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发生的不安定现象，如经济大萧条、失业人口剧增等在美国和国际社会非常普遍，而解决不安定问题的传统政治手段往往都是事后性的，这些手段在解决冲突问题时具有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至多是一种弥补而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当政治冲突不断且重复性发生的时候，不论是镇压还是协商，往往无法令人满意。因此，拉斯韦尔以解决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为己任，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解决方案，即预防的政治。所谓预防的政治，就是要消除冲突的根源，即消除“折磨人的灵魂的各种紧张”，依靠教育和专家的指导实现心灵的洗涤，从而彻底地实现预防政治冲突的目的。
在前文所述的拉斯韦尔对政治人格理论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政治活动是政治人的私人动机移置到公共事务上的表现，政治活动的驱动力要追溯到个人的内在心理机制。举例来说，童年时期在亲人中成长起来的那段经历所构成的心理结构会影响人们对国家政治的态度，特别是像父亲这样在家中代表着权力的角色的影响非常大。在拉斯韦尔看来，政治活动的开端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当个人将情感与动机移置到公共目标上，将自己的目标象征化，就会导致政治活动的产生。拉斯韦尔强调，“政治就是冲突与冲突解决之间的过渡转换。但是这种解决并不是理智最佳解决，而是最能使情感得到满足的解决。政治的理智与客观的方面只是情感方面的附属品和辅助物”[32]。现代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身处其中的个人会产生很多的紧张和压力，而这些紧张和压力不能积存在人格之中，需要释放和移置到其他目标上以避免心理失常，将其移置到公共目标上时便会产生政治活动。可以说，政治就是私人情感和动机的公开化和具象化。拉斯韦尔所阐述的道理非常容易理解，如果变化中的世界的人们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情感体验无法轻易被化解，就会通过冲突显露于社会之中。
拉斯韦尔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类型中，情感的纽带是道德秩序最强有力的溶化剂，人的性格中所拥有的忠诚在政治规则的运作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认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内投（Introjection）的方式，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把一些道德观念融入自己的性格中，这样这些道德观念的象征物就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33]这种深入人们性格中的东西，能够为维系一个政权或政治团体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同时政权或团体的领导人如果破坏、诽谤这些道德象征物，就会导致人们心理的混乱，从而危及整个政权的存在。
至于人们为什么会做出一些诸如选举失误或加入恐怖组织等这样反常的举动，拉斯韦尔认为，人在判断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 Judge），他们通常所作的决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缓解自己内心的紧张。[34]拉斯韦尔把解决人们心理的冲突称作预防政治学，预防政治学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即是降低人们对社会的紧张和不适应的水平。[35]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心理问题的解决又是解决人们非法的政治行为的开端。如果我们能够及时觉察到人们对社会感到心理不适和心理紧张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会动乱的发生，把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
当代民主社会解决冲突的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讨论、压制、劝告等，但是拉斯韦尔认为这些都是事后弥补，并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拉斯韦尔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的政治活动充满非理性和无意识因素，由于种种复杂心理机制的存在，人们未必能够理性地进行协商，这种协商实际上并不能缓和公众的紧张和压力，甚至反而可能会激起公众的心理冲突。拉斯韦尔的观点追根溯源，探寻了冲突发生的源头，将分析视角降低到个体心理的层面，对传统的政治冲突解决办法提出了质疑，从而提出了预防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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