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及其生成的逻辑

一、制度及其生成的逻辑

制度在人们的共同体生活以及几乎所有的社会活动中都具有基础性的价值。但是，在关于制度是什么的问题上，则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理论界定，存在着无穷无尽的争论。因而，关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意见和思路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种意义上，制度这个概念是比较模糊的，许多学者是在极其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制度的，不仅把规则（如法律）所构成的系统称作制度，而且把规则本身也理解成制度，更有一些学者把发挥规范作用的理想、信念、习俗等称作制度，甚至有一些学者把所有能够引发和规范集体行动的因素都归入制度的范畴。当把规则本身称作制度时，由于规则有“显”“隐”之分，因而，也就会对制度作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区分。如果把具有规范作用的理念、信念、原则等理解成制度，就会因为理想、信念、原则等而把各种各样的宗教团体和信仰人群看作制度化的群体存在。如果把那些能够引发集体行动的因素也理解成制度的话，就可以把屠杀犹太人的行为说成是法西斯制度引起的，从而淡化了纳粹分子的罪行。应当承认，制度的概念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涵，是允许人们对它作出多样性的理解和解释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制度有着某些确定的内涵。其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就是，制度应当被看作一定地域或领域中的人们所拥有的模式化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通过婚姻制度来加以认识的。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婚姻关系的确立、维持与解除看作是一种婚姻制度时，就会发现，不同的民族可能有着不同的婚姻关系模式或不同形式的模式化婚姻关系。所以，我们也就认为不同的民族中存在着不同的婚姻制度。

我们已经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的整个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各种制度都是自然生成的，任何一项制度都需要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经过无数次的试错才得以建立起来。然而，近代以来，由于理性的张扬而使自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成为可能。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代社会的领域分化也使制度的生成和演进在不同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一些宏观的社会生活领域，在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领域，以及在建构性特征较强的领域，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自觉性色彩就较为明显。然而，在日常生活领域或日常生活色彩较浓的领域，制度的自然生成特征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其实，即便是那些理性的和自觉的制度安排，也在不断地把复杂性的、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因素吸纳进来而加以完善，因而也会在历史中留下自然演进的轨迹。所以，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许多制度的演进过程具有自然历史的属性。尽管如此，人类历史的基本走向是朝着人的自觉性得到张扬的方向前进的，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人的自觉性程度得到持续的提升。另一方面，人们关于制度的认识，或者说人们的制度观，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进而使人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不断地获得新的特征。

总的说来，近代早期的人们是在政治的意义上来认识制度和进行制度设计的，到了较为晚近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视线转向了管理，即在管理的意义上去理解制度，并进行制度安排。罗格尔·弗利南德和罗伯特·R．阿尔弗德就指出：“应把制度视为既是物质性的又是观念性的；既是信号系统又是象征符号系统；既是理性的又是超理性的。制度是一种人类活动的超组织模式，通过这种模式，个人和组织可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物质生存与组织时空。制度也是一种符号系统，是对实在进行秩序化的各种方式，并使个体时空中的经验变得有意义。”^[22]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近代早期已经大不相同的制度理解。如果说早期的人们把制度看作是基于契约而建构起来的政治生活框架的话，那么，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所描述的制度则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它不仅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环境，也同时是人类活动的内容、工具、目标和再生产出来的成果等的总和。

这样一来，制度就不仅存在于国家平台上的政治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它不仅是政治领域中的法制等，而且是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中的，在一切有着人的活动的领域中，都同时有相应的制度。所以，在弗利南德和阿尔弗德看来，“资本主义的制度逻辑就是积累以及人类活动的商品化。政府的制度逻辑就是通过立法与科层等级组织来对人类活动进行理性化和调节规制。民主的制度逻辑就是参与以及大众控制人类活动的扩张。家庭的制度逻辑就是共产主义以及通过成员的无条件忠诚和再生产需要而促进人类活动。宗教或科学的制度逻辑就是提供天国世界或世俗世界的真理以及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即‘实在’的符号建构。这些制度逻辑都具有符号性的基础、组织上的结构、政治上的保护、技术与物质上的限制，并因此有着各自具体的历史局限性。”^[23]因为制度具有历史局限性，所以每一项制度都必然包含着可以加以改进的空间，甚至在其适应性降低到极小的情况下，还需要对之加以重建。这就是现代制度发展和演进的过程。

在思考制度的持续存在和演进过程时，罗纳尔德·L．杰普森所作的描述是：“制度是这样一些社会模式，当它们被习惯性地再生产时，其持续存在的原因在于相对的自我激活的社会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并不需要不断重复发生的集体动员、重复不断地重新设计和激活的动员，来确保一种社会模式的再生产，相应的制度也可以持续存在。也就是说，制度不是被‘行动’——具体说来即社会习惯性的集体干预——再生产的。相反，是惯例性的再生产程序支持和维系着这种模式，并促进了它的再生产——除非集体行动阻碍了这种再生产过程，或者环境动荡破坏了这种再生产过程。”^[24]杰普森这里所说的是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反映在人的主观制度建设方面，则包含着“路径依赖”的内涵。也就是说，虽然制度发展过程中包含着改革的空间，人们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使制度变得更为合理和更加适应其眼下生活和行动的要求，然而，一旦一项制度生成之后，就会约束人们的积极创新。除非人们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才会表现出创新的勇气。一般说来，当制度化的进程达到了只能容纳或允许惯例性的再生产行为时，若非现实向制度提出了较为强烈的挑战，人们不会产生重建制度的要求。所以，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制度更多地发挥着维护的功能，制度在自我维持中去实现对某种既有社会形态的维护，即使制度在惯例性再生产中表现出了变革和完善意义上的进步，也是与既有社会发展相一致的。在实质性意义上，还是一种自我维持，因而也就是对既定社会生活形态和行动模式的维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以来，社会发展一直表现为启蒙思想家所规划的基本制度向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扩展和完善，在几乎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历程中都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即便人们把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凯恩斯主义制度模式的转变看作是一场重大的制度变革，而在实际上，它并没有突破启蒙思想家所确立的制度框架。

所以，在整个工业社会，制度的生成依然表现为或者说存在着一条自然演进的路径。只不过启蒙思想提高了人的自觉性程度，并将制度的生成更多地纳入自觉的过程中，使人们不容易看清这条演进路径的自然特征。其实，尽管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科学研究的全面铺展使人们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方面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然而，那些表面看来是通过自觉的设计和自觉的安排而建构的制度，在演进过程中也表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其发展和演进都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自我维护的特征。从理论上推断，那些自觉建构的制度具有创新的属性，会表现出结构性的获得和再造的特征，而自然生成和自然演进的制度则有着较强的连续性特征。可是，工业社会中制度生成和演进的现实却证明，通过这两条路径生成的制度都受着制度发展连续性的制约，确实具有“新制度主义”所说的那种“路径依赖”的特征。也就是说，在自然的路径中，制度的生成可能是由于人们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时触发了制度发生机制，然后在路径依赖中逐渐地使制度轮廓明晰起来，并开始稳定地发挥规范作用。至于自觉建构制度的路径，一般说来，会表现为在起点上自觉地提出制度方案，一旦进入演进和发展的进程后，也会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应当看到的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在这两条路径中生成的制度，都受到启蒙思想中的那些基本原则的约束。自然生成的制度之所以能够被选择和得到接受，是因为它合乎法的精神。至于自觉建构的制度，显然在起点上就是基于法的精神而提出的。就此而言，近代以来的制度生成都可以被认定为自觉建构的过程，是不同于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生成与演进逻辑的。这在近代早期表现为政治文明的进步，而在后期——特别是在20世纪——则表现为管理文明的进步。

在工业社会，一般说来，自然的路径中所生成的制度都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而在自觉的路径中建构起来的制度往往都被确认为正式制度。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提醒我们：“必须关注那些非正式约束。我们都知道行为习惯、习俗和行为模式对一个社会的运转起到关键作用。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又是怎样随时间的变化发生演进的，以及什么因素使它运作得好一些，或者糟一些。”^[25]这显然是对近代以来的那些过多地偏重于承认理性化的制度理论的补充或矫正，即相信有一种感性的、非正式的制度存在并发挥作用。显而易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对而言的，当人们过于倚重和维护正式制度时，就会尽可能清晰地划定正式制度的系统边界，把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区分开来。如上所说，关于非正式制度的承认也是一个过程，在制度经济学出现之前，非正式制度基本上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明确承认，直到20世纪后期，它才得以承认。但是，这依然是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区分而作出的承认，如果我们不去对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出严格的静态区分，而是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和不断地向对方转化的过程，那么，制度就会向我们展现出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状况。而且，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历史性转型时刻，制度也必将会遇到全面重建的问题。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正前进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其结果必将是把我们引向后工业社会。正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一样，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必将是一场更为伟大、更为壮观的革命性变革。尽管这场社会变革将不再以对历史积累起来的成果进行破坏的方式进行，却又必然会把制度变革作为历史转型的标志呈现给我们。所以，我们正要承担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重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