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视域下的《特别响，非常近》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有人称之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德国当代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则认为，“与其把9·11事件和珍珠港事件相比拟，还不如把它比作1914年8月的余波”。他说，“9·11事件可以看做是‘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几乎在恐怖袭击发生的同时，人们已经通过各种传媒，把恐怖袭击变成了全球事件，让全球的公众成为‘普遍的目击者’^[12]”。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惊愕、恐惧，愤怒、质疑、思考随之而来，“所有人都憋了一肚子话要说。”^[13]

美国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发表于2005年的小说《特别响，非常近》，（以下简称《特》）是一部受到广泛欢迎和争议的后9·11小说。雷切尔·史密斯认为，福尔的《特别响，非常近》是“全球视野下9·11事件后体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典范之作。”^[14]丁夏林的文章《以历史的长镜头思考——〈特别响，非常近〉与“9·11”叙事》从创伤叙事的“无法言说性”“强迫性重复”及其政治文化批判功能等角度探讨该作品的价值。^[15]本文运用创伤理论和哈贝马斯语言交往行为理论，从人文关怀的角度解读文本的“创伤——救赎”主题及其社会价值。

一、面目全非的生活

菲利普·特伊（Philip Tew）认为，“9·11”之后出版的小说多以给人们的自我感和社会秩序造成伤害的历史事件为背景，具有明显的创伤倾向^[16]。《特》就是一部关于创伤和救赎的小说。

9·11恐怖袭击给美国人心理上极大的震动，使他们感到恐惧和忧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9·11”恐怖袭击一周年前夕，仍有四分之三的美国人表示未从“9·11”心理创伤中摆脱出来，有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无法理解为何发生这一悲剧。

创伤心理学研究表明，战争、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带有极端影响的不平常的事件会给事件亲历者和其亲属带来重大心理创伤。这种创伤经验能动摇并冲击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引起如恐惧不安、噩梦、记忆重现、逃避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特》中，九岁美国男孩奥斯卡·谢尔的爸爸在“9·11”袭击中不幸丧生。爸爸的突然离世给幼小的奥斯卡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痛，之后的一年中，他深受创伤的困扰，表现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9·11”之前的奥斯卡，有爸爸给他讲故事，鼓励他做远征探险游戏，给他讲人生的道理，他自信满满，沐浴在父爱的阳光下，生活得快乐、幸福，什么都不用担心。“9·11”之后的奥斯卡，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时常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和父亲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不断浮现在眼前。他反复于恐惧、忧虑、愧疚和无力感之中，经常哭、不想上学、逃避人际交往，时常把自己封闭起来，过着苦闷、压抑、绝望甚至自残的生活。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他原本无忧无虑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小说中奥斯卡形象，代表了遭受“9·11”袭击后部分处于恐慌和焦虑中的美国人形象。

二、“不要放弃探寻”

心理咨询的实践告诉我们：孤独、压抑、没有朋友、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生活会使人感到无力、种种不适与苦恼，甚至对生存的意义感到迷惑，缺乏生活的目标。心无憧憬，则生无渴求；生无渴求，则生不如死。《特》中悲伤绝望的奥斯卡，在一年的悲痛和愧疚的煎熬之后，仍然“不想住院，不想成为病人”。他鼓起勇气，来到父亲生前的卧室，抚摸他生前的用品，偶然间，他发现了父亲房间花瓶里一个用红色笔写着“Black”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只神秘的钥匙。想起爸爸生前在阅读纽约时报时用红笔做了记号的一句话：“不要放弃探寻”（Do not stop looking），他认为这是父亲给他的启示，他意识到，不能像他的宠物猫那样只知道吃饭、睡觉、上厕所，这样的生活如同行尸走肉，没有任何意义。为了减轻自己的思念与愧疚之情，更多地了解父亲，为父亲的死寻找真相，也为了不使自己的生活在无所作为中虚度，他决心寻找与这把钥匙相匹配的锁，而且认定“找到那把锁是我终极的存在的理由”。^[17]虽然纽约有“一亿六千二百万”把锁，也没能动摇他寻锁的决心。这里的钥匙与锁显然隐喻着问题与答案的对应关系。

他从信封上充满隐喻意味的“布莱克”（原文中为Black，“黑色”之意）入手，他开始寻找纽约所有姓布莱克的人，尽管纽约有“四百七十二”人姓布莱克，完全找到这些布莱克需要花费他大约三年的时间，但在父亲“不要放弃探寻”^[18]话语的激励下，他下定决心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利用周末时间，去拜访一个个陌生的布莱克。

经过八个月的找寻，奥斯卡终于找到了钥匙的主人，却发现他是一个因为与父亲缺乏语言交流，面对亡父满怀愧疚，饱受精神折磨的人。当他得到那把失而复得的钥匙时，他悔恨地告诉奥斯卡，他“愿用这把钥匙换一个你那样的父亲”^[19]。奥斯卡虽然找到了钥匙的主人，却发现“它和爸爸毫无关系”。隐喻在“9·11”袭击中丧生的爸爸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这个结果让他“从此以后终生都会心情沉重。”^[20]

三、“一定要去和人交谈”

当代德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尤尔金·哈贝马斯一生致力于交往行为理论的构建。他把暴力看做是一种交往病理，认为交往的彻底歪曲导致了跨文化的暴力。^[21]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生活世界有别于政治和经济世界，它不是靠权力和金钱组织起来的，而是通过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他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主张以语言为媒介，通过真实、正确、真诚的话语交流来为病理性的现代社会进行诊断治疗。把现代人从悲观主义中解放出来，让那“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找回它应有的价值和规范，从而实现自我认同，达成共识，实现自救和救赎他人的目的。

奥斯卡的父亲在世时经常鼓励他“一定要和人去交谈”。^[22]遵从父亲的教诲，奥斯卡决心和未知的布莱克们去交谈。通过充分的语言交流后，他发现这些布莱克们，远看起来像一个个神秘的黑洞，令人恐惧。但当奥斯卡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之后发现有着各色各样的布莱克。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社会主流文化的边缘人，生活在与世隔绝、没有希望的黑暗世界里，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基本需求。他们有的正经历着婚姻家庭的困顿，有的正处于失去亲人的悲伤中，有的正承受着严重的战争创伤。“后9·11”时代的绝望气氛更加深了他们生存的虚无感。历史的伤痛加上现实的无望使他们过着离群索居、孤独落寞、冰冷绝望的生活。奥斯卡的主动交流，使深受战争创伤、不愿意与人交流、24年不曾迈出家门一步的102岁老人布莱克第一次听到了鸟鸣声，奥斯卡的造访，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心灵之窗；奶奶的“房客”老托马斯·谢尔（奥斯卡的祖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对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失去了父母和怀孕的未婚妻，当失去亲人的他来到纽约这个繁华的城市后，发现无人愿意倾听他的痛苦往事，他只好保持沉默，以致后来，自己想要表达的词汇“正在慢慢消失”。深受战争创伤折磨的老托马斯，最后终于成了一个无法诉说的失语者。奥斯卡对这位一见如故的陌生人敞开心扉，讲述了他的恐惧和忧虑。最后发现，他就是自己的爷爷。在他的帮助下，爷爷也获得勇气，将无数封写给儿子，但没有勇气寄出的信埋进了儿子的空棺材，使自己多年的愧疚之情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特》通过小主人公奥斯卡的寻访轨迹，描绘了“后9·11”时代美国社会人们的心理创伤图景以及当代人孤独、绝望、无助的精神生存状态，肯定了用语言作为工具（而不是用金钱和权力）进行交流，实现自救和救赎他人的良好愿望。作为一个普通人，奥斯卡无法解决“系统世界”的重大问题，但是通过和他一样的普通人进行语言的交流，为他们打开一扇扇心灵的窗户，让他们感受到莫大的温暖和关怀，把他们从悲伤绝望中解救出来。同时，奥斯卡在寻访布莱克的过程中通过语言交流重构了自己的创伤体验，达到了自我救赎的目的。真实、真诚、正确的语言交流使奥斯卡和布莱克们取得了共鸣，获得了救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