全的要素呈多样化和综合化趋势。其次，安全的关联性增强。在开放的环境下，一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影响，一些源自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国内。反之，一国的发展与稳定与否也对其外部体系产生影响。再次，安全的主体与客体亦呈多元化趋势，安全的关注者和威胁的来源都在增多，不再局限于以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安全范畴。最后，由于上述特点，实现安全的手段从单纯以军事方式向运用所有资源合力，并通过国际合作转变。一国的外部安全问题往往难以有其单独的政策而获得完满和持久的解决。[12]鉴此，中国领导人逐渐确立起以国际合作为中心的新安全观。1999年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联合国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首次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安全观。2002年7月31日，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第一次发表系统阐述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指出：“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13]新的国际安全观秉承了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传统，更鲜明地强调当代安全的相互依存性质，倡导积极营造集体安全的途径。它呼应了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客观需求，也丰富了新时期国际行为准则的内容。
关于国际组织和多边合作中国对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的认识是随着国际形势及自身需求的变化而发展的。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多元结构逐渐形成，民主化的势头获得一定的增强，全球性的安全与治理日益紧迫。同时，中国快速的跨越式发展正在使其利益日趋复杂，利益边际一再外延，与各种国际机制和多边框架的联系、交集大大增多。因此，中国与国际和地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这十余年间实现了阶段式的转变。
首先，中国对于国际机制性质和作用逐渐有了积极的看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灵活立场。以联合国及其维和行动为例，中国的参与程度明显加深。除派出军事观察员、工程部队或民事警察到世界各热点地区之外，中国对维和行动经费乃至联合国本身的经费分摊比例也逐步增大。2001～2003年，中国对联合国正常经费的分摊份额已上升为1.541%、1.545%和1.532%，此后将达到1.91%。[14]此外，到1996年，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体系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参加国际公约的数量也从1979年的34个增加到2002年的220个。[15]2001年1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一员，正式参与全球范围的多边经济外交。
其次，中国对区域和跨区域性的多边合作突破了固有的保守心态和偏于双边外交的传统，逐步由被动应对向主动进取转变。在整个后“冷战”时期，中国参与、倡导和协调周边、近邻和跨区域性合作的外交活动空前增加，并且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外交的空间，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大国地位。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本地区的多边外交中崭露头角，与东盟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步步深入，先后与东盟签署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和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协议；与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同创立了上海5国合作机制，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以安全合作为主旨的区域性多边合作组织；先后促成了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多轮多方会谈机制，为保持朝鲜半岛的稳定和东北亚的和平作出了突出贡献。此外，中国还在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经济合作论坛及其他区域、跨区域的多边机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同77国集团、南亚国家合作组织、安第斯国家集团和南美合作组织不断拓展合作关系，还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这些事件使得中国外交更加丰富多彩，进一步走向世界。[16]
最后，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政府试图实现“国家地位与民众利益的提升有机融合”，“民本外交”正成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17]官方因之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及各类国际论坛趋于包容，民众参与此类非官方多边外交活动较前有了长足的进步。1977年，中国加入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数目只有71个，到1996年已增至1079个。[18]未来中国将更加强调和谐社会的建设，公民行为及其权利势必越来越多地浮上外交政策的层面，它们既是国家外交的合法资源之一，也会对政府的对外决策产生日益增多的影响。虽然目前中国在非政府外交领域还显稚嫩和谨慎，但在上述趋势之下，其非官方多边外交最终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于大国外交及全方位互利合作伙伴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最具风采的部分是实施面向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过程。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先后同俄罗斯、法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美国和欧盟建立了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关系，由此“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逐步降至次要地位，力争与世界诸大国的妥协与合作则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19]这一重大政策调整还体现在与发达国家俱乐部——八国集团的建设性接触中，体现在中国在联合国议案表决权的具体使用上。[20]它透视出中国外交在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现实中越来越成熟灵活，其原则主张在价值观上更具兼容性，进而获得了“对其他行为体和整个环境的吸引力”。[21]
在调整与大国关系的同时，中国还重视与其他发达国家、原苏东国家、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巩固各种富有实质和活力的合作关系，增加双方的经济互补与政治互信，谋求共同发展和全球的战略稳定。中国外交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全方位、多领域地同步拓展，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及全球的各个角落。
如果人们把后“冷战”时代中国的转变称为“崛起”现象的话，那么欧洲联盟的发展和扩大就如同新时期国际关系的一个“引人入胜的实验场”。[22]它集中了原有的地缘结构下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所有政治问题，又代表了超国家性的欧共体一系列制度的创新。欧盟的发展变化是“冷战”格局解构的直接后果，同时它也对后冷战时代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60年前，欧洲一体化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稳定西欧的政治需要。按照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解释，这一政治需要具有三重含义：对各国而言，只有建立更大的经济空间才能获得急需的资源，迅速发展生产力，从战争重创下恢复经济；对地区安全而言，只有通过资源共享的多边框架才能长期控制德国，解决本地区长治久安的问题；在全球意义上，战后欧洲被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瓜分，欧洲的民族国家只有依靠从经济到政治的联合，才能保持基本的独立与尊严。[23]此后60年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艰难曲折，先后经过五次扩大，发展到今天拥有25个成员国，4.5亿人口，面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生产总值约为10万亿美元的地区集团。在长期的一体化实践中，欧洲人逐渐形成了诸多富有地区特色的统一立场和政策，特别是随着1993年11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区内的趋同势头加速扩展到外交、安全和内务、司法等“高政治”领域。欧共体、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内政合作三大支柱的形成，是欧洲国家不断求同存异、相互妥协的结果。它们突破了古典的主权观念及国际关系一般规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评估欧洲一体化的成果时，人们往往重视其物质力量的增长或有形的制度安排，却容易忽略长久以来欧洲观念幽然大成的事实。比较对国际政治等级构造的现实主义分析方法，英国学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对后冷战时期国家的分类方法更具深意，更能体现融合一体的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库珀认为，现有的国家分别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状态下。所谓“前现代国家”是指陷于霍布斯式的“失范无序，人人为敌”自然状态中的国家；“现代国家”遵从国家至上理念，在国际政治中不择手段地追求单方面的利益最大化；而“后现代国家”则超越以武力维系安全的传统，代之以内外道德统一的普适意识，寻求国家之间在安全上相互依存，开放透明，通过协商解决争端。欧盟正代表了这种基于自愿原则而自然扩展的合作模式，“最好地适应了后现代国家已经发生变化的实质”，因而是目前最为成熟的后现代形态（相形之下，中国还明显地处于民族国家的范式，而美国则因并不总是接受相互依存与制约的必要性而“难以定论”）。[24]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之所以在欧洲大行其道，当因“冷战”意识形态的藩篱被拆除得最彻底（主要是以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完全“西化”为主），同时也与源于康德而繁荣于后来的和平主义思想及实践有着特殊的联系。在欧洲一体化的全过程里，人们不难发现妥协精神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民主而非强迫、谈判而非武力、由易到难、通过强化经济联系走向政治和解与联合等方法不仅促成了最初的“法德接近”，而且逐渐扩大为后来欧洲联合的基本模式。欧洲人在不断向外部推广这一模式的历史动态中积聚了力量，获得了认可，成功地化外为内，建构了至今外人难以明了的“合作性帝国”的庞杂体系。[25]无论欧洲经验是否可以被移植到未来全球其他地区的治理中，其和平与发展的基本性质应该得到认同，它对于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引领作用需得到高度重视与研究。
治理的转变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发展千头万绪，跌宕起伏，归根结底是走向一体化的过程。然而，一体化并非简单的超国家联邦主义安排，也不是多个主权国家的传统式结盟。欧洲的融合是多元利益共同构造与扩张的需要，而引导融合的则是（至少在精英层面的）对欧洲化[26]始终不渝的认知，对通过超越国家的制度力量来强化包括国家在内的多层治理的坚定追求。可以说，从一体化初始至今，多层治理一直由共同体、成员国政府和政府之外各种行为体（专家、利益集团及专业官员）三种机制合力而为，而通过一步步地强化共同治理体系，欧洲内部的统一意志及对外集体决策程度又相应得到提高。诚如著名的欧盟问题专家贝娅特·科勒-科赫所指出的那样，“治理的本质特征就是有意识地确定并努力实现一个政治目标，并确保行为者的行为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27]
“冷战”结束既给欧洲的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环境，也产生了后续的压力。从1989年东欧剧变，1990年海湾危机、德国统一，到1991年南斯拉夫危机和苏联解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波黑冲突和科索沃危机，再到新世纪以来“9·11”恐怖主义袭击及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对伊战争等，接连发生在世界和欧洲地区的重大事件大大超出了欧盟的承受能力。因此，尽管1992年以后通过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了欧共体、内务司法合作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为欧盟的三大政策支柱，但事实表明欧洲人意欲强化的政治与安全上的联合行动却往往起伏不定，“每当成员国能坚定地、自始至终地站在一起时，欧共体和欧盟就能对外产生重大影响力；反之，如果说成员国之间无法形成一致意见，那么就谈不上有什么共同对外政策和行动的输出，集体的影响力当然也就发挥不出来”。[28]不过，透过曲折复杂的动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后“冷战”时期中，欧盟机制将各成员国（甚至申请入盟的准成员国）在政策上铰合的程度无疑在加深，后者做出主权让渡的速度在加快，领域愈显宽泛。现在，“即使像健康、教育、防务和社会福利这样的政策领域，欧盟也都有限地介入，欧盟不介入的政策领域实际上仅剩下住房和公民自由这样的政策类型”。[29]因此，除了在外交和安全领域似是而非的一体化之外，经济、内务和司法等两大支柱的同化程度明显较高。各个成员国似乎并未因某一政策的成败而影响对一体化的执著和参与，相反，它们更加重视相互协调并以此作为继续参与一体化的必然途径。换句话说，欧洲人已经用各自的理解和实践筑就了一项基本的政治共识：因其单体力量的局限，既要利用共同体这个政策工具完成自身难以完成的利益目的，又要通过集体的力量来控制共同体这个工具。所以，他们只能通过外人难以理解的复合式决策结构进行集体的权力游戏，在集体的妥协甚至失败中保证公平，实现个体的利益，确保个体的安全。
政府间主义与国内政治影响欧洲国家的后现代式融合毕竟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政治实践，展现了国家和超国家制度的改良与结合，而始终引导这场渐进革命就是分散权力、开放运作和多种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思想。但是，欧盟的历史证明，一体化的基本过程是以国家为中心继而弥散到欧洲社会的，融合并未挑战民族国家的自主，而超越国家的恰恰是国家本来就不具备的功能。一方面，欧盟全面地渗透到成员国政策的各个领域，在决策过程中也通过欧盟委员会获得成员国的委托，从而使之丧失了动议权，只能在理事会讨论、决定委员会提议时保持相对权力；另一方面，国家对一体化的持续性承诺构成欧盟的合法性来源，并且“仍是一体化这种跨国决策中的主要代表”，联盟和各成员国内部社会上下两层完全独立于国家来操作跨国决策的可能性或者很低，或者根本不存在。[30]因此，欧盟虽在外人看来似是而非，充满悖论，但实际上却可以在政府间主义的核心推力下逶迤而行。1990年两德统一，前民主德国自然加入欧共体，以及1995年和2004年的两轮扩大都特别表明，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还主要是依赖成员国政府所给定的范围，在重大的国际谈判上，民族国家仍然是唯一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看，欧盟“本质上仍是政府间讨价还价的场所，是一种有效率、交易成本低的多边主义安排”。[31]
不过，虽然各国政府可以在对外关系上掌握关键控制力，并扮演国际行为的首要角色，但是国际政策不能孤立于一国的其他政策。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对政府的应变能力的要求是多重的、兼顾的。因此，政府又普遍而持续地面对来自内部社会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外部环境变动的冲击，充当着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守门员”。[32]由此又可以推断，各成员国国内政治变化和社会态度的浮动也会直接作用到成员国对一体化具体政策的取舍，进而影响欧盟在各重大领域的发展。这一点在后“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例证俯拾即是。比如1999年9月，丹麦和瑞典先后就是否加入欧元区举行全民共决，结果反对派分别以53%和56.1%的较大优势取胜。尽管瑞典、丹麦早已是欧元区经济趋同指标的达标国，但民意的消极态度竟成为两国政府最终无法逾越的法器，也使欧洲经货联盟体系至今难以完善。[33]再如2005年5月和6月，法国和荷兰的多数民众在全民公决中投票否决了《欧盟宪法条约》草案最终文本，随后中、东欧新入盟的波、捷等国民众对宪法的支持率也出现下滑。严峻的局势迫使欧盟不得不重新考虑批准程序，决定延长完成批准的最后期限。为此，原拟进行全民公决的丹麦、爱尔兰、捷克、瑞典、波兰、芬兰、葡萄牙等国家都推迟了公决，欧盟制宪遭受了重大挫折。
当然，民意及国内政治也并不总是对外交政策产生反面影响。在对伊战争问题上，欧洲各国民意总体上对政府的决策发生了积极的作用。无论是西班牙前首相阿斯纳尔在2004年大选中败北，新首相萨帕特罗随即宣布从伊拉克撤军并“重返欧洲的心脏”，还是最坚决支持美国的波兰宣布于2005年底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其背景都是国内大多数民众的强烈意愿。[34]另一方面，法、德等国领导人能够面对美国的压力将反战立场坚持到最后，从根本上说也更多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正因为顺应了本国大众的强烈呼声，虽然跨大西洋关系一度岌岌可危，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民众支持率反而大幅度上升。[35]
全球治理与欧洲模式的推进如前所述，一体化过程是一个相互趋同并一致对外的历史逻辑的演进，那么无论后来一体化怎样进展，它的对外维度始终存在并随之变动，形成了以欧共体/欧盟为核心的“结构性权力”[36]（structural power）。首先，作为由主权国家集合而成的区域体系，欧共体/欧盟并未超越由“一种历史规定的属于一个非常排他的政治俱乐部”的性质；[37]其次，动态的一体化具有不断产生的外延，而当外延被一体化的规则力量不断侵蚀、最终同化后，外方转为内属，又变成对新的“化外”力量；再次，当一体化作为一种区域治理的模式越来越被认可时，它就会对边际之外的其他地区产生间接的影响；最后，一体化所产生的共同利益要求其对外政策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共同体在国际舞台的协调行动理应增多，其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进而增强。虽然这样演绎一体化的轨迹有嫌理想化，但欧洲一体化的实践，特别是后“冷战”时期欧盟对外关系的强劲发展多少证实了这一点。
在长期建构的过程中，欧盟逐渐在世界上确立了自己“欧洲民事强权”（civilian power Europe）的地位。一方面，它“以经济力量见长而武装力量相对薄弱”。[38]在提供外援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是世界上头号供援者。全球所有发展援助的70%来自欧洲，欧洲人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的开支是美国人的三倍，支付给联合国的会费是美国人的两倍，欧盟成员国派出的维和军人比美国多十倍。而在军事上，美国的国防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欧洲则不到2%。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国防费增加30%，而欧盟及其25个成员国根本不可能同步增长。[39]另一方面，历久而蓄的价值和原则又形成了欧盟独特的“规范性权力”（normative power），通过《马约》、欧共体发展合作政策、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1993年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制定的入盟标准等各种正式文件对外昭示，试图“从规范层面上确定世界标准”。[40]在整个后“冷战”时期，欧盟注重制度力量的对外政策明显与美国追求单极领导、军事强势和自我安全的行为定式形成巨大反差，奠定了自己影响世界事务的基础。
总之，对中国和欧洲来说，后“冷战”时期的内外环境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发展变革的机遇，双方的行动既是根据自身廪赋和历史传统做出的，也有彼此间接影响和直接互动的缘故。比较明显的是在这个时期的初始，中欧对挑战与机遇的认识尚未稳定和深入，各自的探索缺乏相互关联，因而影响较弱且易呈负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双方对世界主要矛盾及彼此发展方式的认识加深，在自身转变的同时良性互动增加，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趋于一致。当然，由于分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不同阶段，中国和欧洲各自面临的内外挑战不尽相同，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处方也有所差别，从而构成了中欧关系的诸多不对称性。它们在为双方的接近和合作提供互补性动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结构性或功能性的问题。
二、中欧关系的基本动力及问题
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出现的重要变动使所有国际行为体做出适应性调整，而行为体自身的调整又以利用、扩展各自的比较优势与特性为途径，通过相互作用得到稳固，其最终成效则取决于客体（包括国际体系）对之接纳的程度。因此，中欧关系的动力学轨迹除了体系因素（已另文论述[41]）和自我转变之外，还有一个彼此对客观利益和主观理念求同存异的动态过程——双方往往是在某些不对称现实中发现对方的吸引力，产生同化或趋同的冲动，又在某些相对对称的情况下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国和欧洲正是在不断认知和克服不对称性挑战中相互接近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的。
（一）经济利益与市场占有
“冷战”结束之初，中欧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没有大的改观。欧洲忙于大欧洲的重建，一度将“中国摒于欧洲的核心日程之外”。[42]与此相关，同中国经济结构相似的中东欧国家在一段时间里还分流了西欧国家的贸易、直接投资和发展援助。[43]此外，20世纪90年代前期双方政治分歧一度十分严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中欧经济关系远不如各自同美国、日本的经济关系那样强劲有力，基本上处于二流地位。
中国和欧洲学者都承认，中欧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启动”，其主要动因是“欧盟出于自身战略需要和重大现实利益的考虑，开始改变它在此之前一直相对轻视亚洲与中国的政策”。1995年、1998年、2001年和2003年欧盟共发布四个对华政策文件，明确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资源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推进中国的改革与可持续发展，向良治、法治和公民社会顺利发展。[44]为此，欧盟对华发展援助由1991～1994年年均2000万欧元增加到1995～1999年年均7000万欧元。在欧盟对华直接投资的16，158个项目中，有55%的项目和76%的实际投资发生在1997～2004年间。2004年，随着欧盟的第五轮扩大，欧盟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贸易总量超过1500亿美元。[45]那么，除了政治上的战略目标以外，欧洲在华的具体经济利益是什么呢?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欧盟及其成员国参与全球性生产分工，依赖外部市场的程度大大加深。与此同时，欧、美、日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中国是国际公认的最具活力的市场和最安全的投资地之一，日本和美国凭借其传统便利已抢占先机，欧洲必须迎头赶上，否则既将失掉现实的商业利益，又会错过输出欧洲模式的良机，在中国复兴的过程中失去“欧洲的声音”。[46]
第二，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增长最快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经济影响愈加重要。无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及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走向，还是近年来国际能源、原料市场对中国需求的价格反应，都表明中国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有机部分。欧洲只有加大对华接触和规制力度，才能有效地减小自身的风险。
比较而言，中国对欧洲的诉求符合自身在贸易、投资、技术引进和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切实考虑，相对处于微观层面。这是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分不开的。
第一，扩大对欧贸易的互补性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加入国际生产加工链，为国内的就业、收入和社会福利保持可持续的外源条件，同时也有利于实现外部市场多元化，减少包括贸易制裁和地区性衰退在内的各种风险，增加自身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回旋余地。
第二，欧洲对华援助和投资具有针对性强、规模大、范围广、增长快、技术含量高等特点，较于其他发达国家投资更能满足中国经济向纵深发展的要求，具有明显的综合优势。[47]
第三，欧盟不断加深的内部市场一体化为中国建设符合自身实际的市场经济，克服地区、城乡等差别，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治理与权力分配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经验。
当然，用上述条块来解释中欧关系的经济动力不免有失简单，因为双方对不对称性（在许多情况下表现为互补性）的多重含义并不是轻易达到共识的，即便认识到了也不一定产生协调的行动，有时甚至会作出相反的、激烈的反应。1994年以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持续增加，中欧之间的贸易纠纷随之快速上升。在每年的欧盟反倾销调查中，被立案和调查的中国产品总数均居世界各国首位，广泛涉及五矿、化工、机电、纺织及农产品等门类。欧盟不断强化对华反倾销和技术壁垒清楚地表明其根深蒂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和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强势地位。
相形之下，中方的应对简单而非对称。无论由官方采取反制裁措施，还是让国有企业进行一次性对欧大宗采购都难以有效地击溃对方的多重攻势，还是事与愿违地强化了“中国政府依然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操盘手”的错误印象。欧洲人既占到了便宜，还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MES-Market Economy Status）。
（二）政治接近与多极化努力
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中欧政治关系完全从属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垒。在后“冷战”的最初阶段（1989～1994年），中欧双方在政治上的接近一度迟疑。[48]在中国，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模式的讨论一度演化成“姓‘社’还是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争，只是在邓小平的再次敦促下才再次明确了继续改革开放，与西方国家加快交流的方向。[49]相比之下，欧洲的犹豫似乎更持久，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欧洲全力进行后“冷战”政治重建，尚难以分出更多的精力打造与地理距离遥远的中国相关的全面政策；其次，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形成与欧盟的不断扩大同步进行，使这一时期欧盟对华政策相对滞后于成员国的对华关系；再次，欧盟对华政策受到来自美国、各成员国社会及欧洲议会的内外压力，六四事件、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等一再拖延其转变速度。
很明显，中欧政治关系在后“冷战”初期的动力多来自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关系。换句话说，中国是通过对各个欧盟成员的外交推动欧盟对华政策转变的。从1992年开始，中国抓住德国统一后西欧经济出现衰退，欧方强烈希望扩大对华经济合作的时机，启动对德、法等国的经济外交，并提出建立中欧政治共识的倡议。[50]与此同时，中方不失时机地与德、法等建立了双边“人权问题”政治对话机制，同意在“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讨论所谓中国的“人权状况”。这样看似被动的政治让步对改善中欧政治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方面，欧盟各成员国得以摆脱内部人权组织的压力，优先发展对华经济合作，进而使各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获得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欧盟对华政策在各成员国立场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其政治关切趋于实际和平衡。1996年以后，在法国等成员国的运作下，欧盟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度会议上批评中国的共同立场解体，不再针对中国提交共同议案，各成员国也不提交个别议案的新的共同立场。[51]
欧盟对华政策稳定成型是在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的增长，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和“一国两制”的平稳实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以及与美、俄建立建设性战略关系等一系列进步促使欧盟将中国视为现实而非潜在的战略伙伴。1995年的对华政策文件还一度认为欧中关系属于一项“长期战略”，然而仅仅不到30个月，日新月异的形势终于使欧洲人感受到通过“建立对华全面伙伴关系”让中国重视欧洲的地位和经验的紧迫性，从而提出了较之前一个文件更加宽泛、具体的合作建议，包括设立中欧就缅甸、印度支那、中亚相关问题开展对话、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的深度磋商、促进欧洲在华投资和提升欧元的作用、双方在律师、法官培训等方面的合作等。就连一向属于“硬伤”的人权问题，这份文件也采取了与中方观点更加接近的说法，称“经济繁荣以及社会、政治的长期稳定”与人权状况的改进是密不可分的。[52]欧洲人所显示出的积极态度很快就得到了中方的重视与响应。从1998年起，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定期的首脑会晤机制，至今已连续举行了8次。在2001年双方第四次首脑会晤期间，中欧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2003年9月，欧盟委员会发表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将其对华关系明确提升到战略合作的高度。同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对欧关系中的利益与目标。中欧的政策文件明确了双方继续扩大和深化合作的意愿，建立了平等和定期的磋商机制，承诺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等多层面和多领域加强协调，增进共同行动，从而成功构起中欧长期关系的基本框架，使之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在中欧关系稳步前进的同时，历史遗留的一些政治痼疾也或隐或现，不时地困扰着北京和布鲁塞尔。除了人权、西藏等问题已被双方艺术地分解或弱化到政治对话、社会发展等合作机制中以外，目前最突出的难题是解除自1989年以来实施的对华武器禁运，最具潜在破坏力的挑战则是台湾问题，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美国最近一次公开干预欧盟解禁的理由之一就是（此举）“可能打破台海两岸的军力平衡”，而欧盟在2005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针对“台独”的《反分裂国家法》后不久再次决定推迟解禁也罢绝非偶然。
（三）文化交流与民间来往
中欧文化关系源远流长，发展至今已十分丰富多样。以内涵和形式来区别，它包括官方的对外文化政策、文化外交以及来自民间的文化交往动力。而从层次上划分的话，又同时存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各欧洲国家两个并行的文化交流渠道。当代中欧文化关系的发展轨迹大致与双方同期的政治、经济关系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双方政治上相对隔膜时，官方文化交流项目经常受到双方政治争议的影响。当中欧政治关系获得改善、稳定之后，中欧文化关系才有了新的和重要的进展。
后“冷战”时期中欧文化交流的状况还明显地与欧洲一体化在文化领域的不平衡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欧洲在联合的过程中强调遵从多样性的原则，特别坚持在各个社会间保护和尊重彼此的文化特性，这已经成为一体化主义的有机内涵；另一方面，缺乏统一的文化政策和资源配置又使欧盟层面的文化外交远不如各成员国成熟和深入。因此，中欧文化关系的“引子”和“华彩乐段”更多是由各欧洲国家演奏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法、德、意、比、瑞典、西班牙、荷兰、丹麦、芬兰、希腊、葡萄牙等国都明显加大了在华的文化活动，形式从设立文化中心、开办语言培训、密切艺术交流、深化学术研究到举行大型综合文化年活动等多种多样，为双边关系注入了有益的文化养分，也开创了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进行文明对话的范例，受到中外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53]
中国与欧盟的文化合作则集中在学术交流和人员培训上，这主要是由欧盟自身组织结构和政策特性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欧盟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决策出台，其对华文化关系明显地服务于其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总体目标。欧方采取稳健的文化接触战略，通过资助高教、工商管理培训、政府官员培训、假期基础教育以及援助中国学术界对欧洲研究等方式加以实施。今天，在欧盟及各成员国政府的政策框架下，欧洲，特别是西、北欧的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留学、访学人员的主要目的地之一。目前中国在欧盟国家留学人数持续上升，已达16万多人。[54]
综观近年来中欧文化关系的演进，可以发现以下几条基本线索：①双方思想和文化的交汇显然超过了以往几十年，而这主要是后“冷战”时期中国进一步实现改革和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直接结果。[55]②近年来，中国主动开展对外，特别是对欧文化外交，无论是规模、力度，还是内容和形式都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56]尽管如此，中国在中欧文化交往中的弱势地位仍然未获根本性改变。思想观念的流向还多是由欧洲输入中国。无论是从常驻文化机构的数量上，还是在文化外交的质量上，中国显逊于欧方。③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主体还是官方机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还不仅要有通过文化载体主动营造道德利益的“大外交”意识，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有效地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多种文化行为最终转化为扩大国家利益的“软力量”。[57]因此，狭义文化交流在对欧关系中总是居于次要地位（而这又是西方人了解和体会当代中国的极为重要的窗口）。而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技术转让等广义上的人文来往则受到高度重视，造成长期以来自然科学交流远比社会科学交流容易和便捷的失衡现象。④即便在狭义文化的交流中，中国与欧洲在观念上的差异仍然比较明显，特别是在关涉到传统的、主流的（相对于现代的、流行的）文化艺术交流时难免出现碰撞和摩擦。
中欧关系由于其多层次、多方面和异质文化等特点而显示出远比一般国际关系复杂的利益结构。以上对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动力的描述并不能涵盖当代中欧关系的所有丰富内容。后“冷战”时期中国与欧洲关系因其宽泛的内涵、独特的动力以及有待开发的资源前景而远远超出任何一篇论文所能提供的空间，有待于更多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
三、结语
通过考察后“冷战”时期中国与欧洲（主要是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关系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下述基本特征：
第一，中欧之间的互动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重组的重要表现，带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双方经过调整，均将经济发展作为首要的治理目标，顺应了“冷战”后国际体系演变的大趋势，[58]也为中欧关系的持续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第二，密切的经济交往必然拉动制度和观念领域的相互沟通。随着中欧政治互信的加深，双方对彼此的治理模式更多地采取了理解和包容的态度。在此基础上，双方在构建未来世界秩序上形成了较为对称的现实主义主张（即追求国际关系民主化），并将对方视为重要的同路人。[59]双方在政治上的相互理解，特别是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反过来又为中欧在经贸、科技和民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起到了保障和促进作用。
第三，中、欧分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利益差别必然导致政策目标迥异。因此，中欧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处于某种悖反的状态：一方面由差异和不对称产生矛盾和争议；另一方面也因此形成互补和吸引力。欧盟在中欧关系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中国促进和引导这一关系的意识和能力也在逐渐增强，其被动处境最终将得到改变。
第四，就历史意义而言，中国和欧洲承载着延续和发展东、西文化的使命。双方尝试在现代条件下促进不同文明间的融通与共同繁荣，探索面对经济全球化应该选择的人文理性，这不仅对克服中欧关系现实的不对称性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将为世界的和平、人类的进步贡献出深层智慧。正因独具魅力和潜力，中欧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思想界对话应得到特殊的重视与鼓励，使之最终具有普适价值。
第五，欧洲一体化领区域联合的潮流之先，历50余载，在迂回曲折中前进，创造了人类发展的新范式。其基本经验和理论不仅可为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借鉴，而且已经成为欧洲独有的“软力量”的来源之一。中国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承受自身成长的内张力；另一方面还接受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各种双边、多边制度（秩序）的引力和压力。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必然处于后进和学习的地位，相对被动地适应来自后工业社会的“前卫”现象、规则甚至观念。非如此，中国就难以实现向世界性的成功转变，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还应高度重视自身安全和文明特性，坚持有选择地学习和效仿欧洲经验。
据此，可以比较肯定地预见中欧关系在未来至少具有下述特征：
首先，其和平性质不会轻易改变。中欧之间不具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相反，双方在平抑国际体系动荡和风险的过程中愈加需要对方的合作。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条件下，20世纪初西方对华武力干涉一类的激烈事件很难再度出现于中欧之间。对于发展中的大国中国而言，克服过高地估计外部威胁的心理习惯，避免作出过于激烈的反应，从容驾驭复杂而又相互制约的国际事务，这些都是真正崛起所需的内应条件。
其次，中欧关系的本源来自双方各自内部的变革。中国和欧盟都是通过改变自己、壮大自己和完善自己来影响世界的。虽然双方在品质、结构、速度和态势上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但二者均已找到合作与妥协的空间和经验。相对于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的武力干涉，欧盟（或曰整个西方）通过制度性软实力所产生的演变作用倒是应该受到中国的高度重视。显然，在与外部世界日益接轨的今天，重视所意味的是学习规则、利用规则并最终掌握制定规则的主动权，是优化和完善自身的发展范式、文明内涵和对外道德感召力量，进而与对方进行平等、和平的竞争。这将是未来中国兴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终标志之一。
最后，中欧关系的利益交汇点不仅在于双方之间的多层结构和多向领域，而且正在朝第三方（即其他国际行为体）扩散，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多极化的趋势。在后一过程中，双方将长期相互借重，优势互补。因此，中欧关系的独立性、丰富性必然不断增强，受制于外部因素干预的概率将逐步下降。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普遍规律一样，未来的中欧关系总会是希望与挫折并存，但最终会克服困难，取得成功。
（原载《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
【注释】
[1]［美］杰里尔·罗赛蒂著，周启朋等译：《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2]李少军：《论国家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5页。
[3]考察“冷战”战后中欧关系的国际体系环境请参阅作者另文：《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两者为姊妹篇，由于篇幅所限，未能同时转载，甚为遗憾——编者。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是指年进口总值占年GDP的比率，中国目前对外贸易依存度大约是47%。http://news.sina.com.cn/w/2003-11-27/11441200458s.shtml。转引自李滨：《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排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第3期，第46页。
[5]《江泽民主席发表讲话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五项原则：相互尊重，协商一致》，载《人民日报》1994年11月16日，第1版。
[6]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306页；Wu Baiyi，“The Chinese Security Concept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0（2001），pp.275-283。
[7]王逸舟：《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8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9]谢益显等编著：《当代中国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59～460页。
[10]Wang Jisi，“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Internationale Politik，Vol.4（2003），p.68.
[11]阮宗泽：《中国外交创造和平崛起平台》，载《
望》第50期，第14～16页；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3～54页；郭震远：《和平崛起：中国的必然选择》，载《中国评论》2004年3月号，第6～9页。
[12]杨毅主编：《全球战略稳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200页。
[13]《中国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载《人民日报》2002年8月2日，第3版。
[14]唐永胜：《中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第39～40页。
[15]［美］伊丽莎白·埃克诺米、米歇尔·奥克森伯格著，华宏勋等译：《中国参与世界》（China Joins the World），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姜毅：《中国的多边外交与上海合作组织》，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5期，第47页。
[16]唐世平、张蕴岭：《中国的地区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10～11页；《胡锦涛穿行南美，经济安全架构政治安全》，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11月17日，转引自《新浪网》2004年11月17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117/07581160113.shtml。
[17]楚之开：《全球一体化形势下的“民本外交”方向》，原载香港《信报》2004年3月23日，转引自《参考资料》2004年3月26日，第10～11页。
[18]《沈国放北师大演讲称缓和中日关系需民间外交》，载《新京报》2005年10月，http://edu.qq.com/a/20050510/000008.htm;王明进：《中国对多边外交的认识及参与》，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第44页。
[19]刘德喜：《外交方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
[20]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观察到“中国对于自己被视为阻碍相当多国家的希望相当敏感。在联合国大会所有国家中，在简单多数赞成票和绝大多数赞成票之间的弃权率上，中国的起伏波动是最大的”。见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载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页。
[21]王逸舟：《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探寻新的视角与解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页。
[22]［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Europaeische Integration-Europaeisches Regiere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23]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40～343页。
[24]Robert Cooper，“The Post-Modern State”，in Observer，April 7，2002.转引自石佳友：《“后现代”欧洲对中国的意义》，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3～4页。
[25]Ibid.
[26]美国的欧洲一体化问题专家罗伊·金斯伯格对此的定义是“欧洲政治合作（和后来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向更接近欧共体规范、政策和习惯的方向移动的进程，同时它又未变得超国家化”。参见Roy H.Ginsberg，“Conceptualizing the European Union as an International Actor;Narrowing the Theoretical Capability-Expectations Gap”，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Vol.37，No.3，September 1999，p.443。
[27]［德］贝娅特·科勒-科赫等著，顾俊礼等译：《欧洲一体化与欧盟治理》（Europaeische Integration-Europaeisches Regieren），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28]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29]刘文秀：《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特点、影响及理论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24页。
[30]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6页。
[31]同①，第252页。
[32]同①，第250页。
[33]《为什么英国、丹麦和瑞典不加入欧元区？》，载《东方财经》2000年12月18日，http://www.siica.org.cn/epublish/gb/paper249/1217/class024900007/hwz520921.htm。
[34]《西班牙新首相对过去说“不”》，载《人民网》2004年3月18日，http://www.southcn.com/news/international/jczhuanti/intweekly04/inweekly6/spainyx/200403180980.htm。
[35]《分析：法德拟定和平新方案透视三大动因》，载《牛股财经》2003年2月10日，http://www.nugoo.com/news/detail.php?code=200302100382556；《匈牙利波兰将从伊撤军》，载《早报网》2004年11月6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us/pages4/us_iraq061104.html。
[36]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1页。
[37]Robert Jackson，“Sovereignty in World Politics:a Glance at the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Landscape”，Political Studies XLVII，1999，p.449。转引自陈玉刚：《国家与超国家：欧洲一体化理论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
[38]F.Duchene，“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Uncertainties of Interdependence”，in M.Kohnstamn & W.Hager eds.，A Nation Writ Large？Foreign-Policy Problems befo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London：Macmillan，1973，pp.19-20。转引自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0页。
[39]梅特·艾尔斯特勒普·圣乔瓦尼：《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为何对欧洲不利》，原载英国《生存》季刊2003年第3期。转载于《参考资料》2004年2月10日，第16页。
[40]Mario Telo，“Reconsiderations：Three Scenarios”，in Mario Telo ed.，European Union and New Regionalism，Aldershot，England：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1，p.256.转引自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载《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第81页。
[41]参见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16页。
[42]Richard Louis Edmonds，“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An Introduction”，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A European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2.
[43]Markus Taube，“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States of Europe”，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A European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78-79.
[44]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8页；Franco Algieri，“EU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A European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70。
[45]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Com（1998）181final，Brussels，25 March 1998;裘元伦：《中欧关系现状与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0期，第9页；《欧企一天签约13亿欧元中欧贸易将超1500亿美元》，载《北京日报》2004年12月7日。转引自http://finance.sina.com.cn/g/20041207/10151207066.shtml。
[46]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inion，A Long Term Policy for China -Europe Relations，Com（1995）279 final，Brussels，5 July 1995.
[47]截至2002年，中国从欧盟引进技术累计金额达746亿美元，位居中国引进技术金额之首。见裘元伦：《中欧经贸更上层楼》，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30日，第13版。
[48]Kay Moller，“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Mutual Strategic Perceptions：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 ：A European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14-15.
[49]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199页。
[50]在访欧期间，外交部长钱其琛强调双方在后“冷战”过渡期国际关系上的诸多共同看法，如共同致力于多极化建设；推动国际安全与稳定，主张通过协商而不是使用武力解决争端；维护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冲突中的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等。见钱其琛：《在德国外交学会的讲演》，载《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公报》1992年3月12日。
[51]参见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第1～16页。
[52]欧盟文件明确指出，中共15大以后中国实行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与政治影响极大地增加，因此欧盟更有必要通过建立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来“引导中国（正视欧洲的变化并）调整其对欧洲大陆的战略定位”。见Building A Comprehensive Partnership with China.Brussels:EU Commission，25 March 1998，http://eruopa.eu.int/comm/external_relations/china/com_98/index.htm。
[53]白琨：《“中法文化年”对国际文化交流带来的启示》，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49～53页；杨鸿玺：《传承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文化外交》，载《当代世界》2005年第3期，第30～31页；《法国年：公园音乐会》，载《欧盟中国通讯》2005年4月，第25页。
[54]《中国内地留学生成为英国教育产业最大的摇钱树》，原载《东方早报》，转引自《广东侨网》，2005年4月8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fwzc/lxymzx/200504080041.htm；马克卿：《致力于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欧关系的发展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会议文件，2005年4月28日。
[55]据欧洲学者统计，从1984年到1997年共12 000多部关于西方（主要是欧洲）哲学的著作或文献在中国出版，见Werner Meissner，“Cultu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in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China and Europe since 1978:A European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98。
[56]相关内容见张志洲：《势态·心态·姿态——中法文化年与中国的文化外交》，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15日，第7版；《服务大局，空前活跃——文化部长孙家正谈我国今年对外交流工作》，载《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0日，第7版。
[57]已有中国学者提出，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华民族拥有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经历过更多的荣辱兴衰，其国际主张可以在价值观上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不应局限于搞实力外交，而是要为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作出更多的智慧性贡献。见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9页。
[58]美国学者伯格斯坦认为，“冷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若干变化表明了经济第一的趋势。欧、美和东亚已经或即将形成的区域经济集团最终会取代“冷战”遗留的军事同盟体系，市场经济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将彻底取代“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见C.Fred Bergsten，“The Primacy of Economics”，Foreign Policy，No.87（Summer 1992），p.6.
[59]有中国学者认为，未来欧洲对于中国的特殊重要性在于“战略层面的相互依赖”。见石佳友：《“后现代”欧洲对中国的意义》，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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