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是与民工问题相关的媒体话语中争论最多的议题之一。如表6.1所示,在所选文章中,党报的报道要比都市报的报道量多些。尤其是《北京日报》,有17篇文章成为样本,是党报中数量最多的。但对新闻主题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这些文章都是关于北京市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及其成果,而对持续存在的针对民工子弟学校的限制性政策以及农民工对此的抵抗则完全没有提及。这种情况在《解放日报》的报道中同样存在。相比之下,《南方日报》在报道外地个案时采取了相对批判性的立场,但对本地情况则转换为积极肯定的立场。而两大民工输出地省委机关报《四川日报》和《河南日报》,则对农民工输入地的相关政策持有相对批判的立场。就都市报而言,《新京报》有20篇成为样本,而其余报纸的报道数都低于10篇。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多个方面展开讨论。
总的来说,在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相关的公共论争中,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不同的党政部门,即中央政府、农民工输出地政府、农民工输入地政府,以及社会领域的行动者,包括民工子弟学校的运作者、农民工及其子女、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能够在公共媒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舆论领袖。这些行动者使用了不同的框架,来定义这一议题,并对相关责任和解决之道提出各自的主张,即谁应对当前的问题负责,解决这些问题最可行的措施又是什么。就此而言,本节考察的重点是不同话语主体如何参与到对农民工的基本社会权利(在此处指的是平等的教育权)的话语建构之中并彼此展开竞争的。
对所选媒体文本的分析表明,与民工子女教育相关的话语中主要存在两种话语包。第一个与社会排斥和穷二代的社会再生产相关。此处关注的焦点是作为新一代“贱民”的农民工子女的再生产,如何在话语层面被合法化或受到质疑。另一个话语包是关于私立民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其政府的相关责任。具体而言,此处考察的是不同言说者的不同逻辑框架,其目的是要指明不同的言说者提出了什么样的论证,以此来合法化或质疑相关政府政策。同时要考察的,还有不同话语主体,如何就平等的公民教育权和政府在改革现行制度中的责任等问题展开话语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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