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子》的忠奸之辨思想研究

《尸子》一书的作者为尸佼，其人“著书于周末，凡二十篇，《汉书·艺文志》列之杂家，后亡九篇，至南宋而全书散佚。”^[1]经过后人的精心辑录，《尸子》一书又得重新与世人见面。这里采用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尸子》一书，完整的篇目出现在上卷里面，共有13篇，下卷里面主要收集一些零星辑录的语录，还有《尸子存疑》附上若干条。上述全部加在一起，恐怕也不能构成“凡二十篇”的全貌。现代人点校整理的《尸子》虽然没能完全恢复全貌，但可以说明问题。经过认真研究阅读，发现《尸子》一书当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忠奸之辨思想内容，下面摘录出关键片段，以便观览：

行有四仪：一曰志动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义，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慎守四仪，以终其身，名功之从之也，犹形之有影，声之有响也。是故志不忘仁，则中能宽裕；智不忘义，则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则动无废功；口不忘信，则言若符节。若中宽裕而行文理，动有功而言可信也，虽古之有厚功大名，见于四海之外、知于万世之后者，其行身也，无以加于此矣。（《尸子卷上·四仪》）^[2]

亲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兴也；亲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废也。（《尸子卷上·分》）

治则使之，不治则囗之。忠则爱之，不忠则罪之。贤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观之，犹白黑也。（《尸子卷上·发蒙》）

治天下有四术：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度量通则财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尸子卷上·治天下》）

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尸子卷下》）

《尸子》的文本体量不论全残与否，都不可算作为大文本，正是因为如此，其中才无法找到大量有关于忠奸之辨思想内容的材料。尸子其人究竟为何许人？各家述说不一，这里不去一一罗列。但刘向《别录》在司马迁《史记》的基础上，对尸子其人的判断，有了内容上的扩充，并找到了不同的判断依据，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案《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画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造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通过对刘向的判断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尸子是一个勇于参加政治变革的人，这就决定了在他的著作里面不可避免地要论述“道德仁义之纪”（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七引《后汉书》注），由此自然也就会引出对于忠奸之辨思想的表述。下面对尸子的如上忠奸之辨思想内容加以论述，以便看出与众不同之处。

《尸子》一书当中有专篇文章名为《四仪》，其字面意思无需去解释。令人眼开的是，尸子第一次提出“四仪”之说。其“四仪”之说是将人之日常细“行”与参与国家大政的建功立业追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规矩是完全合拍的，其进步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四仪”的核心内容是仁、义、忠、信，没有超出儒家提倡的范围，但是在具体诠释的时候，推出了全新话语，当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仁、义、忠、信作为“四仪”的核心内容不必一一分析，但“忠”作为“四仪”之一的位置以及内涵是忠奸之辨思想的直接表述，这就需要作出突出关注了。“忠”在“四仪”当中的位置显然是重要的，表现在她与仁、义、信处于相等的地位，形成了仁、义、忠、信和谐统一的道德话语链，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今没有衰减。很明显，“四仪”当中缺少任何一“仪”，都不是简单的数据缺少所能够解释清楚的。而且仁、义、忠、信的顺序排列，并不是按照传统顺序排列来决定其地位重要与否做出的安排，而是长期语言习惯形成的固定表述。这等于告诉我们，“四仪”当中的忠德，是人类精神道德当中的必备成分，不可与仁德、义德、信德分别出相互彼此。在《四仪》篇当中，提出“四仪”的概念以及其中包含的内在规定已经显得弥足珍贵了，还有需要我们更进一步领会的重要精神内涵是，尸子为忠德体现的空间方位以及努力表现忠德所能得到的回报，做出了清晰的表述，这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也属于独此一家之言。“忠德体现的空间方位”是指“力事不忘忠”一句所包含的内蕴，“力事”说的是，不论在侍奉君主，还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追求过程当中，都要做到努力从事，而不是敷衍了事。要做到“努力从事”，内心的精神动力，就是要养成没有丝毫伪装的忠德操守。忠诚于君主，忠诚于自己的事业，是不相矛盾的道德表现，这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中所包含的哲理是相似的。“努力表现忠德所能得到的回报”是指“力不忘忠，则动无废功”。“动无废功”的肯定式就是“动有功”，也就是在“力事”的时候，就具备了忠德回报的必然性。进一步说，如果忠德与仁德、义德、信德能够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将会达到“见于四海之外，知于万世之后”的高度。尸子的这个期许不是虚幻的许诺，而是对勇于实践者的成功经验总结。由此可以看出，在忠德的内涵当中，充满了追求实践的积极进取精神内质，所以是对勇于实践者非常有效的试金石，对于得过且过者来说，不过是耳旁风而已，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分》作为《尸子》一书当中的专篇，将“分”的重要性引述得自然如己出一般，如“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成人”。但出于古人的著书立说习惯，不可能像现在人一样，给“分”做出明确的定义式解释。后人在阅读时，只能靠体悟去找到与“分”相对应的词汇。经过对《分》全文的理解，可以发现，现代汉语词汇里面的“名分”“分寸”“尺度”“度”“火候”“内在规定性”“应该”或“应得”等可以与之相当。这说明，“分”这个词汇，既是具有哲学意味的范畴，又是政治、日常等领域使用极为广泛的用语。不用深刻研究就可以发现，尸子明显要求，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想成功就必须做到“得分”。有关这个论题，尸子在《分》篇当中有详细的例证式论述，限于行文篇幅，这里不去引述。“分”在尸子思想深处的广泛适用性，促使他在更进一步论述“得分”的重要性时，将忠奸之辨思想也纳入到论述的范围之内。这个突出的表述是：“三人之所废，天下弗能兴也；三人之所兴，天下弗能废也。亲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兴也；亲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废也。”在如上所录出的几句话当中，将“得分”与“失分”的对照贯穿于始终，并且说明施行孝德、忠德、信德于正确的对象，就是“得分”，与之对立就是“失分”，“得分”可以获得“兴”的结果，否则就会落得“废”的结果。尸子在这里将忠德的施与对象确定为“君”，将“忠君”从正反两面加以表述，说出“君言其忠”与“君曰不忠”的特色语句，是对“忠君”思想的合潮流阐释，与主流话语倾向完全合拍。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将“君言其忠”的“忠君”视为“得分”，“君曰不忠”的非“忠君”视为“失分”，并且将二者与“兴”“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为全新表述，具有话语表述的开拓性。

“分”在《尸子》一书当中具有重要地位，其突出表现是，除了有上述所提及的《分》这样的专篇之外，还在相邻的《发蒙》篇当中，多有对“分”“名分”“审分”“明分”“有分”的得心应手使用，可以举出几例来看：“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明君之所立也正，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淫，审分应辞，以立于廷，则隐慝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正名以御之，则尧舜之智必尽矣，明分以示之，则桀纣之暴必止矣。”“听朝之道，使人有分。”从上述部分引述以及《发蒙》全篇来看，不管是哪一种“分”，都与政治话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话语关系面前，将《分》篇当中所包含的“君言其忠”的“忠君”思想视为“得分”的表述，顺接式地伸展到《发蒙》篇当中，就成了不用解释的自然之事。沿着这样的思路去巡查，就会发现，所云“治则使之，不治则囗之。忠则爱之，不忠则罪之。贤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观之，犹白黑也”的系列语句，就像不请自来的客人口中背诵的为主人事先导演好的台词一样，将政治话题与忠奸之辨话题牢牢地套在一起。还从上下文的联系当中可以看出，“忠则爱之，不忠则罪之”是典型的君主在治理朝政时，对大臣的“明分”与“审分”理想状态描述。尸子在对“理想状态”加以描述之后，又做了特别叮嘱，即要求君主做到像分辨白色与黑色一样，能够准确无误地区别出贤与不肖、治与不治、忠与不忠的不同。只有踩准前后两个鼓点，作为君主的“明分”与“审分”，才算得上全面符合要求。《尸子》一书当中的《发蒙》篇，再一次将忠奸之辨思想当中的忠德观与“分”联系在一起，并能道出人所不能道出的独特表述，具有语言史与思想史上的鲜明价值。

《尸子》一书当中有《治天下》专篇，其中提出了“治天下有四术”的主张：“一曰忠爱，二曰无私，三曰用贤，四曰度量。”“四术”叙完之后，紧接着的是对“四术”之所由生的解释：“度量通则财足矣，用贤则多功矣。无私，百智之宗也；忠爱，父母之行也。”这个解释是高度概括了的结论，当然是略显简单了一些。为了给“治天下有四术”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尸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诠释，下面是诠释的部分原文：“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贤强也，非聪明也，非俊智也，爱之忧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与我利之无择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则爱天下，欲其贤己也，人利之与我利之无择也，则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尧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见人有善，如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袭此行者，谓之天子。诚爱天下者，得贤。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见秦医也不争礼貌；在囹圄，其走大吏也不爱资财。故文王之见太公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数。此所以国甚僻小，身至秽污而为正于天下也。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无入寡人之乐，寡人无入子之朝。’自是以来，子产治郑，城门不闭，国无盗贼，道无饿人。孔子曰：‘若郑简公之好乐，虽抱钟而朝可也。’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这里大段引用原文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原文切实领会尸子“治天下有四术”的精神内涵，通过引用原文确实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对于原文当中的字句，这里就无需费神去一一诠释或翻译了；二是通过引用原文，让人们清晰地看出，“治天下有四术”的主语是君主，这从原文当中动辄以尧、有虞氏、文王、齐桓公、郑简公等作为主语来说事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所以同样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对应诠释。达到了如上两个目的，对论述“治天下有四术”当中包含的忠奸之辨思想内涵，无疑是做好了前提性工作的关键一步。主语确定以后，“忠爱”的主语就是君主了。明白如上所云之后，我们再来看“一曰忠爱”与“忠爱，父母之行也”以及“父母之所畜子者”“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云云所表述的精神实质，其中的意思无非是在说，君主忠爱天下、大臣以及使用贤能臣子，要像父母爱护子女与培养子女的贤能道德一样无私，要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无私。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重要动向是，尸子将忠爱道德的施行主体指向君主，而且通过大量的例证论说，给“忠爱”注入了“真”与“诚”的浓重意味，这就是说，君主对待任何有利于治理天下的人，都要出于真情，而不能是佯装或作秀。尸子的如上忠德观具有进步意义，一是摆脱了一味强调臣民对于君主施行忠德的陈说，从而为君主应该拥有忠德提出了符合理性与情感的要求；二是尸子以“父母之行也”的比喻来论说君主对臣民施行忠德的道理，给忠德观里面注入了符合人性需求的人间亲情成分，这对促成君、臣、民的鱼水关系以及将君主从自视高贵的神坛上拉回到人间的真实位置上，从而对助推君主以平等的眼光观察事物、以平等的眼光审视自己以及平等的态度对待臣民，起到了积极的理论开导作用；三是在“治天下有四术”当中所包含的内容里面，君主所拥有的“忠爱”道德，是其余“三术”的基础，因为“忠爱”道德是出于心底精神的境界，尸子将“忠爱”“无私”“用贤”“度量”描绘成流线型图景，绝不是一时兴到的脱口而出，所以通过领会古人所说的“万事由心生”的道理，就会明白其中所包含的哲理所在。

《尸子卷下》所收录的内容不多，而且均为没有具体题目的散行语录。在所收录的散行语录当中，尸子将宇宙运行的春、夏、秋、冬四时与人类的精神运行外显的道德以及人类为了保证道德的规范性所采取的外在节制规矩相互联系在一起，于是就有了春与忠相对应、夏与乐相对应、秋与礼相对应、冬与信相对应的话题出现。为了全面说明问题，下面将表达相关内容的语录全部摘录下来，以便观览：“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夏为乐。南方为夏。夏，兴也；南，任也。是故万物莫不任兴，蕃殖充盈，乐之至也。秋为礼。西方为秋。秋，肃也，万物莫不肃敬，礼之至也。冬为信。北方为冬。冬，终也；北，伏方也。是故万物至冬皆伏，贵贱若一，美恶不减，信之至也。”从上述摘录的语录当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包含着鲜明的忠奸之辨思想，著名的话语表述当然是除“春为忠。东方为春。春，动也。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之外而莫属了。尸子如上语录能够令人眼开，在于他首先为人们讲出了这样的道理，即“春”为四时之首，是宇宙天地的内在精神在自然运行的过程当中，为了以无私的情怀哺育万物而表现出来的大美境界之一，这种大美境界的主体表现就是促使万物“生”的萌动，有了“春”这个宇宙天地的大美境界，万物才能够以平等的姿态获得了富有生命的权力。尸子语录当中包含的另外道理是，忠德作为人类内在精神运行的外显，与宇宙天地显示“生”气的四时之首“春”对应在一起，这在客观上告诉人们，忠德就是宇宙天地的大美境界“春”，所以忠德是承载着人类精神正能量的美德。尸子的“春为忠”说，还包含着忠德生成论的哲学意蕴，毫无疑问，尸子的观念是忠德生成于“春”，这个观念告诉人们，忠德是宇宙天地的派生物。忠德作为“春”的派生物，其与生俱来的职能就是促使事物走向成功或繁荣的状态（“是故鸟兽孕宁，草木华生，万物咸遂，忠之至也”），而不是相反，与此同时也就赋予了忠德以美德的品质。尸子的“春为忠”给忠德寻找的四时之首对应，是否包含着忠德是人类美德之首的意蕴？从忠德就是“生德”的判断来看，忠德所占据的道德首要位置，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否定的。尸子在这里阐述自己的忠德观念时，没有为人们寻找忠德施行主体，可以这样设想，“春为忠”说的忠德观，讲述的是最为普通的哲学道理，因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尸子将宇宙天地所拥有的大美境界与人类的大美忠德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忠德的生成找到哲学原点，表现出哲学家的清醒，对后人的同一种说法产生了明显影响（《吕氏春秋》当中有大致相同的说法，还有其他人的类似说法，这里不去一一罗列）。

《尸子》一书的体量是明显的。其书当中所体现的忠奸之辨思想，根据现有观察，几乎上全部为忠德观的论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恐怕不能完全以“杂家”的身份来加以确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依据的《尸子》一书，是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有幸存留下来的非全本，万一丢失的部分里面有讨论奸德的话题，武断的判断方式将会遇到极大的窘境，甚至会遭到人们的耻笑。尸子提出“四仪”说，形成仁德、义德、忠德、信德和谐统一道德理论体系，并且突出“忠德体现的空间方位”的指向为“力事不忘忠”，这为忠德的施行确定了目标。尸子将臣子面对君主充分施行忠德称为“得分”，“忠则爱之，不忠则罪之”又是对君主做到“审分”的要求，这些理论具有话语表述的独特之处。在“治天下有四术”的理论框架里面，将“忠爱”视为美德之首，而且主张出于真情的忠德观，这不禁令人想起，出于个人私心的作秀，无论伪装得多么巧妙，最终检验的标准，只能以奸德去表述。尸子还以哲学家的敏锐目光观察问题，为忠德的生成找到了源头——宇宙天地运行的四时之首——春，这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属于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表述。通过对《尸子》一书的全面研究以及对于其中存在的忠奸之辨思想重点研究，可以看出尸子其人具有广泛接受诸家思想的长处，完全可以将其褒奖为“博学而识之”的著名务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