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筑多元文化生态

生物共生学家发现，我们的原生生物祖先由细菌共生进化而来，细菌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建立可能是在通向原始生物并最终产生真菌、植物、动物的进化征途中迈出的第一步。生物共生学说告诉我们，各个物种皆是整体生态链上的一环，彼此相生相伴，一种生物的灭绝意味着他种生物生命链条的断裂，生存会面临威胁。比如，有些蚂蚁会养殖蚜虫，因为蚜虫的分泌物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作为回报，蚂蚁保护蚜虫免受捕食者和寄生虫的侵害。科学家们认为，由于每个物种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共生关系，所以共生对地球碳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循环、授粉和种子传播都有关键作用。因此，共生关系受损会对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稳定性造成不利影响。如上面提到的蚂蚁在急需蛋白食物时，会吃掉蚜虫，这就破坏了蚂蚁和蚜虫之间的稳定共生关系；没有了蚜虫，蚂蚁失去了生命的养料，也就保障不了自身生命的旺盛。生物进化学家经过研究得出，物种间的互利共生对全球生态系统的运作有重大影响，高过我们之前的估计。而人类的活动会将这些共生系统推入未知的进化之路。人类是一个大家族，像任何其他的物种一样，并非由单一的因子构成，我们的内在族群成分繁多，各族群的生态环境相异，自然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个性。文化本来就是一个族群创造性的活动与经验的智慧性积淀，一个族群“个性”因长期打磨而形成，其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价值判断、道德水准及其特有的民族心理固态性都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的特有文化基因，正是民族文化的这种“特质性”才使得人类之树枝繁叶茂、花果丛生。

翻译是推动人类语言与文化共生的生态性平台。一方面，文化的多元化及其密切的共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进程中显得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弱势族群的文化个性似乎又受到气势如虹的全球化浪潮的挤压，只能在夹缝中生存。然而，民族文化存续和民族文化被认同的愿望使得各民族在世界多元与共生的语言文化平台上竭力强化自身文化的优势，寻找自身文化的国际坐标，以期获得自身文化的世界性定位与成长空间；而恰恰是翻译，为语言和文化的繁茂共生生态与多样性自觉提供了发展空间。翻译是语言与文化之间发生共生关系的基础，能为语言与文化发生多元共生关系提供无限的生态平台。合理的共生翻译关系有利于双方或多方，不合理的共生翻译关系只有利于一方；显然，应当建立合理的共生翻译关系，改变不合理的共生翻译关系。

邱仁富在其《文化共生论纲》一文中指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在面对文化全球化的态势里都呈现出不同的反应程度。对强势文化而言，文化全球化正是它们在全球寻求更大可能性空间的最佳时机，它们极为乐观地描述出未来的文化图景。企图通过先进的网络技术、大众传媒、文化产业等载体不断扩展自己的文化势力范围，从而压缩、改造其他弱势文化的空间和形态。换言之，以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去解构其他弱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并谋求以自身的文化意志重构他者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26]。的确，强势文化的全球化扩张已经引起第三世界的焦虑和抵触，我们这里姑且不论网络技术、大众传媒、文化产业等媒体对弱势文化的侵蚀力量，仅从翻译的层面透视文化的非领土扩张（cultural deterritorialization）态势就足以使人警惕。后殖民主义学者斯皮瓦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英语到第三世界语言和从第三世界到英语的翻译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活动，而后一种活动中的民主法则会变成强权法则。斯皮瓦克、尼南贾娜、赛义德、霍米·巴巴等后殖民主义学者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又在宗主国成长，他们是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因而更加关注翻译的政治性、民族性、种族性和帝国主义性等政治色彩问题。那么，翻译的“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自然就成为维护弱小民族文化生存空间及发展力量的必要手段。只要不以翻译为侵蚀他文化的“非军事”或“去辖域化”工具，而以翻译为民族语言文化互为共生的桥梁，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共生生态就不会被破坏。那么，弱势文化为了防止其意识形态被消解、解构的危险和强势文化的渗透，不能仅仅陶醉于自身传统的文化空间，而要学会吸纳他文化中健康而有利的东西；面对强势文化的充斥与侵蚀，既不应被动顺从，也不必强烈排斥与抵抗，而要以刚性原则与包容姿态争取自身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机遇。毕竟，闭关自守只是死水一潭，而俯首称臣又是死路一条；只有披荆斩棘、化危为机，才能在全球文化生态场的角力中争得先机，谋得更多发展空间与张力，用本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质与语言魅力树立民族文化信心。在这方面，韦努蒂倡导的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策略是有效的手段，即故意打破目标语表达习惯而保留原文中某些异国情调的东西，通过原汁原味地“记录外来文本的语言和文化差异，使读者置身国外”。比起过于自信的西方文化圈中所采取的归化翻译策略（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这种异化翻译策略将是“在世界事务的现行状态里一种战略性文化干预”。正如近代阐释学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所说，使“译者尽可能地不去扰乱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自己去接近作者”^[27]。

翻译的伦理基础是共生，即展现自身文化的东西，认知异质文化的东西，互通“有”的东西，互借“无”的东西，互容“异”的东西，互纳“同”的东西。如同“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一样，“文与文”之间的相处之道也莫不如此。大千世界既复杂也简单，一个民族，只要私下里没有阴谋和欲望，她与外在世界、与他民族就不会形成强烈冲突。然而，现实世界中却缺乏这种简单的和谐，这缘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占有欲望的膨胀。

在原始社会里，囿于人类知识与生产能力的局限性，各种文化系统都相对处于独立与安宁的文化原生态状态中，长期维系着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也逐渐形成了深厚的本民族文化底蕴，积攒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人类繁华的原生态文化资源为彼此之间发生文化共生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流通的必然延展。但随着近现代世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恶性发展，传统、封闭、多元的原生态文化遭到工业化、现代化大机器生产的无情挞伐甚至毁灭，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亲密的、互为依存的和谐关系被彻底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势利、功利起来，甚至人与自身的本质也疏远起来，蜕化或异化了，人类收获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记忆。文化本来就是一种独特的“民族心性”，而各民族千百年来、祖祖辈辈悉心养成的这种“民族心性”因现代文明而丧失殆尽，伴之而来的是掠夺与冲突。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指出：“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28]

历史时时都在点醒未来，文化一向就是人类为之战争和流血的东西，而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的不确定性正是因为文本中的文化个性而引起的。亨廷顿认为，世界多元文化冲突在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角逐。但我们知道，决定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并不在于文化本身，而在于文化背后的坚船利炮。什么样的文化式样，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价值观念能强势地屹立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并不在于它们之间发生的关系有多么密切，而在于一种文化对别种文化的强势渗透、改造与同化，这就需要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强大后盾。而这种强势文化的全球化非领土扩张（deterritorialization）或去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渗透，使得这种文化表征充斥着全球每一处公共空间，也使得这种文化内涵填塞着地球每一处住民的心灵。其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进而发展为文化独大或我们常说的文化帝国主义。而面对弱势文化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挤压，翻译的使命恰恰得到凸显，即译者的翻译使命，不仅仅是两种语码之间的转换，更是两种语言与文化生态的卫道士。面对自身的强势文化生态，译者在译入弱势文化的文本时，应考虑到弱势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诉求、强势文化读者的异质文化阅读期待以及异质文化因交融而繁茂的文化生态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弱势文化中异质的东西，而不应把其传统而厚重的东西等同于落后。同理，面对自身门可罗雀的弱势文化生态，译者在译入强势文化的文本时，也不必紧守民族文化主义观念，而要包容性地吸纳强势文化中的优质成分，通过自身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嫁接与通联，使得自身文化获得“强身健体”的能量，进而增强制衡强势文化的张力，促进文化多元生态发展。也许有人觉得这种简单的招数难以应对今天复杂的文化冲突，但恰恰是人类复杂的欲望阻挡了人类追求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世界发展到今天，文化的原生态环境早已被破坏殆尽，传统社会中淳朴、自然、宁静而单调的生活早已成为历史的印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冲破了狭隘的地域空间，如同社会生产的茁壮发展一样，语言文化生态也茁壮发展起来，这期间免不了冲突与妥协，但最终的选择只能是“和谐共生”这样一个理性和理想的结果。当然，这其中的曲折与前进、斗争与洗礼，正是人类语言与文化共生历程的真实演绎。

就目的而言，翻译是为了语言与文化的共通和共荣，而不是相反。依照共生学原理，多元的语言文化生态能促发每一种语言文化成长的张力。就像树孤而枯、草孤而亡一样，任何企图用自身强势文化代替其他弱势文化的“图景”，最终面对的只能是一幅毫无生机的画卷。西方文化全球化抑或是美国文化全球化都在幻想统领与同化世界文化，但人类进入21世纪的实践证明，多元并存的文化生态潮流已经不可逆转。这是因为，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单一文化都不可能在多元文化需求的生态中获得主导性空间或领域，至多也只能是在“一定张力下”的相对主导，即便是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也只能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张力，既压制不了伊斯兰文化，也压制不了欧洲文化，更压制不了亚洲文化。事实上，近年所谓的西方“阿拉伯之春”民主与文化之火，并没有在全世界引起燎原之势，人类对文化多元的需求不可能被人为地遏止。

面对人类文化生态多元茁壮之势，西方强势文化在竭力推进的同时，未免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顺势而为方为智者。正如邱仁富所说，“强势文化在不放弃对弱势文化进行渗透、同化的努力的同时逐渐承认弱势文化的发展空间，甚至也不断吸收弱势文化的优秀基因。同理，弱势文化在抵触强势文化咄咄逼人的势头的同时也不断地吸收强势文化合理因素，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妥协匡正了文化同化的企图。取而代之的是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对话、相互吸收等。在一定意义上说，多元文化携手寻求共同的发展空间和领域将成为可能，一个更加理性的、更加美好的多元文化想象图景在多元文化的不断交流互动中应运而生”^[29]。

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族群、意识形态之间的你争我夺并未停止，区域的、间断的、集团的、帮派的冲突与挑逗无时不在上演；但多元文化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共生性需求制约着文化间此起彼伏的膨胀欲望，毕竟，“和谐共生”才是人类文化生态的“根本价值向度”。面对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元合作平台，弱势民族文化应积极创建语言文化共生环境，拓展自身发展空间，跳出自身狭小的文化圈地，跨越文化的“卡夫丁峡谷。”唯有如此，族群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态才能得以存续、延展。

胡守钧教授指出，所谓文化共生态，乃是指诸种文化主体在合理的度之下分享资讯、自由创造并且传播精神产品所形成的文化和谐关系。每个人皆有选择任何文化的自由，但是无权将你所赞成的文化强加于人；每个人皆有批评任何文化的自由，但是无权取缔你不赞成的文化，精神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动力。因此，在文化领域，只要是对民众的基本生存、基本权利、基本精神需求、基本社会发展有益，任何精神产品都可以存在，并且参与自由争鸣，任凭历史选择。这才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注释】

[1]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见弗雷德理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45页。

[2]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见弗雷德理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45页。

[3]霍克海默：《现代艺术与大众文化》，见《霍克海默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第226页。

[4]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见弗雷德理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45页。

[5]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见弗雷德理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45页。

[6]特里·伊格尔顿：《文化之战》，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52—153页。

[7]叶舒宪：《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与“再阐释”》，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70页。

[8]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9]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229.

[10]谢里夫·海塔塔：《美元化、解体和上帝》，见弗雷德理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5—245页。

[11]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2]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3]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331页。

[14]同上。

[15]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第174—175页。

[16]Homi Bhabha，“Anxious Nations，Nervous States”，1990，pp.201－217.

[17]Homi Bhabha，“The White Stuff：Political Aspect of Whiteness”，Artforum International，1998，pp.21－23.

[18]Antony Easthope，“Bhabha，hybridity and identity”，“Textual Practice”，London：Routledge，1998，pp.343－347.

[19]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文学可能作出的贡献》，《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春之卷）。

[20]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言（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21]霍米巴巴：《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22]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23]Kant，Immanuael.“Critique of Judgment”，Indianapolis：Hackett，1987，p231.

[24]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见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言（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7—308页。

[25]王宁：《超越后现代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26]邱仁富：《文化共生论纲》，《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

[27]Mark Shuttleworth，Moira Cowie：《翻译研究词典》，谭载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2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页。

[29]邱仁富：《文化共生论纲》，《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