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域下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文化视域下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Under the Angle Culture

于洪生

［内容提要］ 文化问题是学术界持续讨论的热点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开始走出纯学理研究，成为治国理政者关注的重大问题，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化不仅能推动经济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且能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推进社会的变革，提高劳动者的素养。文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发挥作用：一是对社会和政治子系统的直接影响，二是对经济子系统的潜在影响。文化最终通过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来体现和衡量。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文化的视角下获得新的解读，基于此，有利于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思路。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近年来，文化已成为人们谈论问题离不开的话语，对文化作用的强调开始超过诸如资本、资源、管理等其他要素。文化是国家竞争和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区域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文化在激烈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不仅能创造新的财富，而且是竞争力的核心。文化的价值被不断强调，如同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人们惊奇地发现：文化所拥有的力量远远超越人们目前的认识水平，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起强大的推动作用。

一、文化价值的再思考

人类社会越发展，文明越进步，文化的作用就越凸显。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驱动力，无论是世界历史还是中国历史，凡是重大的社会变革，文化总是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很多人热衷于谈论文化，探讨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忽视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唾弃，说某个人“没文化”，无疑是对他最大的污辱。

从目前学术界对“文化价值”概念的界定上来看，大致有如下几种倾向。（1）一个民族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系统，或者一种文化体系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比如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每一种文化模式都存在特定的价值系统，即社会价值和价值观念，它是一种文化的主导特质，决定着文化模式的差异。^[1]余英时等人讲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其含义与此相近。^[2]（2）文化性质的价值，即客体、对象在人们的文化生活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概念相对而言，这里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所以，文化价值大体相当于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相对。（3）民族文化的功能系统。这种用法常见于人类文化学。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用文化价值指称一种文化能经常地满足人的需要，包括文化需要和生理、心理需要的功能。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装备（apparantus），“通过这种装备，人才能克服他所面临的一些具体特殊的问题”^[3]。（4）通过对文本进行诠释所得到的含义、意义。这种用法主要见于解释学。（5）人为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所追求的意义。如：李鹏程把文化价值理解为人对自己生命存在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确定，特别是人类文化活动的终极目标和价值。^[4]庄思晦认为，“所谓文化价值，归根到底是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所具有的意义。”^[5]（6）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前几年人们在讨论文化市场时有人提出过这样一种见解。

综上所述，要把文化价值的概念弄清楚，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在此无力完成此项任务。不过，作为一种研究必须要有一个立足点，文化价值体现的应该是一种关系，它包含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方面存在着能够满足一定文化需要的客体，另一方面存在着某种具有文化需要的主体，当一定的主体发现了能够满足自己文化需要的对象，并通过某种方式占有这种对象时，就出现了文化价值关系。文化价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能把文化价值仅仅理解为满足个体文化需求的事物属性。人不仅是文化价值的需求者，而且是文化价值的承担者。文化价值任何时候都是为人服务的，人类不需要的东西不具有文化价值。同时，文化价值又是由人创造出来的。不管是人的文化需要，还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文化产品，都只能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文化价值是一个标志人的主观心态和观念形态的范畴，是人处理其与客观世界的多重现实的对象性关系和解决人类内在精神需求的方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文化对人和社会的价值意义是个客观事实，文化的作用深深地渗透在社会的演进过程中。

二、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要深入了解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价值，需要弄清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因为经济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那么，生产方式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显然，难以用一句话回答这一问题。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有结构、有层次、有自我更新能力的，经济、政治、文化是社会这个有机体的三重结构，经济对社会发展有基础性的作用，因而，人们常常把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然而，决定因素并非是唯一因素，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政治因素的作用便显得异常重要。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语境下，人们对经济发展及社会发展的认识趋于复杂化。文化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而且对经济、政治产生不容置疑的影响。文化的导向力、激发力、感召力赋予经济以价值意义，使经济发展变得不那么单纯，因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本身是非常复杂的。

在文化与经济社会关系问题上，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研究范式：一是结构功能主义对文化作用的分析。如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默顿（Merton）等人认为，文化系统作为意义和信息存贮发布系统，承担着为社会系统提供价值取向的功能，价值取向在社会系统中被具体化为相应的社会规范，从而控制着行动者的行为取向和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另一种范式是社会行动理论对文化作用的分析。韦伯（Max Weber）、齐美尔（Georg Simmel）、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科尔曼（James S.Coleman）等为代表人物的理论学派特别强调从微观层面以个人为中心进行研究，以个体行动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其基本研究方法。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目标来源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是一群人共享的信仰，它构成文化传统的核心，因而人的社会行动要受文化的影响。哈贝马斯（Habermas）的交往行动理论从分析社会行动类型入手，针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异化状态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以其特有的方式揭示了主体间交往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进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并引入生活世界及系统的概念，以揭示西方社会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潜在的深层矛盾，提出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构建合理社会的方案。

由于不同学科的人参与到研究中来，对经济发展提出的解释性变量不断增多。经济学界也注重把非经济因素引入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力图通过解释性变量的扩展使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入。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各学科学者，都把文化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对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则以一种新视野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制度是一套涉及人们政治及经济行为的规则，它定义了人与人之间某种“契约关系”。制度的基本构成有三部分，即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规则，国家规定的正式规则以及实施机制。其中，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蕴含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点和风俗习惯，而且意识形态还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把意识形态作为与产权、市场及国家同等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四种重要制度之一。他认为意识形态能够最大程度地在社会成员间实现一致，减少“搭便车”问题。诺思在分析制度环境的变化对潜在收益与制度变迁成本的影响时指出，一项制度变迁的安排必须符合社会中现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否则，这项制度安排的变迁成本将相当大，共同的意识形态也可以极大地降低社会中其他制度安排的供给成本和运行成本。

马克思主义对文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早就有论述。马克思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提示了两点：其一，精神生产的性质与方式是由社会生产力和由此而产生的物质生产的性质与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其二，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文化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共生互动关系在一切社会都是存在的，从当代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看，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具体来说：

第一，文化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增长。从经济增长与教育培训、科学技术等文化事业发展的关系来看，后者对前者具有日益增大的正效应。传统的经济理论较为重视资本和就业人数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把它们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现代经济理论一致主张，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其原因在于：（1）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手段；（2）科学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阶段和周期的重要因素；（3）教育培训和科学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可见，文化建设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当前，为了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切实抓好教育、科学技术等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二，文化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表现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助于物质产业与文化产业保持良好的比例，促进整个产业的结构合理化，例如，文化建设对改善投资环境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优惠的政策和市政建设固然是吸收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而文化环境对于外商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的逐步高级化，作为创造精神产品的文化劳动要想得到物化，客观上需要适合这种文化劳动的物质资料，也就是说，文化生产的不断进步必然引起物质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广播、电视、网络等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迅速普及，促进通讯、广播器材、电视机、录像机、照相机、电脑等物质生产的急剧发展，导致这些与文化有关的物质生产部门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从而推动产业结构日益高级化。

第三，文化有利于改变消费结构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文化生活消费是消费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它在整个社会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会有所增大。与物质生活消费一样，文化生活消费不单纯是个人的私事，而且是关系到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问题。文化生活消费，是从精神角度生产出劳动力。其中，接受教育培训的文化生活消费，是为了再生产出具有一定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力；从事文学艺术娱乐活动的文化生活消费，是为了在紧张工作之后，通过这种鉴赏娱乐性活动而积极休息，解除人的疲劳，调节人体的生理机制，以再生产出精力充沛的劳动力。

第四，文化能促进生产关系的改善和社会的变革。人类社会的发展受文化要素及其带来的生产变化的影响甚大，特别是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发明和创新，对社会面貌的改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此，马克思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变革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中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在现在才开始被认识。”^[7]马克思的话，被当代的事实所证明。例如，近百年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当代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新产业的革命，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也引发了社会的变革。

三、文化发挥作用的机理

文化的作用归根到底要通过其对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来衡量和体现，脱离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发展，孤立、抽象地讨论文化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那样做，就有故意抬高文化对社会发展作用的嫌疑，是必须避免的。文化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需要放入整个社会大系统中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为社会发展奠定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及其价值必然由经济基础决定，但是，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的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那么，文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人是社会的主体，而人的行为是受其思维方式、主观精神、价值观念的制约和支配的，因此，人决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理性人”，而是一个“文化人”，受传统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的影响，人的行为中常常有非理性的因素发挥作用，社会的发展目标和结果必然也会因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不少学者在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进行过研究。比如：帕森斯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系统内部存在着四个功能子系统，即价值系统、社会共同体、政体和经济，这四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一种信息——能量控制等级次序结构，他称这为社会系统的“控制论层系”，在这个层系中，文化子系统处于最高层次，经济子系统则处于最低层次，文化与经济之间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输入与输出的交互作用，但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社会共同体子系统和政体子系统处于中介者的位置上。因此，文化有两种作用途径：一是对社会和政治系统的直接影响；二是对经济子系统的潜在影响。

一方面，文化系统对社会、政治系统的作用在于为社会和政治提供必要的价值依据。历史积淀的价值体系制约着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规定着社会体系和结构，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如果文化系统向社会和政治系统提供的价值体系能够使社会、政治系统发挥整合功能，则可促进经济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如果文化系统不能提供统一的价值体系，甚至形成完全对立的价值取向，社会和政治系统就会动荡不安，发展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文化对发展的潜在影响是通过人来实现的。文化系统向社会、政治系统提供价值体系，将在社会中形成一种公共的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使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体系内化于此群体成员的个性之中，其行动成为“内化价值”指引下的行动。如果这一价值体系能够产生经济成就，就能驱动人们勤奋工作；如果文化系统提供的价值体系不能激发生产积极性，抑制人们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则可能使经济停滞不前，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实践是文化子系统发展进化的根本动因，文化离不开社会实践活动。唯物史观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中介，它体现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性。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反过来又制约和规定人的本质，使人类社会成为实践的产物，也成为文化的存在。因为文化正是由现实的个人选择和创造构成的，人是实践的主体，人的素质、能力、价值系统是在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体现并塑造着一定的社会人格和个性，使文化成为社会的存在形式和存在物。因此，文化是由劳动、实践所推动的结果。实践体现了文化进化动因，文化发展应该在物质生活而不是人的精神生活中去寻找，人的观念、意识、欲望对文化进化起着不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实践体现了文化发展动因的主体性、整体性。实践能够把文化发展的各种动因整合起来，形成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环节的文化动态系统。物质欲望、需要、求知欲、追求自由和完美、教育教化、利益等因素，其实都是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不同方面和环节。就文化主体来讲，有自身的利益、需求、道德感、审美感等因素，既有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理性因素，又有情感、意志、兴趣、爱好等非理性因素。文化主体通过教育获得技能，通过实践的手段实现目的和自身的价值追求，创造一定的文化形式。从现实的实践出发，证明文化发展动因可以引发、带动其他因素和环节。实践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实践的目的性是指文化主体对未来的设计、规划，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设想。只有实践，才能使这些理想价值追求变为现实，而实践的创新性意味着对现实的否定、批判和超越，是实践对现有的对象、环境以及人自身的改变，使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文化发展的动因就在于主体的创造性实践。

四、经济社会发展中诸问题的文化成因

为了深入理解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有必要对当前社会发展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作一番文化分析。目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体制机制不完善；腐败问题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下面从文化的视角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

（一）经济增长快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平均增长速度在9%以上，有的年份达到15%以上，这样快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工作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是存在的，政府政绩考核中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作为主要指标，许多领导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上，引发“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如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分化等。为何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角度说，中国人勤奋、节约，喜欢集聚财富，储蓄率比较高，很多人常常把收入水平的增加作为个人发展的主要目标，把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同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把发展等同于单纯的经济发展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轻视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其结果容易导致人的精神生活枯竭，当整个社会人文精神缺乏、人的价值被忽视时，社会就难以健康发展。

（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文化因素

从文化的视角看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有两点需引起注意：一是文化是经济发展所依托的条件和土壤，就区域发展来看，东部地区的文化具有开放性、创新性、包容性，这与当地人民与外界长期的文化交流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相联系，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东部地区的人更具有灵活性，易于接受外来的先进思想。而西部地区的人较少与外交流，倾向于保守、封闭。同样，城市文化也更具有开放性，信息交流快，更易于进行文化创新。因而，经济的不发达与文化之间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贫困与其说是物质的贫困，不如说是文化的贫困。二是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先进的思维方式使人的行为朝着积极的方向努力，而陈腐的思想方式使人的行为方式趋于消极。有的地区发展缓慢，表面上看是由于基本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综合实力不强等，但更深的层次上是与观念、思维方式有关，思想不活跃，信息闭塞，缺乏竞争意识，许多事情不敢想、不敢干，“等、靠、要”，必然会束缚积极性的发挥。

（三）腐败中的文化因素

腐败产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文化因素很关键。腐败的产生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腐败意识积聚又会加重这种文化氛围的发展蔓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官本位文化，以做官大小来衡量人的成就、人生的价值，确定人的社会地位。这使得人们认为当官天然地可以拥有特权，可以独断专行、利益优厚。其次，贪图利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土壤。在不少人的价值判断里，一个人的是非成败，往往是用金钱的多少或者攫取金钱的潜力大小为标准的，没有钱就被视为无能而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为获利可以不顾其他。第三，注重人情与面子，在传统伦理关系中，轻法治重人情，迫于“人情”的压力，丧失了原则和立场。假如有人知道某人有权，就会运用种种手段“攀关系”、“拉交情”，想方设法与有权有钱的人“串联”起来，这样交往起来就有了先决条件，权力滥用的腐败也容易滋长起来。

（四）生态环境恶化的文化因素

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两种错误的观念长期影响人们的思维，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仆人，即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对自然要逆来顺受；二是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即把人类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把人类与自然界割裂开来，以统治者自居，忘记了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无限度地吸取自然界的营养。比如，人定胜天的观念被广泛接受。要么做主人，要么做仆人，这样的认识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必须重新审视以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实际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调节好。因为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缺口非常大，资源利用的竞争性成为必然现象。如环境污染是一部分人产生的污染，要整个社会来承受。因此，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从生态文化上做点文章。

当然，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进行文化视角的分析，这并不是在无限夸大文化的作用，而是通过文化这样一种新思路，拓宽我们的视野，使各种社会问题得以更加有效的解决。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研部教授、哲学博士）

【注释】

[1]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194页。

[2]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转引自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8页。

[4]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的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5]庄思晦：《文化价值与商品价值》，《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96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