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强大生产力

翻译对于人类文明之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语言本身。语言间的互通与互动是语言成长与文化进化的有机环境与土壤，没有翻译就不会有强大的古罗马文明、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甚至是世界文明，也不会有繁荣的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更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人类文学与文化。翻译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重要工具，是人类文明的强大生产力。

翻译对人类文明的进展所产生的张力是巨大的，人类在对自身知识与智慧的集成、疏散、再集成、再疏散，不断循环、如此反复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开化。可以说，翻译是人类文明的强大生产力，没有翻译便没有人类智慧和力量的凝聚，也就无法实现人类而今既已存在的科技发达与人文进化。翻译使原语社会形态中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道德习俗、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在译语社会形态中寻得生存空间及生命张力。

历史地看，假如在公元前3世纪时，古罗马没有继承古希腊业已发达与灿烂的戏剧、哲学、宗教、艺术等文化遗产，就没有后来强大的拉丁文化，也没有后来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更没有现代的欧洲文明。假如在公元前3世纪时，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费拉德尔弗斯（约公元前308—前246）没有下令召集来自古以色列12个不同部落的72名“高贵的”古犹太学者，使他们聚集在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历时36年将希伯来语的《旧约》翻译成希腊语，也就没有后来的拉丁语以及再后来的中世纪欧洲各民族语言的《圣经》；那么，延续了2 000多年的基督教文化就不会波及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世界。《圣经》使许多欧洲民族的语言走向成熟与繁茂，也奠定了这些国家牢固的宗教信仰，更奠定了当今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基础。假如在东汉时期，印度佛教经典没有被译入中国，此后1 000多年的佛经翻译就不会占据中国翻译舞台，佛教便不会对中华文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往小处说，假如不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家、学者兼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在不经意间从牛津大学波德莱图书馆看到波斯文《鲁拜集》（The Rubaiyat），并随之把它翻译成英语，那么，这部被誉为“信仰的归宿，灵魂的良药”的波斯语巨著就不会风靡世界，也不会被当今的学者们列为世界上50本信仰类必读书籍之首，这位已经沉寂了数百年的波斯大诗人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am），连同他这本古典抒情四行诗集恐怕依然要沉寂下去。所以说，翻译不仅具有工具性、媒介性，还具有使命性，翻译甚至可能改变人类文明进展与进化的航道，因此翻译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人类产生的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依赖翻译这一强大的媒介工具来实现地域与族群联通的，无论是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抑或是东西方其他文明，莫不如此。翻译使人类光辉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得以汇聚，并不断走向开化与强大。

历史地看，翻译历来也是王朝彰显荣耀威严、歌功颂德的有力武器。1799年，拿破仑占领军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的罗塞塔镇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歌颂古埃及托勒密国王五世（公元前204—前181年在位）的碑文，由三种文字写成：古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文字（由古埃及象形文字演变而成）。这部刻在石碑上的西方早期翻译史上著名的“译作”不仅彰显了托勒密国王五世的功德荣耀，而且以碑文的形式名垂青史，同时还是考古学家揭开古埃及象形语言及其神秘文化的金钥匙。

翻译对人类发展的各个时期、各种社会形态中的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方方面面的推动作用更是不必赘述。从最初的手势语翻译，到后来的借助图形翻译，再到象形文字翻译，最后到语言符号翻译；从古代的“象胥”“寄”“象”“狄鞮”“译”“象寄”“鞮译”，到稍后的“舌人”“译官”，再到今天的“译者”；无论是前者的“译事”，还是后者的“译人”，都是为了“达其志，通其欲”而执着于持续了3 000多年的“传言”事业，在这种艰难、复杂、繁琐、持久的翻译历程中，成就的是人类各族群语言与文化的共生以及方方面面的进步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