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是这样培养学生和师资的

上医是这样培养学生和师资的

张其英

1962年，正值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终止对我国的技术援助项目，撤走专家；国内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逐步恢复了国民经济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同时党中央纠正了对知识界的“拔白旗”运动，重申必须重视教育、科学、技术，要求各条战线奋发图强，搞好建设。

上海第一医学院在党委和院长们的领导下，责成教务处组织系部、医院分别与有关教研室共同研究，讨论如何提高教学水平。基础部各教研室都在室主任指导下，根据该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知识，拟定教学计划和具体实施的进度表。高年资教师负责编写教材，由学校教材科印发，要求老师上好每一节课。对于青年教师，初次担任讲课前，必须事先拟写讲稿，在教研室内试讲，听取其他教师的意见。对不足之处，主任和高年资教师指导改进，如果试讲问题较多，还得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试讲，直至主任认可后方能上课堂为同学讲课。

各科都很重视实验课，时间的安排随学科的不同而异，上课与实验的比例有的是1∶1，有的是1∶2甚至更多。实验课不但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将来进行科研、发展学科打下基础。

当时王乐三副院长对学生的学习十分关心，有时亲自去课堂听课，或在晚上同学们在教室自修时去了解学习情况。他建议组织几位教师到同学宿舍同住一个星期，了解同学晚上睡眠情况。我曾亲身体验过，看到同学们睡得安详，也有人打呼噜、说梦话，梦话里有人有时还含糊地夹带些听课的只言片语。

那时，基础部有些青年教师晚上常在教研室看书。如果当天上过课，也会去教室了解同学学习情况或解答些疑难问题。通过调查了解，对学习用功、做实验认真、不懂就问、考试成绩优秀的同学，我总结他们的学习经验是：上课前先预习，上课时注意听讲并记下要点，晚上复习时先回忆讲课内容，对不清楚的地方再翻书本复习。他们星期日上午休息，下午返校再把一周上过的课程翻阅复习一遍。他们的好成绩是“学而时习之”和勤学苦练得来的。在和学习成绩不如意的同学谈心时，了解到他们只在考试之前才下工夫复习，因此建议他们向“学而时习之”的同学那样学习。

医学院要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毕业后能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医生，所以在学校学习阶段，应安排适当的时间下乡下厂体验生活。当时在校学生多来自城市，农村来的学生较少，所以首先考虑下农村。校领导组织一些干部和教师去青浦各乡镇摸情况，选择比较近的乡镇安排学生下乡，并与乡镇干部研究落实下乡活动。上海农村多种植双季水稻，春种夏收、夏种秋收。学校决定以秋季下乡比较适宜。基础部和教务处商定，1962年以后，每年秋季有计划地安排按班级轮流到上海郊区青浦县朱家角镇参加晚稻秋收劳动，班主任跟班参加。下乡后先请老农介绍农村情况和水稻种植知识以及收割水稻的方法。通过劳动，师生们不仅了解一些农业知识并与农民和睦相处，还增加了与劳动人民的感情。

学校除重视业务学习、品德教育外，还注重学生们体育锻炼课程的安排。教学计划表上每周都安排了体育课程，进行球类训练和体操活动，使学生得到体育锻炼而身强体壮。每年秋季学校举行为期一周的全校运动会，组织师生员工参加。有田径、球类等各项比赛。运动场上师生们你争我赶、生龙活虎，一派热气腾腾景象。

每年放暑假的前一周，学校安排两三天时间，组织系部各教研室教学工作的成绩交流会，选择成绩优良的教研室和教师在会上交流经验，推广好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上海医学院要抽调二分之一教师、医生、技术员和护士以及行政人员去新建重庆医学院。这样各教研室的师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削弱。针对这一状况，王乐三副院长提出各教研室和研究室要开展重点师资的培养，以提高教学和科研的水平。基础医学部总支书记冯光同志和各教研室主任、教授讨论确定重点师资人选。各教研室根据自身情况，推选出名单，经基础部报党委同意后，再由各室主任、教授和培养对象共同商定培养计划。基础部还设计印发了《培养计划进展登记手册》。多数师资都是由教研室主任、教授亲自指导进行学习、研究的。也有少数由室主任联系送往校外，在知名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到二年。这些教师以后都成为我校各科室的医、教、研骨干，有的成为该学科的主任、教授，承担了领导该学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的被选为学院的院长；还有的因科研成就突出，被评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回顾上医的历史，学校一向重视教学质量和师资队伍的培养，干部深入基层，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这可能是上医之所以成为国内外知名医学院校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庆祝她创建80周年之际，让这样的传统和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应是后人的历史责任。

作者张其英，法医学教授。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毕业，1953年7月到上医工作。曾任上医基础医学部副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