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的忠奸之辨思想研究

《慎子》一书为周人慎到（关于其人的故里还有其他说法，这里不一一罗列）所撰写，慎到为学源于黄老（司马迁《史记》论其“学黄老道德之术”），归于刑名，盖与邹衍、田骈等人同时。慎到所著《慎子》一书，据传说其体量不在小处，有人断其为四十一（或云四十二、三十七）篇之多，但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散佚较多，今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慎子》一书，仅仅保留了《内篇》《外篇》与《慎子逸文》三个部分，虽然号称“以《治要》为主，更据唐宋类书所引，随文补正”，^[3]但所保留的文字依然不多。就是这样一部“文字依然不多”的子书里面，还保留下来部分有关忠奸之辨思想的文字，下面录出以便观览：

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晋。是皆忠臣孝子，而国家灭乱者，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慎子·内篇》）^[4]

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衺（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慎子·外篇》）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故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率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九征至，贤不肖人得矣。”（《慎子·外篇》）

乱世之中，亡国之臣，非独无忠臣也；治国之中，显君之臣，非独能尽忠也。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然而治乱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欲忠者不绝世，而君未得宁其上，无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毁瘁主君于闇墨之中，遂染溺灭名而死。由是观之，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是以过修于身，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业，和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已。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故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故桀之所以亡，尧不能以为存。然而尧有不胜之善，而桀有运非之名，则得人与失人也。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慎子·外篇·知忠》）

《庄子·天下》里面有过对慎到其人的评价，虽然认为“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但对于他们几个人“皆尝有闻者”的知名度，依然表现出敬佩之情。《荀子·非十二子》篇对慎到依然有褒有贬：“尚法而无法，下脩而好作，上则取德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所谓的“不可以经国定分”确实有些过于武断，现在认真审视《慎子》一书当中保存下来的忠奸之辨思想，确实具有“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的品格，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下面对如上所摘录为数不多的有关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给予一一论述。

从《慎子·内篇》当中所摘录的有关忠奸之辨思想的片段，包含了如下几层能够引起人们注意的意思：第一,忠德的直接表现就是“直”，即面对君主的昏庸，敢于直截了当地提出纠正意见，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强行要求君主改正错误。这个对忠德内涵解释的观点可以从“君明臣直，国之福也”的叙述当中推断出来，也可以从“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的叙述当中推断出来，因为比干是商纣王名下著名的，而且为举世公认的敢于直谏的忠臣。慎子对忠德的这个解释，与社会主流相合拍，没有显示出新奇之处。倒是“国之福也”的肯定当中所包含的对忠臣的高度赞美与期许，切实表现出了一个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者的责任心，不应该以“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浑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韩婴《韩诗外传》）的偏见来对待。第二，明君与忠臣和谐相处才可以为国家造福的忠德观。在这个忠德观里面，慎子将忠臣实现为国奉献力量目标的决定权归于明君，这从“无明君”“以听之”的判断当中可以得到证实，其中所要说出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明君，忠臣的作为就无法施展，忠君报国的理想目标只能是空想。这里是否包含着对古代君主制度否定的意味？如果这个反问当中包含的意蕴符合慎子本人原意的话，慎子真是当之无愧的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了。面对着这样的进步思想表达，“足以欺惑愚众，交乱朴鄙”的谰言，在这里自然就会失去市场。第三，忠臣不是万能的忠德观。这个忠德观是从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总结当中得出的结论，这里仅仅以“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就足以能够说明问题。“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是从“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的判断当中推到出来的结论，其中所提及的“圣君”是指不能容忍忠臣发挥作用的君主，与独断专行的“昏君”“暴君”是同义词。慎子“忠臣不是万能的忠德观”与孔子有相同之处，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其可信程度值得引起注意。

《汉书·艺文志》将慎子归为法家，是否有不当之处？慎子对于“刑罚深”是持保留态度的，而法家是极力提倡严刑酷法的。慎子对“刑罚深”所持保留态度的文字可以从他的奸德生成论当中得以证实。慎子的奸德生成论认为，“饥寒并至”是下民奸德生成的根本，而“饥寒并至”的根本原因是由“当今之王”造成的。根据这样的逻辑推论，就可以看出，所谓下民的奸德生成，其直接造成的主体是“王”，而不是下民自身。慎子是这样直言不讳表述的：“当今之王，其为舟车与此（指古之“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利轻，可以任重致远”——《慎子·外篇》）异矣。全全固利轻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脩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衺（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慎子为了规劝不要将下民逼上“为奸”的“梁山”，在《外篇》当中还有几处与这里相同的“不可不节”论说，这里不去一一引述。慎子“刑罚深则国乱”的主张，与他“福莫久于安”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慎子并不希望通过“刑罚”来抑制奸德以便换取社会的苟安，而是希望通过“王”的“不可不节”来自然而然地来消弭下民的奸德以便实现“久于安”的目标。通过对慎子的奸德生成论再到奸德抑制论的梳理，是否可以看出慎子内心里面还怀有浓重的人文关怀呢？不是有意回避的人，均可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在这里无需费尽口舌去强行辩论。

慎子是孔子以后的人，这从《慎子·外篇》引用孔子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忠奸之辨思想可以得到证明。孔子有为人“九征”之说，其中有“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的识别忠德有无论，成为忠德观当中的著名论断。慎子将孔子的这个忠德观引用到自己的著作里面，表明了对此完全接受的态度，这个问题一提便明，无需赘论。所需要论述清楚的是，“君子远使之，而观其忠”是著名的忠德识别论。这个忠德识别论向人们述说了这样一个道理，由于“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的本性特征，致使一个人的忠德实质，难以通过部分言行能够识别出来，所以君主对于臣子的侍奉表现，应该具有充分的思想警惕，那就是要在全面考察臣子言行的基础上，包括对近距离侍奉君主与远距离侍奉君主所表现出的道德行为，加以周详的考核。出于私心与君主近距离威慑的考虑，有些臣子在近距离侍奉君主的时候，往往会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表现出对君主的百般温顺以及在工作上的竭心尽力，甚至在危难的时刻，不惜以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来换取君主对自己的信任。在孔子的心目当中，臣子的这种侍奉君主行为，是典型的带着人格面具行事的表现，所换来的道德评价只能是以“奸德”论。臣子只有在远离君主的时候，还能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君主的忠诚，才是出于真心的忠臣。慎子对孔子这种判断忠臣的标准加以原封不动地转录，充分地展示出了两位名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心有灵犀一点通情怀的相同之处。慎子（孔子）的这种忠德识别论，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对于任何一个层次主体的忠德考核，都具有标准式的示范意义。

《慎子·外篇》当中有专门标出《知忠》作为篇名的一段文字，顾名思义，可以判断出其内容一定与忠奸之辨思想有密切关系。以《知忠》作为题目的行文形式来阐释忠奸之辨思想，而且道出了自己的独特建树，这在先秦诸子的著作当中，还不是随处可见，因此显得弥足珍贵，需要对其中的内容做出详细论述与梳理。第一，忠臣无处不在与忠臣在“显君”面前未必可以尽忠的忠德观。慎子的这个忠德观道出了特定时期忠臣所处的实际境遇，一方面肯定了臣子人性当中存在的优点，即在乱世出现之际，仍然有抱着耿耿忠心为君主挽救危亡的良好用心臣子，比干、子胥就是这样的忠臣；另一方面又道出了忠臣未必能够在“显君”面前尽忠的无奈，“显君”是显赫君主的简缩，这个貌似充满褒奖意味的称呼在这里未必是完全的褒奖之辞，所以其中包括着得势一时的暴君、昏君等在内，以比干、子胥作为忠臣的例证来说明问题，就暗涵着如此意蕴。慎子的如上忠德观如实地揭开了彼时君臣关系的阴暗面，表现出了对忠臣悲剧地位的同情以及对“显君”真实面孔的清醒判断，具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眼光。第二，忠臣命运难以预测的忠德观。无论是乱世，还是治世，均为“同世”，在这个“同世”里面，君主永远是判断事物的主动者，臣子永远是处于被宰割地位的被动者，慎子将这种局面描述为“治国之人，忠不偏于其君；乱世之人，道不偏于其臣”，这就是说，不论国家处于何种状态之中，好处只有君主来收获，受害只有臣子来承担。在这样的非理性面前，忠臣的命运就切实难以掌握在个人手里。慎子如此表述自己的忠德观，是否包含着对君权超越一切的批判意味？是否包含着对个人尊严的极力维护意味？是否包含着对人性觉醒的呼唤意味？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下来的追问，即慎子是否具有维护人权的自觉意识呢？第三，“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的忠德观。慎子在这里并非是故意造出惊人之语，而是在对比干、子胥未能因为显示忠臣本色以拯救乱世，反倒落得了“染溺灭名而死”的结果进行了认真思考以后所得出的结论。但慎子将比干、子胥的忠谏视为“毁瘁主君于闇墨之中”，作为忠臣不能阻止夏桀荒淫从而导致“过盈天下”的责任归与关龙逢，这样看问题的前提本身是片面的，因此所推导出的“忠未足以救乱世，而适足以重非”的结论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回顾荀子“三忠说”当中蕴涵的深刻哲理可知，作为“大忠”的周公旦，就是一个能够力挽狂澜的忠臣，而不是一个“适足以重非”的忠臣。忠臣是否可以“救乱世”，取决于忠臣自身的能力与权力，也取决于所辅佐君主的政治素质。这是一个需要具体事件具体分析的复杂问题，慎子于此显然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故所出忠德观也许带有浓重的个人情绪，是不能产生广泛说服力的。第四、防范忠臣的忠德观。“防范忠臣”并不是说要求君主像提防奸臣一样处处提防忠臣，那样将会给忠臣注入了贬义的色彩，而是要说明“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是以过修于身，而下不敢以善骄矜。守职之吏，人务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业，和顺以事其上。如此，则至治已”的道理，所以“防范忠臣的忠德观”里面的关键之处是，要防范忠臣越职，以便保证官各司职的秩序严肃性不会受到干扰。这个忠德观具有鲜明的现代管理学因素，对于防止忠臣变成大权独揽权臣的恶性管理现象出现，保证君主的政治地位不被架空，以便促使国家治理环境井然有序有着突出的警示意义。第五、“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的忠德观。在论述这种忠德观之前，需要审视这种忠德观出现的先前话语。慎子这样说：“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这几句话看上去似乎包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意蕴，但依然需要做出具体分析。就“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而言，不排除有替亡国之君开脱罪责的意味，这就像为打了败仗的主帅说情一样。主帅无能、指挥失当或者带头逃跑，这可谓主帅的头脑有严重缺陷，是为“群龙无首”，打仗败走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的判断不可谓高明。就“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而言，则能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眼光，因为国家走向大治，是君主与大臣以及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判断的高明之处是，为防范君主一味骄矜固执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紧接着如上瑕瑜互见的观点陈述之后，可以预见的是，慎子所表达的“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忠德观里面，也会表现出与如上相同的现象。先看这个忠德观里面所包含的意蕴：将贤德与忠德完全隔离开来，使“贤”与“忠”成了彼此独立的道德范畴，而且给予了近距离对称表述。这里的近距离对称表述，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表现得清晰了然，具有明显的可取之处。但从忠德的广泛内涵上看，这里的“忠”无疑是缺失了“大忠”甚至包括“次忠”在内的核心内容，仅仅是“小忠”的特指而已。如果按照“三忠说”来判断，慎子若果是一个明白“三忠说”道理的知名人士的话，其如上忠德观当是极有价值的。透过“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话语实质，可以断定，慎子这里的“忠”当是确切的“小忠”。其次来看在如上忠德观的瑕瑜互见之处。优点在于慎子能够将忠德看成是国家治理作为一个综合工程的一个部分，没有给忠德贴上唯一独尊的标签。在“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的美妙比喻当中，既包含着国家治理非一人之力的哲理，也包含着非一种道德可以奏效的哲理，这等于在客观上将向人们宣示了上述忠德观表述的非同寻常之处。然而在述及“智盈天下，泽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国。故桀之所以亡，尧不能以为存”的话题时，又说出了“忠盈天下，害及其国”的忠德危害国家的武断之语。之所以认为这是“武断之语”，是因为凡是被公认的忠臣，几乎在辅佐君主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过任何自觉导致国家危亡的历史事实。慎子在表达如上“武断之语”的时候，同样将“忠”与“智”割裂开来，并且将忠德推向“小忠”的位置，而将“智”却推向了“泽及其君”的独尊地位。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观察问题态度，与“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的全面观察问题的态度是矛盾的，所以论述“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而不在于忠也”忠德观的逻辑力量是有限的，不可给予过高的评价。

通过《慎子》一书当中的忠奸之辨思想研究可以看出，全书出现“忠”字至少16次，还有专篇《知忠》存在，“奸”字至少1次，再多的可能性极小。“忠”字与“奸”字的比例如此悬殊，与法家《韩非》《商君书》相比，真是有些不可设想。如果从其他的思想角度将慎子归为法家也许可以，但从忠奸之辨思想的角度，去判断慎子的法家归属，则未免有些过分牵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