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咳喘疾病的理论建树

（一）表邪未尽，切忌早补

呼吸系统疾病，主要属中医学咳喘病的范畴。李老认为本病从老年人体质分析，多为本虚标实，要注意“标本同治”。病发之本乃脏腑功能的失调，特别是肺、脾、肾功能不足，这是本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其标则多为外感六淫、痰浊、瘀血、水饮，这些呼吸道本不该有的异物，常会加重患者的脏器之虚，使病情更加错综复杂。只有掌握了本病虚实夹杂的特点，在辨治时才能针对患者具体各异的病情，结合体质去处方遣药。

通过60余载的临证总结，他提出了“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如邪（即六淫、痰浊、瘀血、水饮等）未去，切不可过早补虚”的观点。主张在发病初期，首先宣肺肃降祛邪，调节肺的治节。尤其是治咳，更宜先祛邪，并当辨别风、寒、燥、热而施治。临床症见咳嗽、口干、舌红、恶寒、全身酸楚，为风寒外束，肺有燥热伤阴。治宜润肺散寒，止咳定喘，李老常以三拗汤合止嗽散加黄芩、桑白皮、瓜蒌根治疗。老年人易出现肺卫气虚，阳馁不足，临床表现为出汗、神疲乏力，咳喘10～20余年者，常喘而不得平卧，咳吐白黏痰，舌质淡红，苔白腻，脉细滑，为阳气不足。表虚而痰饮恋肺，感邪诱发，肺失肃降，李老常以仲师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扩充。他还善用炙紫菀、炙白前、炙百部、炙款冬花治咳喘有良效。若兼大便不通，因肺气不降而致者，以炙紫菀20g使肺气肃降，既止咳又通便。此乃宗北宋史载之用大剂紫菀治奸相蔡京便秘之法的变用，均本“肺与大肠相表里”而采取的通肠泄肺之法。临床咳喘发热，胸闷喘促，痰黄量多（多属急性支气管炎、哮喘、肺炎、胸膜炎等），李老常用麻杏石甘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苇茎汤合鱼腥草、败酱草、金银花、连翘、羚羊角粉化裁。若兼鼻塞不通，加黄芩、射干、辛夷、苍耳子、薄荷以蠲除痰热，宣肺通窍。支气管扩张属中医咯血范畴，李老认为一般用“百合固金汤”可效。但对外无风邪侵袭，内有肝肾不足，使水不涵木，肝风上扰致木火刑金而咯血者，当滋水涵木为要，自拟“滋肾清肝汤”（即六味地黄丸加玄参、麦冬、女贞子、花蕊石）而效著。他指出咯血不止者多属肝胃火炎，灼伤阳络而迫血妄行，可用唐容川之清阳宁血汤。对咯血不止，口臭，色鲜红，脉弦数，关脉尤显之肝胃火亢者极妙。若见咳嗽不爽而后咯血者，为肺燥伤阴，应以清燥润肺止血法，但要注意参入活血，以防留瘀。李老认为当肺病伤及脾胃，子病及母而咳喘时，用培土生金法以培其生化之源，一般可使痰化咳止，而为促使药效加快，化痰降气药亦当酌用，因此他善将“六君子汤”合“苏子降气汤”加味；肺肾阴虚者用麦味地黄丸加玉竹，佐以降气清痰，如桑白皮、枇杷叶、贝母等；肺肾气虚，肾不纳气者用金匮肾气丸加冬虫夏草、巴戟天、五味子，虽应以温补为主，但若为外感诱发，仍应佐以一些解表之品，否则会致邪恋不去。

李老强调防治老年病时，应特别重视对肺的防治，因为肺卫是百病之母，是老年人发病的第一关，也是老年病的主要病因之一。如老年性肺炎多由外邪诱发，可伴发热或不发热；有的无明显症状，或只见嗜睡，这是很危险的现象，应及时治疗。在肺炎恢复期，应以扶正健脾，润肺养阴来调整人体阴阳，酌情祛邪，使正复邪祛，平衡恢复。

（二）留人去病，顾护正气

李老在长期的医疗保健工作中发现：人与疾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常态，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临证当正确处理扶正与祛邪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治未病乃抗老防衰之关键，并从基础理论与具体用药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人的一生要经历“生、长、壮、老、已”五个阶段，乃是人体由生到死的全过程，盛极渐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而李老的主治方向以诊治老年病为主，据此认为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即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而逐步地衰退，五脏功能亦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在这一过程中，五脏中的肾衰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发生关系尤为密切，这在老年人呼吸系统疾病中亦表现十分明显。

在长期诊治老年病过程中，李老发现在正虚基础上，患者表现不是纯寒、纯热或纯虚、纯实，也不是只涉及到一脏一腑，而是虚实夹杂、寒热互见，且不少人因数病缠身，每天常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这些药物不仅有各自不同的副作用，且彼此常相互拮抗，导致病情错综复杂，缠绵反复，而且越是高龄，越是疾病后期，这个特点越是突出，越不容易重新恢复阴阳平衡，所以由衰老引发的许多不适与疾病是生命后期的必然，李老通过五十载对老年病的诊治，认为人与病长期共存是老年人的生存状态，他常奉劝一些身患多种慢性疾患的老人，切不可因病难以彻底痊愈而频繁易医求治，应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与病共处，带病延年。

针对老年病的特点，李老主张在对疾病的辨证中，首当分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根据主证确立施治大法。纵然病情复杂，矛盾重重，遣方用药时仍须遵循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繁中有序，杂而不乱，力争做到理法方药一气贯通。

顾护正气，留人而后治病，是李老诊治疾病的又一特点。他强调治老年病，用药必须补勿过偏，攻勿过猛，尽量平和。他反复强调，只要正气尚存，就有一线生机，因此顾护正气为老年保健的根本大法。尤其是病情危重时，更应以扶正为当务之急，以冀正旺则邪可自祛也，此即古贤所谓“留人治病”之要旨。

在临证中他还特别注意固肾与调理脾胃。他经常询问患者食欲如何、排便是否正常、有无腰腿酸痛、行动坐卧是否便捷等，以了解患者先后二天的状况，并常根据病情加入和胃健脾、补肾填精之品，这是他对明代大医汪绮石《理虚元鉴》所言“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补肺、补脾、补肾，治虚之道毕矣”这一治疗思想的深刻领会与灵活运用的具体体现，学者切不可忽视之。

（三）喜用甘寒，善用药对

李老较少使用大苦大寒、大辛大热及腥秽碍胃之品，如龙胆草、黄连、苦参、大黄、附子、川乌、草乌、细辛、乳香、没药、地龙、全蝎等，即使使用也必是中病即止，或同时佐以和胃解毒药物，以防发生毒副反应。对峻猛攻伐及有毒之药，如芦荟、芒硝、木通、二丑、大戟、甘遂、水蛭、虻虫等，则几乎不用，恐老年人难以承受而发生各种严重的毒副反应。他在抢救危重症时，尤重扶助正气，固本培元。临证时独参汤、生脉饮、十全大补汤是其常选用的方剂。

李老善用甘寒药。究其原因，他告诫后学：一是他所治多为老年人，大多数对药物耐受力差，甘寒较苦寒之品易于耐受；二是患者多为北京居民，受北方干寒气流的影响较大，且周围又有不少以生产钢铁煤电为主的大工业城市（如邯郸、唐山等），空气粉尘偏多，另北京靠近内蒙古，冬令偏于寒冷干燥；春季风沙又多，易耗人体阴津，而助燥邪发病；夏季雨水相对集中却时间不长，雨季一过，即易出现气候（或空气）干热的情况；秋天虽为北京最好的季节，但却正是燥邪主令之时，因此苦辛温热的燥湿药（如干姜、草豆蔻、苍术、厚朴）及易化燥伤阴的大苦大寒之品（如黄连、黄芩、苦参、龙胆草等），一般情况下，当然不如用甘润柔缓之味为好，但若遇雨水过多的夏季，他也改甘润之品为温燥之味，以应因天气的变化导致的病情需要。他能够时时以“三因（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学说来指导处方遣药，反映了他深厚的中医理论功底，亦被临床证实是十分正确的。三是苦寒药口感差，恐患者不能坚持服用，但甘寒之品却无此缺点。

善用药对是李老用药的另一显著特点。他继承了恩师施今墨善用药对的经验，处方遣药，常或一寒一热，或一升一降，或一气一血，或一散一收，达到了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却浑然一体。