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变迁的趋势

二　资产阶级社会学及其变迁的趋势

实证主义社会学

现在我们来检讨资产阶级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名称是由实证主义者孔德创始的，他的社会学被称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孔德的社会学，是开始在社会学这个学名之下拥护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秩序的学说。

十九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已经具有它自身的历史。当时胜利了的资产阶级已经爬上支配阶级的地位，他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封建的遗制及封建贵族作不断的斗争，另一方面又要对新兴的无产阶级的反抗作严重的镇压，以期巩固自己已得的胜利，稳定自己政治的权力。资产阶级的这种欲求与目的，在当时的法国特别显著的表现着。孔德的社会学就是适应于当时资产阶级的这种欲求和目的而建立的理论。所以孔德把他的社会学叫做“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的科学”。所谓“秩序”，是指资产阶级的秩序说的；所谓“进步”是暗示着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进步的东西。“他努力要论证没有秩序就不能进步，秩序实是社会之‘调和的’存在的条件”。

孔德是圣西门的剽窃者，他的社会学中的许多重要之点反刍了圣西门的学说。旧机械唯物论的人性论的见解，后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支持所发展，尤其是经过圣西门的思想的加工，便成立了所谓知识的发达是历史运动的根本动力的见解，建立了所谓“社会由个人而成立，因而社会的理性的发达是个人的理性之大规模的复制”的论纲，并设立了所谓“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实证的三个发达阶段”的知识发达的法则。所以，圣西门把资产阶级对封建领主的斗争，解释为由形而上学到实证科学，由军国主义到产业主义的推移的过程。圣西门的这种见解，更经过孔德的加工和补充，就创立了所谓实证主义的社会学。

根据人性论的见解去研究社会时，就不能不在人性之中去探求社会发展的原因。但“社会的理性”既是“个人的理性之大规模的复制”，那就个人的理性必须供给历史解释的关键了。但圣西门和孔德不知道从特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去研究个人的本性，却要从生理学中去研究它。他们以为“研究个人的本性的东西，是广义的生理学”，因而把所谓“社会物理学”作为社会学的基础。因为要在社会物理学之中去研究个人的本性，就不能不研究“世代”递邅的影响。“一定的世代，影响于其次的世代，把前一世代传承下来的以及本身所得的知识遗留于其次的世代。因而社会物理学就弄得要用知识及一般教化的发达的见地去观察人类的进化了。这已是十八世纪纯唯心论的见地，即‘意见支配世界’的见地”。

基于上述的研究，所以孔德师承圣西门的学说，把知识的历史分为神学的、形而上学的及实证的三个阶段，把现实的历史分为军事的、法治的及产业的三个阶段。而现实的历史是受知识的发达法则所支配的。因此，他认定知识之实证的阶段是知识发达的最高阶段，即是资产阶级的知识的阶段；历史之产业的阶段是历史发达的最高阶段，即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阶段。所以资产阶级社会是合乎理性的东西，是必须拥护的东西。

实证主义在其本来的意义上是经验主义。它蔑视经验是由意识以外的存在所引起的前提，即是形而上学或唯心论。孔德应用实证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学，不能看到社会之经济的基础，只是用主观的理想，用精神的宗教的原理去完成他自己的体系而已。

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充分的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日趋于激烈——这对于资本主义确是很大的威胁。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不能不为资本主义社会造出新的理论的根据，并在精神上麻痹大众。这种社会学就是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即是社会学上的有机体学说。

社会学上的有机体学派，孔德是一个首创者，但充分展开了有机体学说的人，要算斯宾塞。斯宾塞吸收当时进化论的学说（主要的是受了拉玛克的影响），创立了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就他的社会学看来，社会是有机体，而有机体又是细胞的社会，最初的自然的有机体是没有生理的分业的简单的细胞，与这种自然有机体相当的社会的有机体，是没有社会的分业和集团的分化的原始群。但动物的有机体只有在其细胞增加而分化为两群细胞时才有进步。第一群细胞是外的细胞，对于环境的影响实行摄取或排除；第二群细胞是内的细胞，摄取营养资料并实行加工，所以在进步的社会群团中，有军事团体与劳动团体（由女子或俘虏构成）。但自然有机体进步以后，除内外两群细胞之外，更有中间细胞群，形成为营养液分配的血管，所以在进步的社会有机体之中，除军事阶级与劳动阶级之外，还有商人阶级。军事阶级发展为支配阶级便成立国家（有如外的细胞群，不但形成为皮肤，并且形成为调整运动的全神经系统）。这种军事形态的社会，往后就转变为由自由意志结合的产业形态的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营养、分配及支配这三个机关互生作用，维持生命的发展，有机体越是进步，三者的相互作用越是复杂。所以社会的生命，受进化的法则所支配。又个体神经系统是意识知识的机关，与这种机关相适应的社会的共通的知识的机关，即是僧侣阶级。社会进步以后，不能不有法律去调剂，这法律的制定，就是人类的精神作用即论理的知识在社会秩序上的最初的应用，于是社会不单受自然法则所支配，并受精神法则所支配了。

概括的说来，这样的社会学，把社会看成生物学的有机体，把社会的阶级分化看做有机体内部的各种有机的机能之分化，借以证明支配的、剥削的阶级与被支配的、被剥削的阶级之存在是合乎自然法则的（即是天经地义）。因此，他们“引出了阶级调协、阶级利害的共同与调和的思想，引出了阶级差别是一切社会所必然存在的思想”。

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流传很久，派别也很复杂，而其一般的倾向大致如上所述，即同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不过在这里要连带的加以检讨的东西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生物学主义社会学的变种，这一学说，把达尔文学说做恶意的解释，把生存竞争、自然淘汰及适者生存等进化论的范畴搬到社会领域中来应用，借以证明资产阶级中的斗争及竞争的必然性。依据这种学说，社会群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对于弱小民族的支配和剥削，正是天演公例。这种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是特别流行的东西。

生物学主义社会学的又一变种，是所谓人种学的社会学。这种社会学把社会的过程看做是直接依存于有机的实体即人种的东西，实行机械的生理的解释，所以与社会有机体说相近似。这一学派，由哿比诺亚的“人种不平等论”所建设，往后更经法国人拉布乌知、德国人阿孟、渥德曼等所支持，所修正，所发展（美国社会学者乌德也支持这种学说）。这一学说，把人种或民族当作历史的根本要素，把人种或民族的斗争看做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这一学说，研究人种或民族的特质，把人类分为黑色、黄色、白色三人种（其他是混合的人种，这是哿比诺亚的分类）。三人种之中，白色人种是文化的创造者，尤其是日尔曼民族与伊兰民族最为优秀，而斯拉夫人种是黄色人种的混血种，人种的价值很少。至于劳动阶级，在人种上看来，是变质者，是下等人。依据这一学说，世界只有纯粹白色人种是最高贵的人种，是天之骄子，世界的主宰，其他一切有色人种及变质的或混血的白种，都是他们的奴隶，必须受他们的支配和剥削。这显然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公开的辩护论。这种学说现在已呈现最露骨的法西斯主义的党派性，希特勒所说的“世界史上的一切事变都是‘人类的自己保存的冲动的表现’这种主张，实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历史哲学的基础”。

总括起来，生物学主义的社会学，用生物学的原理说明社会，在表面上好像是唯物论的，而其实际上纯粹是唯心论的虚构，与社会的发展法则之研究完全无关。

心理学的社会学与形式社会学

生物学主义社会学之后，成为重要潮流的社会学，要算是心理学的社会学与形式社会学了。心理学的社会学主张社会是由人们的心的相互作用构成的。这心的相互作用即是社会学的对象。这种社会学，把心理的发展程序看作是社会的发展程序，因而主张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所以要改良社会，必先改造人心；要改造人心，必须依赖于教育。这种社会学，是十足的唯心论的社会学，其政治的目的，是否认阶级的差别与对立，否认社会革命，而主张社会集团之冲突只是精神的冲突之表现形式。这种社会学针对着帝国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实况，提倡心理改良主义，借以缓和阶级对抗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东西。

心理学的社会学对于形式社会学的倾向有一种过渡的性质。形式社会学是德国人齐美尔所创立的，形式社会学之哲学的基础是康德的形式主义。形式社会学把心的相互作用看做社会的本质，而主张把这种心的相互作用之一般的抽象的形式作为社会学的对象。依据这种社会学看来，一切社会现象都是心的相互作用的状态，至少都具有一种形式和内容。所谓形式，如齐美尔所说，是“上下关系、竞争、模仿、分业、徒党、代表、对内的结合与对外的团结”、“集团之扩大与个性之发达”等类的东西（他还有一个烦琐的形式分类表）。所谓内容，是“成为这些结合的原因的关心”，即是各种结合之经济的、政治的及法律等的行为及其结果。各种内容，是各种别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所研究的，至于结合的形式，是由社会学所研究的。

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离开内容的形式只是抽象的、非现实的东西。但形式社会学者，却以这种抽象的、非现实的形式为满足。他们不考虑社会关系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及法律的等等的内容，而单是考虑社会关系的形式。他们以为文法不研究文辞的内容而只是研究文辞的形式，和这一样，社会学也可以不研究社会关系的内容而单只研究社会关系的形式。他们说，譬如家族关系，其中虽包含着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政治的（统制的）等等的内容，但社会学可以不考虑这些内容，而单只研究家族的大小（家族人口数目）、家族的密度（家族人员间结合的强弱）、及关系的状态（家长与其他人们间的上下关系）等方面。形式社会学者自己虽然也知道形式是离不开内容的，但认为在观念上是可以从内容抽出形式来研究。他们也承认社会的形式与几何学的形式是一个精神的舍象，是一个论理的抽象。可是他们自以为发见了社会学的对象，对于从来的孔德、斯宾塞等综合的一般的社会学采取反对态度，斥为百科辞书的社会学。他们以为这种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是社会学所独有的对象（其他各种社会科学并不研究它），由于这种对象之发见，社会学才能成为一个社会科学（即他们所说的特殊社会学）。

形式社会学是康德的形式主义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这是很明显的。它先在头脑中设立所谓社会关系的形式的概念，拿这种概念去照取现实的社会现象来说明它。这正是所谓“用论理的范畴绣成的绣花布上的刺绣”，是想“在论理的范畴中看出万物的本体”的东西。形式社会学者站在康德主义的立场，用主观的虚构的概念镶嵌于现实的社会现象之中，他们绝对不知道：关于社会关系的概念是现实的社会的发展过程之反映，因而这些概念，是随着历史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而有不同的意义的。列宁对于齐美尔的“社会分化论”的命题的批判这样写着：“关于个性的发达（及幸福的状态）如何依存于社会的分化这种抽象的议论，完全非科学的，因为要设定适合于一切形式的社会构造的那种关系，是不可能的。所谓‘分化’或‘发达’等等的概念本身，在把它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时，就取得完全不同的意义。”

形式社会学在前次大战终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的德国（一九二○年前后）非常流行。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虽以取得政权为满足，而对于无产阶级的反抗却感受威胁，所以在理论斗争领域中，选择形式社会学作精神的武器以对抗历史唯物论。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大都替历史唯物论加上综合社会学或一般社会学的污名，而炫称形式社会学是特殊的社会学，是比较综合社会学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此企图把历史唯物论当作综合社会学的一种加以排斥，其实历史唯物论与资产阶级社会学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形式社会学由于形式与内容之概念的分离操作，把具体的历史——社会的内容舍象出去，把帝国主义时代的尖锐化的阶级对抗的真相隐去，而专做论理的游戏，假装“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性。这种蔑视现实的阶级中和性与抽象的超越性，恰好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立场相适应。形式社会学体系建立者韦瑟，著有《关系论》一书，其中之《社会构成论》详细的说明了所以要努力建立新秩序与超越党派利害的原因。形式社会学的这种企图是蔑视现实，装出不偏不党的态度，想借以造出保证社会政府的实行的可能性的立场。这种社会学无疑的是反动的东西。

知识社会学与文化社会学

但是，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离开形式社会学者的意志，向着没落的阶段前进，而到达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文化的危机的时代了；于是蔑视现实的形式社会学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文化诸形态而一同遭遇着危机，已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役了；于是资产阶级社会学被逼迫着要接触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不改换装束，登上理论斗争的舞台。这种新装的社会学，即是今日资产阶级社会中最流行的文化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小资产阶级想克服文化的危机而创造新文化的改良主义的要求之反映，而实际上所谓新文化的创造，却只是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之强烈的拥护，对于历史唯物论之猛烈的袭击。

文化社会学的先驱是所谓知识社会学。知识社会学，如该派学者曼海姆所规定，这是“知识的所谓‘存在的规定性’的学说”。这种社会学之哲学的基础，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它站在唯心论的历史主义的立场，主张思维的形成由所谓“存在的要素”的理论以外的契机所规定。并且规定具体知识内容的存在的要素，还深入于内容与形式规定认识的观点。曼海姆说：“在一个集团内部认为绝对妥当的东西，若在站在这一集团外部的人看来，就当作由该集团所制约的东西、部分的东西去认识。而成为这些认识的前提的东西，即是距离化。”这便是说，知识是由知识者所存在的时间、空间及所属集团的差异等而有不同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多元主义的见解，包含着所谓“意识形态的无差别的法则”的照应论。在现实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完全相反的。但两者虽然相反，却都是由其所属的阶级（即存在）所规定的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情形，知识社会学就不能不把两者看作无差别的东西了。于是互相争论的两种意识形态，为了克服现代思维的相对主义的危机，就应当觉悟到自己的立场的局限性和存在规定性，避去对立而到达于妥协，曼海姆说：“想在其意识形态性上观察资产阶级，这已不是社会主义思想家的特权。这种方法在一切阵营中都是适用的”。所以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说来，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其自身的意识形态性上，也必须作相对主义的观察。这便是说，知识是知识，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不管它的社会的立场如何，都必须在相对主义的见地上去考察。

知识社会学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知识社会学者并不理解意识形态是特定阶级对于特定社会的认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拥护现代资本主义的秩序，故意回避现实，而趋向于虚伪、蒙蔽，顽迷的意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却能正确的反映现代社会的发展法则，担负起推进时代的历史的使命。两者之中，只有反映现实的意识是真理。反之，曲解现实的是谬误，其间并没有相对主义存在的余地。知识社会学，自称是关于知识受存在所规定的学说，表面上好像是与“社会意识受社会的存在所规定”的学说相近似，而实际上却是由唯心论的认识论的前提出发的。这种社会学的政治目的，是在于隐蔽阶级对立的现实性，企图消灭阶级意识，克服社会主义，结局只成为法西斯的烟幕，扮演其反动的脚色。

至于所谓文化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内容是相同的东西（知识社会学是文化社会学的先驱，现已成为文化社会学的主要部分），两者的政治性质也是一样，同是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的拥护者。文化社会学是想把各种文化形态，就其社会的历史的规定性去认识的社会学。据文化社会学者自己的解释：“文化社会学是在其社会的规定上理解文化的学问。所谓文化之社会的规定，即文化的社会性的主要的东西，可以举出国民性、阶级性、时代性等项。文化并不是唯一的东西，文化形态是复杂的。由于国民、阶级或时代的不同，就有各种不同的模型的文化存在。认定这种事实而把文化当做各种模型的文化去理解的东西，即是文化社会学。”（日人关荣吉的《文化社会学概论》）

文化社会学者不但主张由国民的、人种的、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见地去理解现代一切的文化，并且主张要创造新的文化，尤其是要创造一种符合于“民族精神”的超阶级的文化。他们的目的，不单是拥护资产阶级的精神文化，并且在文化再建的名义之下，保障自己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权力。他们认定资产阶级文化是神圣的东西，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文化的破坏者，因而进攻历史唯物论。他们宣称形式社会学是正命题，马克思主义是反命题，而文化社会学是合命题，即是说，文化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综合。这种见解的滑稽可笑，实是资产阶级陷于文化危机之中而毫无出路的事实的反照。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总批判

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各种派别及其变迁的趋势，上文中已经大略的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性质，主要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利害的立场，拥护资产阶级的秩序。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主要的是反对封建制度或封建残余的理论。因为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在英法两国已经占居支配地位，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中不能不彻底廓清封建的势力，并抑压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运动，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这时期的社会学就是这种社会的现实状况的反映。但是到了十九世纪的后半期，资产阶级社会已显出崩溃的朕兆，阶级冲突逐渐的尖锐化，而无产阶级的理论已经普遍于各方面。于是资产阶级为维持于自身有利的社会秩序，不能不提倡阶级协调的议论，并实行改良主义以期和缓阶级的冲突。而这种阶级协调议论的根据，就是回避现实，闭着眼睛否认阶级的存在。这就是心理学派社会学及形式社会学产生的社会的背景。历史的车轮不断的向前转动，直到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资产阶级为寻求自己的出路起见，不能不逃避现实，而期望把阶级解消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之中，企图世界的再分割。在社会学领域中反映这种现实状况的理论，即是所谓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所以资产阶级社会学变迁的趋势，实是资产阶级本身的现实要求的变迁之反映。

资产阶级的各派的社会学，虽然都装出科学的外貌，但实际上并不是科学。科学是暴露其客观的研究对象的发展法则的理论，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却与科学的这种本质无缘。

第一，资产阶级的各派的社会学，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形式社会学者反对孔德及斯宾塞的综合社会学，加以“百科辞典的社会学”的徽号。因为综合社会学把一切社会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这显然的是把各种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都拉致在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来做综合的研究的。这样的社会学，实际上并没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它本身明明是不必要的东西。但是，形式社会学虽然发见了所谓社会关系的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些概念的分析及形式论理的研究。可是所谓社会形式，是离开内容的形式，是抽象的形式。这种抽象的社会形式，只是形式论理的产物，在现实上是没有的。形式社会学把现实上所没有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这显然不是研究现实的学问。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不满意于形式社会学，而把知识或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自称是“现实社会学”。可是所谓知识，所谓文化，原是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分别研究的东西，原无须另设一种独立的科学部门去研究。所以资产阶级的各派的社会学，是没有特定研究对象的社会学。

第二，各派社会学之哲学的基础都是唯心论的。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把原子论或生物学的概念、范畴和法则，从外部搬到社会的领域，说这是社会的发展法则，显然是纯粹主观的虚构。心理学的社会学把心理学的范畴和法则从外部移入社会之中，其为主观的虚构，是很显然的。形式社会学是形式论理学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实际上只是所谓“社会几何学”。至于知识社会学或文化社会学，表面上剽窃历史唯物论的命题，加以唯心论的曲解，实行脱胎换骨，自称要研究知识或文化的社会性，而实际上只是唯心论的历史主义的见解，贯串着法西斯主义的精神。

列宁对于主观主义的社会学有这样一段批判：“实际上这些理论，十分之九……是在社会是什么、进步是什么等等纯粹先天的、独断论的、抽象的构成之上成立的。”这句话对于一切流派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判，都是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