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体制分析的不同路径

关于中国媒体改革的性质及其后果以及国家-媒体-市场三者间的复杂关系,媒体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大量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探讨非西方社会语境下,特别是改革语境下分析中国媒体体制及其传播实践的学术论著(例如,邓炘炘,2006;胡正荣,2003;C.Huang,2007b;Pan,2000,2005b,2008;Sparks,2008;孙旭培,2010;Winfield&Peng,2005)。这些研究以不同的方式,对改革时期中国媒体的制度结构和实践模式加以界定:市场和执政党-国家力量间的推拉关系或协商(例如Z.He,2000;C.Huang,2007a;Polumbaum,1994;X.Yu,1994),功能差异化的双层模型的‘党营舆论有限公司’(Z.He,1998;C.-C.Lee,2003; C.-C.Lee,He,&Huang,2007),展现执政党-市场法团主义(corporatism)^[7]制度安排的领域(C.-C.Lee,et al.,2007),与市场宰制为特征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紧密相关的权力与资本互动的场所(例如B.Zhao,1999;Y.Zhao,1998,2000, 2003,2008a),或标志着中国搁置或停滞的政治现代性的一项未完成的改革工程(例如,甘惜分,2007;林晖,2004;孙旭培,2010)。根据李金铨(2000)的看法,这些不同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三种主要的分析路径:自由多元主义观点、批判的新左派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观点。

以承认并捍卫个体独立自主性和言论出版自由的传统为基础,自由多元主义的观点对市场经济发展和相应的媒体体制改革大体持有肯定的态度,对市场因素所带来的松绑和潜在的解放力量持有积极的评价。但与此同时,自由多元主义观点的支持者同样对政治层面改革的相对滞后导致的媒体改革停滞表示失望(例如J.M.Chan,1993;Chu,1994;Pei,1994)。根据这一路径,市场的发展虽然不会必然带来政治秩序的重构,尽管制度核心维持了原有的基本样态,但市场化改革给传媒业所带来的积极变革之一是从“动员的极权主义”(mobilized totalitarianism)到“非动员的自由化”(demobilized liberalization)的转变(C.-C.Lee,2000,页560)。^[8]但同时自由派担心市场有被无限制的国家权力扭曲的风险,导致权力和资本间的合谋关系(吴敬琏,2009;周瑞金,2009)。同时,中国媒体制度和新闻从业者在中国政体中“悬而未决的地位”(de Burgh,2003b)导致对新闻业者权利缺乏基本的制度保护,同时也使得以道德和行业规范自律为基础的健全的新闻专业主义难以在中国传媒业成熟发展(陈力丹,2010;Pan&Lu,2003)。

第二个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观点。鉴于自由派观点在体制内部长期受到限制,体制内改革派成员必须在主流政策与制度框架范围内审慎地表达观点。自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执政党抛弃了极左激进政治路线,转而采取了市场化改革政策。这一大环境的变化,在1980年代给了倾向于自由派观点的“新启蒙运动”以发展的空间(许纪霖、罗岗,2007)。以媒体和知识界为主,这一运动与中国自由主义传统,同时也与体制内改革力量相呼应。在新闻传播学界,这一思潮的主要成员,大多有曾经在党营媒体或在宣传部门工作的经历。因此,他们将自身的行为界定成为改革事业提供建设性意见。其论点也大多以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有选择的摘引阐释为基础,并以此来合法化改革主张(例如,陈力丹,1993;孙旭培,1994[1981/1984],2005)。^[9]但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的挫败,同时也由于市场化飞速发展已经使得固守传统意识形态教条显得不合时宜,这一传统也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随着1980年代理想主义新启蒙运动的谢幕和市场威权主义的崛起,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路径已经逐渐被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所取代(许纪霖、罗岗,2007,页194-250)。

比较而言,新左派路径对改革时代的中国媒体基本持否定的批判态度。根据这些观点,媒体已经堕落为既得利益群体在权钱合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攫取利益的工具。与西方批判的左派观点一致,对中国的新左派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不是一元化政治秩序主导的国家和社会关系,而是与中国市场整合在一起的全球资本霸权及其极具破坏性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正是这种意识形态,宰制或麻醉了曾经具有优越地位而如今却极度弱势的边缘群体,例如农民和工人(例如Y.Gan,1998;Hui Wang,1998)。在全球化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提升的语境下,新左派的观点把中国媒体及相关信息产业视为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跨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结构重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chiller,2005,页79)。在这样的条件下,媒体不仅仅受到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被国家所支持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所扭曲(例如Y.Zhao, 1998,2000,2003)。有论者甚至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媒体产业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国家的过度控制,而是过度的市场化”(B.Zhao,1999,页302)。因此,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一个以社区共同体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替代方案,既可以免于国家专断,也可以免于市场宰制(Y.Zhao,1998)。

尽管存在上述不同的传统和主张,但并不存在一个能够解释当前中国媒体发展和改革的复杂现象的普遍适用的模式。传媒制度类型分析的最早范例(Siebert et al,1956)源自冷战时代高度简化的意识形态需要,无法解释许多处于极速变革状态的发展中或转型国家的媒体状况(例如Downing,1996;Mc-Quail,1994;Merrill&Lowenstein,1971;Severin&Tankard,2001),更无法深入解释当前改革时代中国媒体的新情况。中国媒体制度显然包含有一些前所未见的特征,单纯的自由主义、威权主义或发展主义观点都无法完整把握这一转型制度的诸多特征。这对传媒规范理论提出了挑战。

总体而言,目前学术界对改革时代中国媒体的分析一般倾向于将之视为是相互交缠的执政党-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J.M. Chan,1993;C.-C.Lee,et al.,2008;Y.Zhao,1998)。在以执政党为核心组织的政治语境下,市场改革在塑造媒体制度方面发挥了复杂且多样化的作用。市场使得相对的自主经营管理成为可能,同时也为有限度的媒体实践创新和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空间。但是市场只是制度变革朝向更加开放的方向演进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Berger,1986)。如前文所述,改革的实际发展表明市场化要素的引入并没有改变中国传媒的基本制度属性,相反,市场被成功驯服为服务于国家主义使命的有利手段。不过,法团主义、市场自由主义以及威权主义要素在执政党-国家和市场力量互动中的悖论式整合,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由对公共利益的关切和理想主义动机所驱动的公共辩论和政治实践的空间。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G.Yang,2009),传统媒体监管的制度和技术基础都在发生快速转型,这为新的媒体制度的重构和不同实践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