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得罪人

不敢得罪人

在我们对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有一个大体了解之前，没能对中国的社会体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想这是可以谅解的。前面我们已经讲述过裙带关系的问题，不过这里我们要重新提及，并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曾经有人指出过，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和多半的西方社会是差别很大的。西方社会的流动性强，不像中国那样，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把每个人都拴在固定的地方，很少有流动性。就拿一个居留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且不论他是哪个西方国家的，如果他在中国居住了很久，还进入过中国内陆，现在不想留在中国了，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他回去之后会在哪里定居呢？他或许不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或者临近的村落，或许也不会去他妻子的家乡，而是选择一个他最喜欢、最有感觉、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假如他有一块地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落脚在那块土地，不过也有可能他会把这块地卖掉，然后到远处置办另一块地。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的话，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中国人的思想里只有那一个地方，就好像蜜蜂一样，不管飞得多远，最后都会回到蜂巢。而西方人则像是没有责任心的蚂蚱，不停地跳来跳去，并不会对某个地方表现出深沉的爱，或者因为独特的感情而疏远其他的地方，不过，这要刨除某些与生存密切相关的情况。中国人的活动半径虽然有时会相对较广，但是他们通常根植于广袤地球上的一个点，也就是他们的家乡。从我们眼睛所见到的情况中就可以得到这个推断，中国拥有如此多的人口，却几乎没有人出去旅行，平日打交道的只有家乡的邻居，从来没和外地的人有过交往。即使长大了以后，儿时的玩伴仍然住在隔壁，和儿时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人搬来，也没有人搬走。社会的变化只能体现在有限的几个方面：老人的死亡，疾病或事故带来的死亡，不断出生的小孩。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一个村子，甚至是一个家庭中循环发生。可以想象的到，在这种状态中，是没有丝毫秘密可言的。每个人对他人都知根知底，而旁人对他同样也是完全了解。这样一个共享信息、共享利益的社会团体，简直就是理想中的美好田园，幽静而朴素。但实际上，中国社会不会存在那种美好的田园，每个人都会被牵涉进那吸引人目光的社会纠纷中。不少人还会胡乱使用自己的权力，而得不到任何的限制。

中国人会对他人造成各种各样的伤害。造成这种伤害的原因，我们可以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事，一种是公事。私事的情况包括施加在那些有钱有权的人身上的难以计数的各种阴谋，比如烧毁他们的财产，毁坏他们积存的粮食等。那些人拥有财产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己遭受伤害的几率，如果他能采取一些如同安装避雷针一样的预防性措施的话，那么他就能应对那不明的攻击，将攻击消解或者使它返回去攻击对方。我们确实可以发现，那些富人为了保护自己，运用了很多措施，有的措施甚至妙到毫巅。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面对很大的损失财产的风险。

在公事这一方面，差不多全部的痛苦都来自“诉讼费”。这不是简单的一个词，而是代表着一笔可怕的花费，对于了解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很关键。读者们可以大概回忆一下自己在中国时所见到的情况，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看到自己身边那些人为“诉讼费”而忧虑。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包括男人、女人或是孩子，在面对突降其身的诉讼时，都会如临大难一样。只要是牵扯进了诉讼，就算自己没有任何的过错，只从时间和结果来看，对他们来说都是灭顶之灾。每个地方都经常出现这种灾难，每个中国人都在留心自己被卷进诉讼的可能，这些人不清楚事情的经过，非常害怕那些意外之灾带给自己无法治愈的伤痛，因此他们对诉讼的合理性总是持怀疑态度。

有这样一个故事：印度某地举行了一次军官联欢晚会，在晚会进行过程中，时值深夜，周围都是各种爬行动物，其中就有一条毒蛇爬到了一个人身上，并把他缠住了，不过这个人一直没有察觉。直到那条蛇不停扭动，得意地伸缩自己的蛇信的时候，那个人才清醒地意识到当前的情况。这个可怜的人吓得丝毫不敢动，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生怕稍有不慎就会命丧当场。于是他像具尸体一样地躺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条魔鬼般的毒蛇。就这样盯了三个小时，这时候旁边的一位伙伴醒了过来，他的手恰好触动了左轮手枪的扳机，一个误触的射击，误打误撞地把毒蛇的头给打烂了。

用这个故事来比喻中国人的生活环境，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人们身边随时都隐藏着一个强大到足以致命的敌人，它随时有可能偷袭他们，将他们带进无边的深渊。有鉴于此，中国人在自己的本性中生产出了一种保密的能力，并将它变成一个社会生活的特性。就算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普通人，也可能有伪装的敌人。以这种情况来看的话，不管是什么时候，如果还没确定对方是不是敌人，保密都会显得更加安全些。以此而产生的后果，便是每个中国人都在试图了解别人。但是同时也应该清楚，要想真正摸透一个人的底，那是非常困难的，就像中国的俗话说的一样：“没有不透风的墙。”它的意思就是说，“风”（谣言）是所向披靡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风”是能辨认方向的，它所进攻的对象只是特殊的墙。如果一个人不懂“风”里的奥秘（实则连渔夫都明白），那么他要想弄明白别人在每一股“风”里所夹带的东西，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中国人的意识中，面子是无比重要的，如果谁让一个好面子的人丢了面子，那么他将遭受到巨大的威胁，因此没有人甘冒如此大险。如果一个人仅凭自己的影响，就能召集来长老、高官、富商、有名望的人，那么其他人不管有什么样充足的理由，都不敢对他有丝毫侵犯。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的官场其实就是在玩一场游戏，不敢得罪人的本性就是人们手里的牌，只是人们平时都把牌藏在自己宽大的袖子里。谁手里的牌最多，并且能将自己的资源最大程度地发挥，那么他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获取胜利者的所有奖励。尽管这个简略的描述是绝对的事实，但并不能把它看作全部的事实，因为在中国的话，不会有人因为了解了全盘的事实而身陷窘境。

在中国的政府中，也可以看到不敢得罪人这一特殊的景象，这里所说的就是“监察”。这个庞大的人群，从道理上来说，他们应该是为理想而工作的，只要发现了官员们（这里当然不包括皇帝）违犯规矩的行为，就应该随时向皇帝汇报，然后皇帝就会如同其他官员那样，在最后的裁决中现身。皇帝虽然是所有案件的最终裁决者，但是他本人在通常情况下也是愿意接受监督的。从中国的社会体系的原理来看，监察这样的制度似乎并不容于这样的体系中，因为这一制度建立之后，有时甚至会抗拒自身的实际行动。不过也有例外，从《京报》这个半透明的媒介中有时可以发现，某些官员敢于在公开的场合中进行谩骂，或者全心投入地对所有相关的人进行斥责，斥责完之后，他会显得相当尽兴。我们不必对此有疑惑，他们的这一行为终究要付出代价，就是有可能遭受到那看上去能制约多数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法律的制裁。

从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中国人不敢得罪自己的同乡或者外国人，这一点非常关键，它对我们雇佣的人有了一个限制，让他们不敢多想。有一次，我打算辞掉一位让我讨厌的仆人，匆忙之中，就草率地提拔了另一个我自认为合适的人来取代他的位置。但是他们两个人全都当即消失在我眼前了，这让我很气愤，他们就这么走了，有一个甚至没有任何理由，不过要指出，这里的理由是指我们所能推理出的理由。不过其余的仆人对此都十分清楚，第二个仆人并不是自愿离开的，他不敢得罪自己的伙伴，因此也就不敢留下来。其他的外国人也可以发现，如果决定聘用某个中国的学者为自己工作，那么只要还没有最终辞退他，就不能再找其他的学者来代替他。这正是对他们一句俗语的很好的阐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新的不敢来，这就是最庄严的理由。

前面提到的这个问题，可以为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提供解释。不过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一个复杂事件发生了，你就不可能弄清它的真相。这一点很好解释，事情并不复杂，也就像一位诚实的顾问所说的，没有什么真相。在某些情况下，就算我们认为自己所观察的是一群赌徒或者瘾君子，但是我们仍无法确凿地认定这一点，而这正是其中的秘密，一个被明了其重要性的中国人所隐藏的秘密。虽然他们早已经知道其中的真相，但是他们仍然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对外国人保密。因此如果一个外国人难以弄清一件著名的大事的真相，也就不难解释其中的原因了。就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大气中有强烈的电流，但是电火花产生的具体过程，仍然没有办法弄清楚。

在碰到可能会使自己惹祸上身的事情时，中国人通常会十分保密，这样的情况则常常使中国的审判达到良好的效果，这和我们西方的审判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所看重的证据，在中国人眼里根本就是无关的，他们甚至对证据毫无所知。中国的很多审判都类似于法国流行的情人间的分手方式。某个人在厌烦了自己的情人之后，就会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都知道了，就这样吧。”事实上，他还有很多情况没有了解，但是事情就此打住了。诉讼往往会出现人们无法承担的后果，因此人们通常不会通过认真地调查来获得真相，而是采用一种大体上的相互平衡，或者某种精明的推理和猜想。这种说法完全立得住脚。有一位将要死去的老人，当道士召唤他去总结自己的过错与成绩时，老人给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回答：“我就要到别的地方去了，不愿再得罪人了。”这就是中国人所生活的国度，他们对此完全清楚，因此他们不会去得罪人，更不会只是为了让外国人高兴而得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