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收获，必先付出

要有收获，必先付出——与放疗界医生共勉

1989年，我师从原上海医科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外科学教授汤钊猷院士，攻读硕士学位，从事肝癌的导向治疗研究。1992年毕业后留在肝癌研究所工作。当时汤老师深深感到，肝癌的手术治疗固然很重要，但仍有80%的肝癌患者失去手术切除机会，就是手术切除的患者，仍有一半患者会在5年内复发。多种治疗方法的综合要比单一的外科手术切除好，放疗应该是肝癌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肝癌研究所当时还缺少从事放疗的人员。于是，汤院士将放疗的任务交给我。毋庸置疑，很多人都想成为成功的外科医生，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使命，从此走进了放疗这一陌生而又充满挑战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初，中山医院只有一台陈旧的深部X线机，隶属放射科。为了尽快和更好地掌握新的放疗知识和技术，1994年汤院士推荐我到美国学习。我有幸在美国费城Thomas Jefferson大学放疗科主任、全美放疗协作组（RTOG）主席Curran医生和现任国际放射研究学会主席George Iliakis教授的共同指导下，学习肿瘤放疗的临床及放射生物学。1996年中山医院购买了直线加速器和建造机房，我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回国参与建立放疗科。1999年再度到美国费城继续肿瘤放疗的学习和研究。心怀报效中山的拳拳之心，身负着工作重任与理想，2000年我再次回国。先后在美国费城学习的3年中，我完成了肝细胞癌放射敏感性研究的细胞实验课题。

自美国回来的6年里，我把在美国学习到的放射生物学知识与在肝癌研究所学到的肝癌临床知识结合起来，在肝癌研究所全体内、外科医生的共同支持下，开展了肝癌放疗的临床研究，总结并发表了《肝细胞癌放射敏感性的实验室研究》、《不能手术切除肝癌的放疗》、《肝细胞癌伴癌栓的放疗》、《肝细胞癌腹腔淋巴结转移的放疗》、《肝癌肾上腺转移的放疗》、《肝内胆管细胞癌的放疗》、《内外放疗的比较》和《肝癌骨转移的放疗》等13篇国外SCI论著。这些肝癌放疗的论著及成果，先后荣获2003年上海医学科技成果三等奖、2005年第六届上海市临床医疗成果二等奖、2006年教育部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这些论著还受到美国肿瘤学界的关注，2004年和2006年美国《癌症杂志》的主编先后邀请肝胆外科专家和放射肿瘤学家对我的肝癌放疗工作加以评述，肯定我们的成绩，并认为肝癌放疗的时代到来了，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为此，2004年时任美国放射肿瘤学会（ASTRO）主席Lawrrence TS也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参观肝癌的放疗工作。2005年1月我受韩国国立癌症研究院邀请赴韩做肝癌放疗的专题报告。2005年10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办首届全国肝癌放疗研讨会，推动了我国肝癌放疗工作的开展。2006年7月受日本肝癌学会邀请，我在第42届日本肝癌年会上做“不能手术切除肝癌的放疗——中国经验”的专题报告。现在我又被Cancer，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adiation Oncology，Biology，Physics，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等多家美国著名的肿瘤杂志聘请为审稿人，负责肝癌方面的评审。

2001年受院领导和同仁的信任，我负责放疗科工作。上任第一件事就是着手研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患者的肿瘤谱和放疗科治疗的肿瘤谱，寻找出放疗科今后需要突破的工作方向，提出依托综合性大医院的优势，建设具有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特色的放疗科，努力带领科室人员开辟做大做强肿瘤放疗之路。不断探索肝癌的放射治疗，积极配合乳腺疾病中心进行乳癌的术后放疗，主动与普通外科合作开展胃、肠癌术后放疗，深入宣传泌尿系统肿瘤的放疗，使放疗科的患者数陡然上升。2003年底，我又受命全面负责中山医院总部与分部放疗科的工作。身负放疗科发展的重担，我深感其压力，为此我把它转化为动力，全身心地投身于工作，愿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奉献于肿瘤放疗事业。

为做好工作，放疗科与肺科、胸外科共同成立肺部肿瘤综合治疗中心，并搬到医院分部去发展。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看到医院分部放疗科医生的求知欲望，我们组织加强了分部放疗科医生的理论学习，坚持每月开展一次专业英语学习和至少一次的业务学习及每周一次的教学查房。随着医院肿瘤中心的定位，目前，放疗科从原来的一个病区扩大到两个病区，拥有4台直线加速器、2台CT、2台治疗计划系统、2台数字化模拟机，实现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综合治疗做大做强的愿望。结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患者以腹盆部肿瘤居多的特点，考虑到国内外尚无腹盆部肿瘤放疗的专著，我又组织人员完成全书的编写。本书的编写得到了上海市科委经费的资助。通过我不懈的努力和科室同仁的配合，放疗科工作得到不断地发展，并取得了成绩，得到了认可。我连续两年被评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优秀科主任，放疗科被评为中山医院先进科室。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能掌握好放疗的基础理论，我放弃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只身到美国学习放疗技术。回国后我在放疗科工作，很多人不理解我，为何回国，又为何离开享有盛名的肝癌研究所来到新建的、缺乏根基的放疗科与射线打交道。特别是我2000年从美国回来，旧日的同学早已博士毕业，或已成为教授，或已成为博士生导师，而我为了完成导师交给的嘱托，错过了许多机会。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6月我攻读完博士学位。2006年我按时晋升正高职称，同年，医院推荐我作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回想当时入门放疗科的艰辛，眼看现在取得的成绩，我百感交集。我坚信“要有收获，必先付出”。当年转入放疗科，我的想法很简单:医院的需要、导师的嘱托和救治肝癌患者的强烈愿望，没有当科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的想法，更没有得奖的奢望。我只是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需要与个人的理想结合在一起。今天，在迎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70年院庆的日子里，我献上我们的著作《腹盆部肿瘤放射治疗学》。我想告诉全国放疗界的同道们，你们或许和我一样，由于医院的需要，来到放疗科，只要你们真心付出，一定也能得到回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疗科　曾昭冲

2007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